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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挽救、发展和保存中国的农村村社？
——学习马克思关于中国社会问题的指示（1）
马克思认为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是亚细亚所有制，土地公有制以及村社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的结合，说明中国几千年是古代共产主义。可见中国几千年并不是封建社会。因为，几千年中国农民生活在村社中，并没有和土地分离，所以，就没有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因而就不可能发展到资本主义！
1，中国的村社组织是原始公社的最近类型的公社。
原始公社的生命力比闪族社会、希腊社会、 罗马社会以及其他社会，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力要强大得多！所以，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最终结果，就是建立一种新制度。这种“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高级的形式下的复活。作为最近类型的中国村社就是这种古代类型的公社。所以中国的村社是中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和一种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换句话说，中国的村社组织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消灭以后要建立的共产主义“公社”。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要挽救、发展和保存中国的村社！
2，中国村社可能发展的命运
中国村社是最近类型的原始公社，它不同于较古类型即夏商以前的原始公社的地方是：首先，较早的原始公社都是建立在公社社员的血缘亲属关系上；而中国村社则割断了这种牢固而狭窄的联系，就能够扩大范围并保持同其他村社成员的接触。其次，在村社内部，房屋及其附属物——园地，已经是农民的私有财产；可是远在引入农业以前，共有房屋曾是各种原始公社的物质基础之一。最后，虽然耕地仍然是公有财产，但定期在村社社员之间进行分配，因此，每个农民自力耕种分配给他的田地，并把产品留为己用；然而在较早原始公社中，生产是共同进行的，只有产品才拿来分配。这种原始类型的合作生产或集体生产显然是单个人的力量太小的结果，而不是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结果。
正是中国村社所固有的二重性就能够赋予它强大的生命力，因为，一方面，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联系，使村社基础稳固，另一方面，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那种与较原始的公社条件不相容的个性获得发展。
但是，这种二重性也可能逐渐成为村社解体的根源。撇开敌对的环境的一切影响不说，仅仅从积累牲畜开始的动产的逐步积累，动产因素在农业本身中所起的日益重要的作用以及与这种积累密切相关的许多其他情况，都起着破坏经济平等和社会平等的作用，并且在公社内部产生利益冲突，这种冲突先是使耕地变为私有财产，最后造成私人占有已经变成私有财产的村社附属物的森林、牧场、荒地等等。正由于这个原因，中国村社到处都是古代社会形态的最近的类型；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古代和现代的西欧的历史运动中，“农业公社”时期是从公有制到私有制、从原生形态到次生形态的过渡时期。从而导致了西欧的资本主义。但是不是说中国的村社也要和西欧古代公社一样从公有制到私有制的发展呢？绝对不是！中国村社的构成形式只可以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3，中国村社的选择应该是集体因素战胜私有因素
中国的村社一直保存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同时也和资本主义并存了几百年。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地块个体耕作转化为集体耕作，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有助于他们从小地块劳动向合作劳动过渡；最后，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中国社会，也有义务给予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中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村社中来。
中国的村社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造成它的软弱性以及同各方面的敌对状态。这就是它的孤立性，村社与村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而保持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并不到处都是这种类型的公社的内在特征，但是，在有这一特征的地方，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就使一种或多或少集权的专制制度凌驾于村社之上。这种孤立性在最初似乎是由于领土辽阔而形成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又由于外族人入侵以来中国遭到的政治命运而加强了。在今天，这个障碍是很容易消除的。也许只要用各村社自己选出的农民代表会议代替乡这一ZF机关就行了，这种会议将成为维护它们利益的经济机关和行政机关。
中国村社的进化将是逐步的，第一步可能是在它目前的基础上为它创造正常的条件。
因此，从理论上说，中国的村社可以通过发展它的基础即土地公有制和消灭它也包含着的私有制原则来保存自己；它能够成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它能够不经历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制度单纯从它可能延续的时间来看，在社会生活中是微不足道的），而占有资本主义生产使人类丰富起来的那些成果。但是我们必须从纯理论回到中国现实中来。
4，中国村社如何用集体劳动代替私人占有的劳动
要使集体劳动在农业本身中能够代替小地块劳动这个私人占有的根源，必须具备两样东西：在经济上有这种改造的需要，在物质上有实现这种改造的条件。
关于经济上的需要，只要把村社置于正常条件之下，就是说，只要把压在它肩上的重担除掉，只要它获得正常数量的耕地，那么它本身就立刻会感到有这种必要。中国农业只要求有土地和用比较原始的工具装备起来的小地块农民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个时期之所以很快地成为过去，是因为对农民的压迫耗尽了农民的土地的地力，使他的土地贫瘠。现在，农民需要的是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况且，现在他们连种两三亩土地都还缺乏各种最必要的农具，难道把他们的耕地增加到10倍，他们的状况就会变得好些吗？
关于物质上有没有实现这种改造的条件，就表现在设备、肥料、农艺上的各种方法等等集体劳动所必需的一切资料，到哪里去找呢？中国村社比同一类型的古代公社大大优越的地方正是在这里。中国的村社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保存下来了。因此，它目前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它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时存在为它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它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中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利用机器进行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实行合作劳动的农业经营。至于最初的创办费用（包括智力上的和物质的），中国社会有支付的义务，因为它长久以来靠村社维持生存并且也必须从村社中去寻找它的“新生的因素”。
