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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张维迎之争：请摆脱皮毛、深入骨肉
近几天，林、张两位经济学家的口舌博弈甚嚣纸上。这场争论似乎因于中国经济从飞跃到落地时的艰难窘境，即如何走出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有人认为，林、张之争既代表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历史冲撞，又代表了“市场干预”与“市场自由”的两大理念。然而，作为经济学家太看重学科语境下的社会发展选择，忽略了更完全的社会运行期待。知识精英要承担的不仅是个体人性的责任，还应该承担民族的、国家的责任。在世界主义流滥的当下，不可回避的是，这个世界的竞争关系仍然离不开民族国家的群体认同。在这样的情怀语境关照下，林、张之争不免需用更广阔的视野去理会。
- 历史基础
实际上，林、张之争仍然可谓是近现代语境下“中国选择”问题。晚清的失败是中国走入近现代的时间节点，在落后挨打的局面下，在成者王侯败者贼的功利下，在进化论的时间价值维度中，晚清以来的中国在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时不免选取“西方经验”。然而，中国社会的历史根源和方向自古与西方不同，只以一次性的西方成功作为必然选择，而没有认真思考历史由来与历史机遇的关系，正是造成当下整个中国社会迷失困惑的关键。不开解“历史”这把锁，仅仅局限于近现代的成功者经验，我们无法真正走出过去，也无法明确迈向未来，这才是更需要深思的“陷阱”。
- 社会基础
人是社会的个体化构成，经济学是社会的组成领域，放在社会范畴下考量人的经济行为，才能有可能理解个人奋斗与整体诉求、物质创造与社会共谐的关系。从“禹敦序九族”始，中国社会便构成了以血脉为纽带的等级关系，这种关系表面上早已破解，但“人情社会”以及“裙带关系”仍旧沿袭。这种伦理放在经济学的考量下，与“市场经济”发生了内在冲突，而解决这一冲突不可能靠所谓的“看不见的手”——单纯的经济目标倘若没有伦理基础，必然会导致群己关系的冲突混乱。正如根植于中国人观念、导致历次社会变革的“均天下”的理念一样，当中国社会跑脱了这种社会伦理，经济发展就将为社会动乱所取代。
- 文化基础
人并非纯粹的动物，其有多方位、多层次的精神愿望与心理诉求，其反映便是庞而统之的“文化”。中国人早已形成了“儒、道、释”三合一的文化根底，这种根底强调修身、取义、忘我、度人，放在经济学要义中考量，便出现了“重义轻利”之类的心理情结。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只要进入“以利驱义”的拜金主义时代，便在文化心理的深层产生纠结与矛盾。“经济学”倘若不能融洽到“文化”中去，同样会成为社会动荡的内在因素，成为影响经济运行的社会化因素。举个极端例子来说，电信诈骗是一种“市场经济”行为，但它破坏的是中国人深层的伦理底线，这可能会导致以恶制恶的“恶性循环”，这种心理方向恐怕是经济学家始料未及的。
- 观念基础
社会的经济运行、个人逐利行为与宏观经济决策的顺利运行，既要有相适宜的“现实经济基础”，也应该有软性的、全社会的、由内到外的“观念认同”。这种“观念”主要有“世界观”和“价值观”。广泛而言，还需要多层次、各群体的“亚文化”范畴的观念认同。晚清以来，中国的世界观开始走向“世界主义”，价值观则在价值认定与价值评价两个维度全面西化。然而，深层的文化体质尚在。换言之，中国人的观念体系的内核和深层仍然是“中国芯”，而外在的期待却是“外国货”，这导致的现象便是从个体到整体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混乱”，行为表现便是一手抓利益、一手抓德行，其落点反而是极度的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纯粹的原始取向。在这样的观念体系下，一方面造成经济理念、政策无法真正落地生根，一方面是种种“背离”。因此，重构世界观与价值观似乎比林、张之争于当下国人更加重要。
- 理论基础
