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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方显廷是一位被忘记了的重要经济学家。1903年，方显廷出生于宁波，幼时丧父，靠母亲一手拉扯长大。由于家境贫寒，他中学没有上完就被迫辍学，到上海厚生纱厂做学徒。他的老板穆藕初慧眼识英才，资助方显廷读完中学，又出钱送他到美国读书。方显廷先是在纽约大学读本科。读书期间，因为生活拮据，方显廷不得不到处打工，甚至靠教美国大妈们打麻将挣点外快。
1924年，方显廷遇到了他的人生导师何廉。何廉当时正在耶鲁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受到何廉的影响，方显廷也到了耶鲁。拿到博士学位之后，方显廷继续追随何廉，回到南开大学任教。在南开，人人知道：“何不离方，方不离何。”1936年，方显廷发表了一篇题为《统制经济与中国》的论文。他认为，统制经济由来已久，而且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取代“放任经济”。他力主在中国实行“统制经济”。1936年之后，何廉应邀在国民zf任职，担任了经济部常务次长、zy设计局副ms长等职务。方显廷也跟着到zy设计局负责调查研究工作。他向jjs提交了中国工业发展的三年规划，再次提出，中国应该学习的典范是德国和苏联。解放战争期间，方显廷一家穷窘不堪，他为了养活家人，曾同时兼任九份工作。1947年底，方显廷受聘参加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工作，去国离乡，辗转于曼谷、新加坡等地。
方显廷是一位为人正直的学者，从来不会见风使舵、附炎趋势。他之所以主张“统制经济”，是因为他发自内心地认为这是救国的唯一出路。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其实就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孙中山说，亚当·斯密曾主张自由竞争，但工业化大生产已经使斯密的主张变得过时了。“是时而犹守自由竞争之训者，是无异以跛足而与自行车竞走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的五年计划，在很多方面能看出从孙中山到方显廷这一批学者的影响。1955年，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注意到方显廷在1953年写的一份报告，他对方显廷的研究大为欣赏，因为他相信，方显廷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说明了“zf总是要不可避免地起到ld的作用。”缪尔达尔当然会认同方显廷的观点，他思想进步，热衷于改造社会，是公认的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人物。1968年，缪尔达尔出版了三卷本的《亚洲的戏剧》，探讨如何才能帮助南亚等落后地区的穷人。
1974年，缪尔达尔和哈耶克同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委员会本来是想讨好左、右两个阵营，没想到反而把两位宗师都得罪了。缪尔达尔很快就说，他后悔自己接受了诺贝尔奖。他说这一奖项分明是“政治奖”：“将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授予我们，一位持自由的或激进的zz观点，另一位却持保守的甚至反动的zz观点，这是为了在zz上以示公正而作的一种平衡。”哈耶克则在获奖致辞里讲到，经济学家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做为一种职业，我们把事情搞糟了。”
两位大师谁都不屑于和对方辩论，这是经济思想史上最令人遗憾的一件事情。到如今，我们仍然无法澄清发展理念中的错误，而且大部分讨论仍是无的放矢。很多学者热衷于辩论到底应该“zf干预”，还是“自由放任”。这是经济学里最无聊的话题之一。最极端的“zf派”也承认，在某些条件下存在着“zf失败”。最极端的“市场派”也承认，在某些条件下存在着“市场失败”（但说实在的，我不太能够肯定这一点）。他们辩论的中心思想，就是当一大盘炒饭端上来之后，到底是应该叫“蛋炒饭”，还是应该叫“饭炒蛋”。
“市场派”认为，哈耶克是主张“自由放任”，反对zf干预的。这种理解是片面的。哈耶克从来也没有说zf什么都不需要干。就在《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中，哈耶克清清楚楚地说，“毫无疑问，zf需要向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最低限度的食物供给、住所和衣物，保障他们能够身体健康，具有工作的能力。”哈耶克反对的是zf自作主张，破坏了个人自由，以及可能建立在个人自由之上的合作秩序。可以设想，哈耶克一定会强烈地反对“华盛顿共识”，他绝对不会相信zf手里有一套经济发展的标准答案，不管这个答案是计划经济还是自由放任。和流行的观点不同，亚当·斯密、哈耶克都不相信人应该自私自利，他们反复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说的不是自利导致共赢，而是说互利导致共赢。拉罗什福科说：“大多数虔信者让我们对虔诚感到厌恶。”一些自称是哈耶克的信徒，其实是爱因·兰德的拥趸。好比一些自称喜欢泰戈尔的文学爱好者，其实最喜欢读的是汪国真。
