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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摘要 : 2013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新著《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出版发行，该书一经出版便引发东西方各国的热议。书中，作者用翔实数据和生动事例揭露了资本主义贫富差距扩大的总趋势，是第一本关于收入和财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经济学著作。该书中文版由巴曙松研究员、陈剑博士等翻译，于2014年9月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发行。即日起，百度百家将陆续刊登本书内容摘编，敬请期待。
为什么欧洲的资本收入比回到了历史高点，为什么欧洲的该比率结构性地高于美国的水平？是哪些神秘力量导致一个社会的资本收入比应该是6-7倍，而非3-4倍？资本收入比是否存在均衡水平，均衡水平又是如何决定的？这会对资本回报率产生何种影响？资本收入比同资本和劳动在国民收入所占的份额之间有怎样的关系？为解答这些问题，我首先要介绍一条动态资本定律，通过该定律把一个经济体中的资本收入比同储蓄率及增长率联系起来。
资本主义第二基本定律
从长期来看，资本收入比β与储蓄率s及增长率g有着如下公式所描述的简单明了的关系：β=s/g
资本主义第二基本定律（以下简称“第二定律”）的公式反映了一个浅显但重要的事实：储蓄较多而增长缓慢的国家将在长期中积累起更大数量的资本（相对于收入而言），而巨额资本反过来会对社会结构和财富分配产生重大影响。
换言之：在增长接近停滞的社会里，过去积累的财富将不可避免地获得超出与其实际重要性相匹配的地位。
这里的基本观点是，长期来看竞争率的较小变动可能会给资本收入比带来极其深远的影响。
例如，假设储蓄率为12%，如果增长率从每年2%降至1.5%，则长期的资本收入比将从国民收入的6倍提高至8倍（β=s/g）。假如增长率降至1%，则资本收入比将达到12倍，是增长率为2%的社会的2倍。从一个方面看这是好事，资本对所有人都有潜在价值，只要加以恰当的组织协调，任何人都可能从资本中受益。但从另一方面看，这又意味着资本的所有者（在既定的财富分配框架下）有可能控制更大比重的经济资源。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种变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冲击都是不可小觑的。
反过来，如果增长率提高到3%，那么资本收入比将降至4倍；假设储蓄率也同时下降至9%，那么长期的资本收入比将降至3倍。
这条定律能更好地解释资本收入比在历史上的演变，特别是能够解答为什么资本收入比在经历1914-1945年的多次冲击以及20世纪后半叶极其快速的经济增长后，到今天又回到了非常高的水平。这条定律还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结构性原因使得欧洲倾向于比美国积累更多的资本，而且只要美国的人口增长率高于欧洲（尽管可能不会永远如此），这种趋势就将继续下去。
第一，这是一条渐进式定律，也就是说只有在长期才有效，如果某个国家永远把s比例的收入用于储蓄，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始终保持在g，那么其资本收入比将越来越接近于β=s/g，并稳定在那个水平。但这并不会在一天之内实现的，如果某个国家只是在几年之内维持s水平的储蓄率，并不足以实现β=s/g所对应的资本收入比水平。
其次，只有把考虑的重点放在人类可以积累的资本形式上，第二定律才能成立。如果某个国家的国民资本中有相当部分是纯粹的自然资源（例如，当这些资源的价值与人类的进步和过去的投资无关），那么即使没有储蓄的任何帮助，β依旧能达到很高水平。
最后，只有当资产价格的变化与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变化大体相同时，第二定律才成立。如果房地产或股票价格涨速快于其他价格，那么即使没有任何新增储蓄，β（国民资本的市场价值与国民收入年流量之比）也能达到很高水平。在短期内，相对的资产价格（指资产价格相对于消费品价格）的变化（资本利得或损失）经常会大于资产数量变化造成的影响（即新增储蓄的效应）。但如果我们假设，相对价格变化在长期内保持平衡，那么第二定律就必然成立，与某个国家为什么选择那样的储蓄水平无关。
这一点有必要再做强调，即第二定律（β=s/g）与某个特定国家的居民或ZF积累财富的原因完全无关。在现实中，人们会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去积累资本：例如为增加未来的消费，或者避免退休以后的消费水平下降，或者为子孙后代积蓄和保持财富，或是为争取财富可以带来的权力、安全或威望。通常来说，所有这些动机可能同时存在，但其影响程度大小根据个人、国别和年龄的不同而不同。很多时候，一个人身上有多种动机，而人们自己却未必能够清楚地表达出来。在本书第三卷中，我将深入讨论这些不同的财富积累动机和机制对不平等状况、财富分配和继承对于不平等状况的重要作用的影响，以及对于财富分配差距的更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道德和政治解释等。但在这里，我只是简单介绍一下资本收入比的动态规律，对这个课题的研究至少在初级阶段可以独立于财富如何分配的课题。总结一下，我想着重指出的是，第二定律对所有的情况都适用，与一个国家的储蓄率由于何种原因形成无关。