中国村社的这种发展是符合我们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的，对这一点的最好证明，是资本主义生产在它最发达的欧美各国中所遭到的致命危机，而这种危机将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高级形式，回复到集体生产和集体占有而告终。
5，中国的村社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资本主义的崇拜者，总认为中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的理由是，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中国也不例外。马克思的回答是，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归根到底这里所说的是把一种私有制形式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形式。但是，既然中国农民手中的土地从来没有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那么中国则相反，它是资本主义所有制代替共产主义所有制的问题。
中国村社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就要使中国村社解体，证明中国村社必然解体的论据是，回顾一下遥远的过去，我们发现西欧到处都有不同程度上是古代类型的公有制；随着社会的进步，它在各地都不见了。为什么它只是在中国免于这种遭遇呢？
马克思的回答是：在中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独特结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村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中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同时，它也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
资本主义的崇拜者们有理由根据西方事态的发展做出的唯一结论可能就是：中国要想在自己国内确立资本主义生产，就应该从消灭村社所有制、从剥夺农民即广大人民群众着手。
6，中国村社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剥夺农民
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定将在中国获得胜利，那末，绝大多数农民即中国人民定将变成雇佣工人，因而也会遭到剥夺，剥夺的办法是他们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先被消灭。但是，不管怎样，西方的先例在这里完全不能说明问题。
首先，在西欧，土地公社占有制的灭亡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诞生之间隔着一段很长的时间，包括整个一连串的经济上的革命和进化，而资本主义生产不过是其中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神奇地发展了社会的生产力，但是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它同自己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本身是不相容的。它的历史今后只是对抗、危机、冲突和灾难的历史。结果，资本主义生产向一切人（除了因自身利益而瞎了眼的人）表明了它的纯粹的暂时性。欧洲和美洲的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民族，正力求打碎它的枷锁，以合作生产来代替资本主义生产，以古代类型的所有制最高形式即共产主义所有制来代替资本主义所有制。
可是，中国村社的情况同西方原始公社的情况完全不同。中国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土地村社占有制保存下来的国家，同时，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中国吸取这种生产方式的肯定成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村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中国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形式是古代类型的最现代的形式，而后者又经历过一系列的进化。
如果资本主义的崇拜者要否认现代农村村社上述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么，可以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为了获得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工业的孕育期呢？也可以向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股份公司等等）一下子就引进到自己这里来呢？
7，资本主义崇拜者剥夺农民的手段
要剥夺农民，不必像在英国和在其他国家那样，把他们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同样，也不必用命令来消灭公有制。请你们试一试，从农民那里夺取他们的农业劳动产品一旦超过一定的限度，那么，你们即使动用宪兵和军队也不能再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土地上！罗马帝国末年，各行省的十人长（不是农民，而是土地所有者）就抛弃自己的家园，离开自己的土地，甚至卖身当奴隶，只是为了摆脱那种不过成了官方无情压榨的借口的财产。
资本主义崇拜者利用国家使农村村社处在不正常的经济条件之下，并且，国家借助集中在它手中的各种社会力量来不断地压迫村社。由于国家的财政搜括而被削弱得一筹莫展的村社，成了商业、地产、高利贷随意剥削的任人摆布的对象。这种外来的压迫激发了村社内部原来已经产生的各种利益的冲突，并加速了村社的各种瓦解因素的发展。但是，还不止如此。国家靠牺牲农民培植起来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样一些部门，它们丝毫不发展农业生产能力，却特别有助于不从事生产的中间人更容易、更迅速地窃取它的果实。这样，国家就帮助了那些吮吸农村村社本来已经涸竭的血液的新资本主义寄生虫去发财致富。
总之，那些最能促进和加速剥削农民（中国的最巨大的生产力）、并最能使资本主义崇拜者发财致富的一切技术和经济手段，都在国家的促进下过早地发展起来。
破坏性影响的这种促进作用，只要不被强大的反作用打破，就必然会导致农村村社的灭亡。
但是要问，为什么从农村村社的现状中得到好处的所有这些利害关系者（包括ZF监护下的大工业企业），合谋要杀死给他们下金蛋的母鸡呢？正因为它们感到“目前这种状况”不能继续维持下去，所以感到现在的剥削方式已经过时了。由于农民的贫困状况，地力已经耗尽而变得贫瘠不堪。丰年被荒年抵消。农业生产不仅停滞，甚至下降。最后，出现了中国不仅不能输出粮食，反而必须输入粮食的情况。因此，不能再浪费时间。必须结束这一切。必须创造一个由比较富裕的少数农民组成的农村中间阶级，并把大多数农民干脆都变为无产者。正是为了这一目的，资本主义的崇拜者才把村社所受的创伤说成是村社衰老的自然征兆。
正当人们吸着公社的血、蹂躏它、耗尽它的地力、使它的土地贫瘠的时候，崇拜资本主义的文坛奴仆却以嘲弄的口吻指出，村社所受的创伤正是它自然衰老的征兆；并宣称，村社的灭亡是自然的死亡，缩短它的临终的时间是一件好事。因此，这里涉及的已经不是有待解决的问题，而简直是应给以打击的敌人。
以上就是马克思对中国的村社组织的发展也就是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的具体的指示！！！中国要发展保存村社组织！不要剥夺农民的资本主义！
（学习《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体会）
劳动者 2014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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