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是在近当代西方经济学知识语境的基础上产生的，前者可谓规范经济学的梦遗，后者则是实用经济学的滥觞。单从“市场经济”理论来看，它是在凯恩斯经济学失效后重拾亚当·斯密思想，只是在其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美国新模式中走向前台（比如里根经济学）。并与个人自由、机会均等的政治理念相结合，而成为众所求宗的经济学“神道”。如果我们认真思考“市场经济”的理论前提，发现它不过是美好的想象，反倒有些老子的味道。然而，无论是信息的完全公开，还是主体的自由进出，其实都是不切实际的可能性，不仅在于群体生活者看起来还离不开政治，就是资本垄断也渴望“肥水不流外人田”。更主要的是，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在于其用潜在的金钱利益刺激出人性的贪婪，这大可激发人性的潜力，却易造成社会的不和。正如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肇始于伦理学一样，西方经济学者和哲学家早已或正在反思这种由进化论、个人至上导致的社会问题。而计划经济及其后的市场干预经济学无论以何种面目出现，都难以调和宏观决策与经济个体的利益关系。因此，对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反思应该放到上述更广泛的领域，才能为中国经济走出困境提供有效思路。
- 国外经验与历史经验
在我们“追英赶美”的模仿中，我们曾经只看到英国产业革命和对外贸易等“模式”的成功，没有能注意到英国自伊丽莎白时代开始的国内酷法与其后的殖民地掠夺，同样没有看到克伦威尔时代清教徒为资本积累付出的巨大牺牲；当我们看到美国在“新自由主义”下的成功时，同样未能充分关注美国人所获得的“二战契机”以及其作为“老大”和“移民国家”的多重因素；当我们看到日本模式、德国模式时，也未能注意到这两个经济强国成功的主要因素绝非个人自由，而更多的是团体精神；当我们看到欧洲曾经强大的时候，正在忽略极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西班牙、希腊的衰落……如果不看到这些西方国家之所以成功的条件，不评价其正走向衰落的因素，单纯的从阶段性进行功利化的简单模仿，我们恐怕难以获得真正属于自己的成功。正如乔布斯传记无法培育出另一个乔布斯。
历史经验不限于国外，还存在于中国。推溯而言，当初管仲的改革未必不是所谓的“先富民、后富国”的市场经济路数，然而齐终究亡于秦。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更深沉的反思，而并非局限于经济学理论及应用的狭小范畴。
- 现实关照
林、张之争毫无疑问是现实关照的一种反映，然而这种“反映”似乎要进入更深层次，而不是在迷失的问题中争吵。导致当下中国经济有所失态的有几大因素：长期的外向型经济造成的产业拥堵、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对应所谓的“内需不足”；建立在劳动密集基础上的产业同质化严重、重复度高、企业规模有限，没有形成层次感、结构化和互补性，对应的是产业生态严重失调；恶性竞争、过度功利导致产业走向低劣化，对应的是品质和信任危机；过度地依赖“支柱产业”导致产业失衡，对应的是两头大、中间小的不稳定结构；盲目追新造成的产业浪费……诸如此类。
因此，若想根本上走出产业困境，要摆脱经济学理论约束，有更根本、广阔的思路，这里借一种现象便可探讨产业领域产生的关联性问题。这些年来，在有效需求理论的指导下，消费拉动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能量。其产业体现之一便是房地产。当ZF出于财政目标、资本出于利益、目标而相结合后，便造成了当下的“被绑架”局面。而房地产经济导致的需求黑洞致使社会资源和个人收入掉入其中，产生更加广泛的不良影响。当资本玩家热衷于击鼓传花时，人心更加唯利是图，这使得原本不健康的经济体质走向虚假繁荣。而诸如贫富悬殊、欺诈、腐败等行为大量发生，都与由上述的“经济基础”促成的社会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市场经济催发人性的贪婪动力、当拜金主义六亲不认、当唯利是图浩然成风、当贪婪受贿四处横行，我们更应考量的不再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争，而是如何抑制人性、复归人心的问题。
不妨直说的是，当下某些经济学家仿佛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喊着诺大的口号，俨然成了一方教主，却往往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无良心何以出良知，无体察何以出真知。（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 王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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