这只是因为，一个储蓄率为s，增长率为g的国家，所能实现的唯一稳定的资本收入比是：β=s/g。
背后的论证过程很浅显，请看如下的案例：如果某个国家每年将12%的国民收入用于储蓄，其初始的资本存量等于国民收入的6倍，那么资本存量将以每年2%的速度递增，而这恰好是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所以资本收入比将维持稳定。
再假设，如果资本存量少于国民收入的6倍，那么12%的储蓄率将导致资本存量的增速高于每年2%，也就是说比国民收入的增速更快，于是资本收入比将提高，直至到达均衡水平。
相反，如果资本存量多于国民收入的6倍，则12%的储蓄率意味着资本的增速将低于每年2%，于是资本收入比将无法维持在原有水平，会逐渐降至均衡状态。
对上述的每种情况而言，长期的资本收入比都将回归到均衡水平（β=s/g）——或者可能因为有纯自然资源而变得更高——但其前提是平均资产价格的变化与消费品价格的变化在长期大体相当。
总而言之，第二定律并不能解释资本收入比可能遭受的短期冲击，正如其不能回答两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危机这些极端冲击事件的由来一样；但这条定律可以让我们知道：在去除冲击和危机的影响之后，资本收入比将在长期收敛到何种潜在的均衡水平。
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在发达国家的回归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私人财富的总量（减去负债后）在各个大洲的所有发达国家约为国民收入的2-3.5倍。而40年后的2010年，所有样本国家的私人财富总量都达到国民收入的4-7倍。总体的变迁趋势很清楚：在把泡沫因素排除以后，我们看到的是1970年以来私人财富在发达国家强劲回归，或者说，出现了新型的世袭制资本主义。
这一结构性变化可以用三类因素来解释，它们相互补充和强化，使得振幅非常显著。长期来看，最重要的因素是增长率放缓（特别是人口增长率），再加上高储蓄率的影响，会自动导致长期的资本收入比的结构性提高——这是第二定律的必然作用。这个机制在很长时期里是决定性的力量。但不容忽视的是，过去数十年还有其他两个因素大大强化了它的影响：首先，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的渐进式私有化以及将公共财富转移到私人手中的过程；其次，影响房地产和股票价格的长期赶超现象也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加速，与战后初期相比，当时的总体政治气氛对私人财富更为友好。
21世纪的资本收入比将走向何方？
第二定律还可以让我们思考21世纪的全球资本收入比可能达到何种水平。
首先来看从过去能得到哪些启示，就欧洲（或者说西欧的领先经济体）和北美洲而言，我们有着1870-2010年整个时间段的可靠数据。对于日本，1960年之前没有完整的总私人财富和国民财富的数据，但也存有部分资料，尤其是日本的遗嘱记录可以追溯到1905年，清楚地表明其财富总量有着与欧洲类似的“U”形变化轨迹，20世纪10年代到30年代的资本收入比上升到很高水平，约为6-7倍，到50至60年代降至2-3倍，然后又在90年代至21世纪头十年反弹至接近6-7倍的高点。
对其他国家和大陆而言（包括日本之外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从1990年后有相对完善的资料，表明资本收入比的平均水平约为4倍。在1870-1990年则没有较为可靠的数据，我只是简单地假设总体水平保持不变。由于这些国家在这段时期的全球产出中仅占1/5略多的份额，它们对于世界总体的资本收入比的影响注定是较为有限的。
考虑到发达国家在总量中的比重，我们不出意料地看到全球的资本收入比也显示出同样的“U”形曲线，在今天接近5倍，与一战前夕曾经达到的水平大体相当。
最有趣的问题是这条曲线未来将如何演化。我采取了本书第二章所介绍的人口和经济增长率预测值，即全球产出将逐步从目前的年均3%的增速下降到21世纪下半叶的1.5%，同时假设储蓄率将在长期稳定在约10%，根据这些条件，从第二定律中可以得出，全球资本收入比将非常合乎逻辑地继续提高，到21世纪末以前可能接近7倍，或者说接近欧洲在18世纪到美丽年代（Belle Époque）期间的水平。换个说法是，2100年时的整个地球的状态（至少从资本密集度的指标看）可能会变得接近于21世纪初期的欧洲。当然这只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而已。如前文所述，增长率的预测是非常不确定的，储蓄率的预测同样如此。（完）
（本文节选自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新著《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于2014年9月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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