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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中国改革正在向深入发展。需要变革的领域很多：土地制度、金融制度、财政制度、关税制度、户籍制度、国企、审批管制、房地产制度、农业制度、官员制度，等等。谁都能说出一大堆。
这么多领域都需要改革，那么，改革是应该齐头并进，还是有轻重缓急之分？是否有一些领域更重要，应该优先进行？
人们往往根据自己所属行业判断哪个领域的改革更重要。土地专家说土地制度改革最重要。想开银行的说应早日放开金融管制。正为审批头痛不已的企业家呼吁尽快取消种种审批。报道过不少贪腐案件的记者则说反腐败才是头等大事。
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到底谁说的对呢？
我认为，当下最重要的改革是逆转过去十年以来国进民退的趋势，大力推行国退民进，放手进行国企私有化。这是所有改革的重中之重，也是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说改革应该国退民进，估计很少人会反对，但说这是最重要最关键的改革，可能很多人会不以为然。看上去，不少领域的改革都比这重要。比如，很多人认为土地私有化是未来改革的重中之重。
说说我的理由。
首先，改革国企，国退民进，中国政府已经做过一次。朱镕基政府曾经推行过大范围的国企转制。其间经历了不小的政治考验。那次国企转制很成功，为后来多年的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朱镕基时期的财政条件下，政府都能坚持国企改革，那么，以现在各方面好得多的条件，国企改革、国退民进的难度只会小得多。而且，当时顶着压力进行改革得到的种种经验，现在正好可以充分应用。也就是说，这项改革熟门熟路、不是完全陌生的领域，相对比较容易。
当然，难度小并不是主要的理由。主要的理由是国退民进所有具有的独特不可代替的作用。
谈到改革，很多人认为这只是决心和态度问题。未来的道路、改革的方法已经很明确，就看主政者是否愿意改革，或者说，就看主政者是否能克服种种政治阻力、痛下决心推进改革。
类似说法，很容易在听众中引起广泛共鸣，得到高声喝彩，可惜，这并不是事实。改革，并不仅仅是个决心和态度问题，改革更多的是知识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做，下一步具体应该干什么，这始终是最大最困难的问题。
就算大家都同意要进行土地私有化，但从哪里打开突破口？金融制度的改革具体要怎样进行？适合中国的外汇管理办法是什么？哪些政府审批应该取消，怎样取消？减税会不会减少政府收入？收入减少以后，如何解决政府的财政问题？精简公务员怎样进行，具体的第一个步骤是什么……
种种这些问题，指望着高层官员或者经济学家闭门造车，都是不可能解决的。中央硬性推出一个方案，如果得不到各级官员和社会力量的配合，甚至遭到消极对抗，也必然失败。
回想改革开放初期。即使在那种极端贫困、几乎全民共识必须要改革的情况下，具体的改革路径——农村土地承包制——也是最底层的农民摸索出来的。事后可能觉得承包制很简单，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之事，可在当时，并没有谁知道改革的突破口原来在这里。
当时的主政者对改革的认识，就是搞好国企，完善企业经营机制。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农地改革、私营经济的巨大作用。其实想想也很正常。一群多年搞计划经济的人，怎么可能认识到市场经济的种种内在规律呢？
中国改革的重要经验是：中央政府事实上放弃了主导作用，放手让基层和地方的官员民众摸索具体的改革做法。行之有效的，则加以确认推广，成为正式的法律法规。这条经验弥足珍贵，今后应该继续坚持。在这条经验中，包含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观念——人，是唯一可依赖的。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键区别就在于：计划经济只依赖少数计划官员安排各种社会事务。而市场经济则让所有社会成员各负其责、竭尽努力互相协作去共同安排社会事务。由此，这两种体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知识差距。相比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其实就是一个缺乏有效管理的失败社会。饥荒、贫困、愚昧、封闭等计划经济必有的现象，无非是社会管理失败的结果。
市场经济的核心优势就在于，充分利用了人这种世间最宝贵的资源。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充分利用了人这种资源，即使自然资源再匮乏，也能实现繁荣富裕。而计划经济国家，则大量浪费闲置人这种资源，结果也可想而知。不管自然条件多么优越，自然资源多么丰富，照样受穷。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主要知识贡献之一就是：对知识，对企业家才能，也就是对人在经济中的核心作用的揭示。其他经济学派，则往往更关注“钱”“物”的作用，而没有如此突出和持之以恒地坚持“以人为本”的研究方式。
