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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张之争最近发生在杨小凯纪念会上的争议让人失望。
两位经济学家的观点没有改变，我们看到的是两种主要经济理论、两种不同发展模式在新路径、在中国新经济背景下的又一轮交锋。
张维迎先生是典型的市场派人士，主张由市场发挥作用，出清库存，否则价格必遭扭曲，资源错误配置，病情越来越重，“大量的事实证明，ZF无论怎么做都不可能做的更好。”而林毅夫先生一如既往地主张ZF的作用，讨论的重点不应该是“ZF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ZF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如果要ZF去协调，当然有可能失败，但是没有ZF协调更失败”，“企业家精神很重要，但是企业家要发展新产品，此前的那些公共知识和基础设施，要是没有国家的投入，实际上也不会出现。”而张维迎先生以孔子为盾掩护，“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孔子不是ZF资助的。创造思想不一定需要ZF资助。”
任何学术争论想要走向深入，详尽的数据与事例论证是不可缺少的。最近法国经济学家托马·皮克提（ThomasPiketty）的新书《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Twenty-First Century）成为全球畅销书，引发强烈反响，不管皮克提是不是一个左派，他详尽的税收数据统计证明了全球贫富分化的严峻形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西方社会由一个继承来大量财富的寡头阶层把持，而现在我们回到了一战前的老路。这条路将带来贫富分化、镀金时代与残酷的战争。此书之所以在全球尤其是西方世界引起巨大反响，现实的压力就是最现成的说明。
中国问题非常复杂，因此需要更详尽的数据分析。
联合国以及其他机构的数据，显示了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为人类脱贫数据的根本性好转所取得的作用。毫无疑问，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所取得的成果，是在庞大的政治权力的领导下取得的。但上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民生大倒退，同样是庞大的政治权力酿成的惨剧，我们需要分析的是，前后三十年权力架构的作为发生了哪些根本区别，使中国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谓“改革”、“开放”从数据上来看，将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从开放以来，中国制造品的市场、价格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在此过程中，什么样的因素约束了中国制造业维持在低劣的价格竞争上。笔者曾经从黄亚生教授的《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与国家》一书中得到某些结论，ZF干预与GDP竞争，使得资源如何扭曲配置，使得产能过剩与低端竞争变得不可逆转。从其他文章中可以得出结论，无论是巴西还是阿根廷，最终经济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抗衡，都是ZF过度参与经济运作的必然结果。该书的事实案例与数据能够详实地印证这一观点。
从硬币的背面看，历史也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思维框架。如牛可先生所说，历史的智慧意味着充分体会到，静态的的观点总是不足的、危险的、过于简单化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显示，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非常复杂，ZF原教旨主义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系统性地排斥了对自己不利的证据，也就是系统性地排斥历史的复杂性。市场与ZF的关系可以参照格龙申科的经济史系列著作。
资本主义崛起时，强人政治与精英统治成为某些后发国家的主流选择，如德国的俾斯麦与上世纪50年代韩国的朴正熙统治，没有这些强人，很难想像这些国家有今天的发展。但阿根廷有庇隆，印尼也有苏哈托，这些强人并没有起到朴正熙在韩国历史发展发展中的关键转折作用。因此，在强人背后一定有系统性的其他复杂因素，如人口、文化、市场契约土壤以及强人个人因素等种种原因，历史现实是由合力、而绝非单兵突进的某种单股力量形成。
巴西、阿根廷、东南亚四小龙在发展的过程中，其关键因素法治契约精神遭到破坏，而韩国等则通过《辩护人》等案例一点一滴地建立起法治社会的准则。即使对于社会较为公认的法治国家观点，也需要严密论证。这正是经济学家、经济史家等各方面专家应该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很遗憾，我们目前看到的很少。
韩国与日本有了法治，仍然会有经济周期，如日本的文化、市场范围、外贸环境等因素会让日本失去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但绝对不会让日本陷入阿根廷式的中等收入国家的泥潭。
如果学凯恩斯，请学到底，凯恩斯是教授，也是ZF政策的重要参与者，更是成功的股市投资者。他对于ZF、市场双方都有深入的了解，绝对不会偏激走极端，站着说话不腰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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