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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杨卫用一组数据说明自1996年以来，中国的研究能力和学术产出发展迅速，但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在学术成果大幅提高的同时，学术诚信却越来越遭到质疑；二是尽管学术产出数量增幅大，但质量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他举例说，2010年，《浙江大学学报（英文版）》编辑部主任张月红对编辑部收到的5000多份国内外投稿，用CrossCheck软件进行检查，结果发现约有1700多篇（即31%）的论文存在不合理引用和抄袭情况。随后，英国《自然》杂志就张月红发现的这一情况，刊登了题为“中国某期刊发现31%的投稿存在抄袭”的稿件，在中国学术界引起极大震荡。
“学术诚信影响了中国学术界的声誉。造成学术不端和科研失范的原因有很多，如：竞争压力、急功近利、经济成本、监督机制等，但更重要的一点，还是科学评价的施压。”杨卫说。
“现在对一个单位的评价都是拥有多少院士、‘千人’、‘杰青’、经费以及多少重点项目、奖项等；对个人的评价则是发表多少文章，实验室面积有多大、实验经费有多少、获得过哪些奖励。”张宏说。
中国科协常委会科技工作者道德与权益专委会委员康克军则指出，目前科技评价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强调文章、SCI文章、科研项目、科研经费、学科数、博士点和硕士点等的“数量和文章导向”；强调年度发表论文数、科研项目数、科研经费数和获得奖励数的“短期导向”；强调本人是否是文章的第一作者、是否是本项目负责人、是否是成果的第一完成人的“个体导向”等。由此造成片面追求数量，而质量低、水平低，不择手段争取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科研成果没有效益、甚至成果造假。此外，科技创新个体化，“谁也别掺和谁”，团队建设越来越难，越来越不能打硬仗。
曾在中国科技大学工作10年的中科院监察审计局局长李定也指出，由于评价体系的“推波助澜”，使得很多大专院校热衷于规模效应，一般本科院校热衷于增设硕士学位点，重点高校则热衷于建设一流研究型大学，造成办学模式趋同，学科设置重叠。
他说，国内某大学的评价中，人才培养指标占总分的60%左右，办学规模越大得分越高，培养层次越高得分越高，即培养一个专科生只有0.4分，而培养一个博士生则有20分。“有点类似于企业500强，销售收入越高排名越靠前。但大学排行应质量优先，一流大学的建设与企业不一样，企业允许适度亏损，人才培养不能出残次品。”李定说。
他举例说，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每年仅招收200多名学生，毕业生大概只有2000名。这个学校只发文凭，不授学位，要想获得博士学位，可在这里培养，但必须到别的高校注册。按照中国某些大学评价的排名，巴黎高师恐怕要名落孙山了，但这个学校却培养出13位诺奖得主、10位菲尔兹奖得主，还有生物学之父巴斯德、蓬皮杜总统和两位总理等。
一份中科院的调查显示，科研评价和激励机制的导向是科研诚信的最主要影响因素。专家认为，科学评价是把双刃剑，过度的评价会触发科研的不端行为。
云南民族大学校长彭金辉把“急于发文章、急于拿学位、急于出著作、急于评职称、急于拿奖项、急于当导师”的现象称为：将“十年磨一剑”的执着与艰辛变成“一年磨几把小刀”的短期速成。
而一直让张宏费解的是，为什么学术不端和科研失范大多是网络和媒体发现的，而不是科学共同体发现的？“我们的科学评价体系、监督机制、惩罚措施在哪里？”
对此，中国科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张勤坦言：“科技评价体系还存在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第三方评价机制不健全；科技评价规则有时执行不严，流于形式审查；监督及处理的手段太弱，导致审查、评价过程中形成寻租和腐败，违规代价过低等。”
他分析说，目前，评价指标不全面，有些在操作上过分简化，使得对于某些群体的评价不科学、不公平。比如，某些单位对科技工作者只以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数、部委级课题承担数等进行考察，而忽略了学术内容和实际贡献。同时，评价的操作不严格，只重形式、不管内容，评价时只找熟人或有学术关系的圈内人，互相捧场。此外，外行评内行，权力左右学术评价。由于评价权、审查权往往依附于行政权，评价工作常常要听命于行政权力；由于对评价的监督不够，使得评价不透明，就会发生暗箱操作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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