而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则几乎完全放弃了人。他们甚至会产生敌视人、蔑视人的观念。他们用“外国援助”“资源丰富”“运走了大量黄金”来解释别国市场经济的成功，而用“底子薄基础差”“一穷二白”“人均资源少”“帝国主义封锁”来掩饰自己政策的失败。
人这种宝贵的资源，只有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才会被得到充分利用。也因此，只有在市场经济国家中，以人为本，尊重人重视人，才不会是空话，而会成为人们真正接受的伦理。
理解了人的极端重要性，也就知道了改革成败的关键——是更多人加入推进改革的行列，还是更多人加入反改革的行列。
当人们的个人利益和改革深入、改革成功联系在一起时，他们就会想出各种办法推进改革，主动解决改革的种种阻碍。反过来，如果人们的利益来自改革停滞甚至倒退，他们同样会想出各种办法，不过这些办法都是为了阻碍改革，增加改革的困难。
过去十年，之所以各方面改革停滞，甚至大幅倒退，和政府推行国进民退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当更多人进入或依附体制，靠税金或垄断寻租获利时，他们当然会开动所有脑筋去寻找阻碍改革、阻止市场化的办法。
公务员，想出各种办法扩大政府权力，增加政府管制。国企的人，则千方百计地说服政府维持他们的垄断地位，打压民营经济。而那些靠政府圈养的知识分子，则论证反市场化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以此参与政治分肥，得一杯羹。
表面上看，改革停滞倒退涉及各个领域，并不仅仅是国进民退，但要记住，事情都是人办的，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必须看到所有现象背后的人的因素，看到那些通过国进民退加入了反改革阵营，通过改革停滞而获利的人的作用。改革的停滞倒退，是反改革阵营人数扩大的必然结果。
一个精明强干的人，去做企业家，为了降低成本扩大生产，会用各种办法架空、消解、抵制、反对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和控制。可如果他进了政府，当个处长局长，那些原本会用于创造财富的精力，现在就会用于设计掠夺。他会想出各种办法压制市场、扩大权力、剥夺企业。
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的1992年被称为中国改革年。并非巧合的是，这一年，多达12万政府公职人员辞职从商。而停薪留职从商的公职人员，超过了1000万。大量的科长处长厂长书记，摇身一变成为企业家。
在那几年，“下海”成了高频词，发财致富被人们挂在嘴边。有文人哀叹这是“人文精神衰落”，痛心疾首呼天抢地。实际上，这是一个人们纷纷加入支持改革阵营的良好态势，求之不得。至于文人，就让他们哀叹去吧。
政府公职人员下海，尤其是那些曾经担任过较高级别行政职务的人下海，对改革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因为在政府中长期工作过，他们对政府运转的真实规律和种种弊端，比体制外的人有更深入细致的理解。这些知识是高度地方化和细节化的。除非直接从事过多年，否则很难甚至无从掌握。
下海之后，结合他们的经商经验，他们提出的市场化改革办法往往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能够真正解决“到底应该怎么办？”“接下来具体要做什么？”等实际问题，从而一步步扎实有效地推进改革。
改革不仅仅是个决心和态度问题，改革更多的是知识问题。而知识一定存在于某人的头脑中，并在实际事务中碰撞激发。让这些人把知识用来设计改革的方法，而不是用来设计反改革的方法。这显然是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
过去十年的国进民退，不但让“下海”这个词几乎消失，相反，很多原来是企业家的人纷纷“上岸”，孜孜以求进入政府，谋个一官半职。当公务员成为很多年轻人的理想，为此忍辱负重也在所不惜。支持改革和反改革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改革的严重倾斜。
现在，到了反其道而行之，用国退民进把更多人推进改革阵营的时候了。只要能取得这项改革的成功，其他领域的改革，自然会有无数聪明智慧精明强干的人想出种种巧妙的办法来完成。
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看出所谓“顶层设计”到底要设计什么。顶层设计不是要设计改革的种种细节。那是理性僭越，是任何人也完成不了的任务。顶层设计要做的是，想出办法促进人们在各个地方进行设计，进行有利于改革而不是反改革的设计。
做好一件事的诀窍，不在于你自己精通，而在于你是否能找到那些精通的人，并把他们罗致在一起。当你完成这件事以后，成功也就为期不远了。 文/李子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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