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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震慑是在建立法治市场吗？
2014/6/24 FT中文网
认为反腐是权力派系斗争的人，有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当薄熙来与令政策先后锒铛入狱，我们看到的不是派系斗争与派系平衡，而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试图力挽狂澜的最后努力。
拒绝贪腐是其中的重要步骤。很多人会引用电影《建国大业》中蒋介石退台之前的一句台词，反腐败，亡党；不反，亡国，难啊。在电影场景中，此时蒋氏父子在松树旁一坐一立，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但谁也不会忘记，民国末年恰恰是这对父子的亲属成为最大的、“死不悔改”的既得利益群体，无论是套汇还是套利，无论是披着国有外皮的权贵企业欺凌民企，都有孔氏与宋氏家族的身影。小蒋打虎失败，这是关键因素。
从历史纵向比较，中国人目前吃得饱、穿得暖，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脱贫成绩全球瞩目。2013年3月14日，联合国在墨西哥城发布《人类发展报告》指出，由于最近几年扶贫工作取得意外进展，到2030年全球至多80%的中产阶级将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支持人类发展指数（HDI）取得进步的是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中国和印度的人均经济产值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增长了一倍。身处微观市场的人绝没有宏观数据显示的那么乐观，横向与文明国家比较，很多国人看到的是贫富差距悬殊，权贵企业横行，创新能力缺失，是经济结构与中产收入陷阱，而人们所期盼的道义、公平、财富增长、民企复苏，并没有在这些乐观的微观报告中有所体现。
公民的幸福感与愤懑感并不来自于抽象的宏观经济数据，而是来自于本地经济状况、地方政府守信与否、邻居通过什么手段发财致富、环境污染后癌症比例是否上升，这些现象是具体而细微的。如果不能解决这些基本问题，民间暴戾之气将日益盛行，警察将以枪支对待连菜刀都要实名制的公民，而贪腐不仅存在于高阶官员中，连一些落后地区最基层的村干部都在肆无忌惮地鼓励家人攫取贫困补贴，硬生生从五保户嘴里夺那么丁点口粮。
腐败的现实让人沮丧，但举刀并非最好的选择，建立法治体系才是关键，真正实现所有公民人人平等，目前的主要困境来自于选择性法治体制，来自于政府信用沦丧。甚至城管在多数人眼中已经沦为恶犬的象征，而这些人恰恰是树立政府信用最重要的基层行政执法者。
只有建立法治市场经济，才能建立契约和信用的根基，中国社会才有救。以新文化运动、文化革命拯救中国，被证明只是乌托邦的幻想。
没有法治就没有真正的市场。相比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处境，非公经济公平政策屡屡遭遇玻璃门，央企事实上拥有几乎一切重要的廉价资源，石油、天然气、贷款等等，当一家民企获得了廉价的资源时，人们有理由怀疑这背后是权贵作祟，不幸的是，事实往往印证了民间的猜测。
2013年9月3日，《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中石油前任董事长蒋洁敏可以毫无顾忌地从中石油的帐上汇出千万元，为权贵“抹平创伤”;蒋洁敏任内主导的海外收购以及国内油田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合作项目疑点颇多，有深喉指出：“在那些地方，花几十亿美元收购的项目，之前说是资质良好，结果轮到中石油自己开采，才发现其实资源贫乏。海外还有专门的机构，专门做这种把贫矿包装成‘富矿’的‘以贫扮富’的生意，卖给中石油赚钱。”
法治与监管一齐缺失，使中石油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权贵的钱袋子，大官大贪、小官小贪，蔚然成风。一旦民企进入重要经济领域，就有舆论高呼，国家经济不安全，似乎民营经济天然卖国、而央企天然爱国。目前的反腐事实清晰地展示，只要是权贵企业与低效国企，都会让中国经济更不安全，撕毁了中国经济的所有堤防。
意识形态化的经济不会更安全，也不可能产生法治市场，无论是国企也好，民企也好，在同一个游戏规则下行事，进行同样的博弈，中国经济才可能摆脱权贵阴影。因此，目前在反腐这枚硬币的背后，建立一套法治体制是当务之急，为反腐而反腐，没有制度保障，新一轮的权贵将迅速占据旧权贵留出的空隙，以更贪婪之胃席卷市场财富。
目前处于对权贵的震慑期，这一阶段是必要的。6月21日，审计署公布了11家央企2012年财务收支审计结果，肥得流油的中国烟草总公司，以及掌握安全命脉的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牵涉军工的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中石油与中石化，以及亏损的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风波不断的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均在审计之列。截至5月31日，经整改挽回和避免损失32.96亿元，对190名相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处理，其中厅局级干部32人。
人们津津乐道的是，裸官已经被清出官员上升序列，为国泰君安效力长达十年的前任总经理陈耿主动去职，就与妻儿手握国外护照有关。《北京青年报》6月12日报道，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明确选拔干部要“以德为重”，其中不得被提拔的六种干部中包含“裸官”。金融圈里，家属尤其是子女，在境外上学、持有境外护照非常普遍。今年春节后，很多人都选择了召回家人。其间，陈耿也上报了家庭成员情况，他的妻子和三个子女均持有境外护照。陈耿妻子也选择了回国，目前也仍在国内。据悉，为了保证孩子的学业，陈耿并没有叫孩子停学归国。政府清退裸官动了真格，社会之所以还对现状保持部分乐观，正是因为目前的反腐，那些认为反腐将动摇根本的理论，不过是权贵阶层为自己找的遮羞布罢了。
社会追问的是，震慑之后怎么办？难道年年搞运动以保持政府廉洁吗？这显然不现实。明初朱元璋时代贪腐官员性命朝不保夕，制度却没有丁点改进，致使朱元境坐立难安，很难理解贪官为何越反越多。现代法治才是安身立命之所，以央企而论，避免有利益关联的国务院国资委成为央企的监督者，由审计署每年抽查，以严厉的民事赔偿举措惩戒权贵利益输送，才能有效制止央企权贵化。
法治缺乏尊严，已经使市场信用危如累卵，中国食品在国际上遭到冷遇，投资者在A股市场，除了打新股，已经不相信公司会有什么信用，不相信财务报表会是真实的，这两年股市低迷、只有个别概念股被热炒，说明了一切，中国的股票市场遭遇空前的信用冻结与金融冻结。无法治就无信用。
处于震慑阶段制度建设的前期，对制度建设悲观或者乐观言之过早，市场在清除蛀虫填补空洞，法治建设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如果中国建立严格的法治社会，市场有望，则中国未来有望;如果选择以大范围的贤人治建立市场经济，寄希望于官员道德，中国市场不可能有希望。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以寻衅滋事等名义让一些律师消声，并不能树立法治的尊严。法治是在一个个案例、一个个公开博弈中形成的，法治与政府信用同样在此过程中得到捍卫。
无论是新加坡，还是上世纪50年代的韩国，精英治国、市场发展的背后，都是严格的法治与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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