哈耶克反复提到，要对人们对理性和知识的夸大保持足够的警惕。知识是本土的、区域的、默识的，合作的秩序是自发形成的。知识分子要认识到知识的局限，保持谦卑，否则反而可能成为文明的破坏者。“文明不需人设计，文明是在千百万人的自由努力中形成发展的。”哈耶克在《似乎有知识》这篇获奖致辞中谈到，如果zc决策者不想弄巧成拙，就不要惦记着像工匠打造器皿那样去铸造产品，而是要像一个耐心、细心的园丁，提供适宜的环境，让花草自己生长。
dxp就是一个很好的园丁。很多人把dxp说成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这种说法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国的改革是没有设计的，至少在改革的初期是没有设计的。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dxp说的最多的话是，这件事情要做，但我不知道怎么做，你们去做，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不要怕犯错误，犯了错误有我呢，但如果成功了，我负责推广。这就是充分尊重基层的创新，尽管我们事先不知道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比如dxp说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乡镇企业是一种驴不像驴、马不像马的东西，原教旨式的“zf派”和“市场派”都不会喜欢它。乡镇企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有制，但它也不是产权界定明晰的私人企业，它们的管理水平很“乡土”，技术水平也不高，但是，乡镇企业的出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搞活了市场经济。千秋功过，如何评价？
目睹这个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下，我们经常会想，该怎么去帮助他们呢？这是一种我们自己都没有察觉的傲慢和自负。在大多数情况下，解决问题的答案不在专家那里，穷人自己知道该怎么办。
曾经担任《时代》周刊国际部主编的年轻记者雷默在《不可思议的年代》中讲过一个故事。在南非，有很多艾滋病患者。有个在南非的英国医生叫莫尔，他开始尝试让病人用非专利药接受鸡尾酒疗法。顾名思义，鸡尾酒疗法需要不同的药品搭配，因此病人需要了解病理学、生理学的知识，但南非的艾滋病患者有很多都是失业工人、农村的文盲，他们怎么可能掌握这些高深的知识呢？奇迹却发生了。这些病人自己组织了学习小组，互相传授经验，而且相互鼓励，最终，有很多病人居然痊愈了。
过了不久，莫尔医生接到电话，他的这些病人又得了另外一种传染病：肺结核。肺结核是一种常见的传染病，有一套标准的治疗方法，南非政府每年花费巨资，制定了防治肺结核的计划。这个计划精细到什么程度？当病人该吃药的时候，就会有护士端着水杯，数出该吃几片药，监督病人把药吃下去。如果说治疗艾滋病的难度相当于解微积分，治疗肺结核的难度就相当于解小学的应用题，为什么这些病人考微积分能考满分，答小学试卷却不及格呢？
关键就在于这两种治疗方案的理念不同。在治疗艾滋病的方案中，病人的自主性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医生所做的无非是鼓励病人们自立、互助。但在治疗肺结核的方案中，病人根本就没有得到尊重。为什么会有护士监督着你吃药呢？为什么医生从来不告诉你，你吃的是什么药，可能会有什么副作用呢？因为他们觉得，你无法理解，也不需要理解，而且他们相信，你的健康只能靠他们这样的“专家”。结果，很多病人不愿意配合治疗肺结核的方案，一个疗程还没有结束，他们就偷偷跑掉了。他们体内的病毒产生了抗体，于是，他们又得了更厉害的肺结核，治疗起来更加痛苦，他们又一次忍受不了，没等疗程结束就跑掉了。最后，他们体内的病毒变成了超级病毒，彻底无药可治。
多年以前，我听过一个至今也没有得到证实的笑话。有个证监会的退休ld到单位串门，看到办公室里灯火通明，同志们还在加班。ld慈祥地问：“小伙子们，你们还在加班啊？”小伙子们看到老ld，都很激动，还有点小得意，等着ld接下来的表扬。没有想到，老ld微微一笑：“别加班了，你们不知道吗，你们越忙，中国的股市越乱。”
我知道这个故事很可能不是真的，但我很希望有这么一个睿智而幽默的老ld。有一天，这位老ld闲来无事，去参加一场经济学家的研讨会。经济学家们仍然在争个不休。听到最后，老ld把手背在后面，笑眯眯地说：“你们还在争啊？不要再争了，你们不知道吗，你们越争，zg经济越乱。”
【作者注】本书受到William Easterly的新书Tyranny of Experts的影响。但他书中关于中国的很多观点我并不同意。Easterly是纽约大学的教授，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他还有两本很有影响力的书：The White Man’s Burden, 以及The Elusive Quest for Growth. 雷默的书《不可思议的年代》有中译本，译者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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