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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http://www.dooo.cc/2014/10/32159.shtml
冷战结束之后，单极霸权结构的形成与西方的商业繁荣一度使得许多理论家断言，意识形态政治时代已经终结，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市场主导的技术治理时代。在欧美高校的经济学教育中，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占据了统治地位，依照其理念，国家治理服务于“自我调节的市场”，而市场将自行生产出社会的繁荣。
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在历史上当然没有存在过，在各国国内都不存在，在国际上更不存在，但这不妨碍大量经济学家将其作为理论的出发点，建构出看似天衣无缝的数学模型。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教育构成了极大的冲击。英国女王质问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为何没能预测金融危机的爆发。欧美大量大学生对他们的经济学课程提出抗议，这已经引起了多所高校修改经济学教科书。
当然，哈耶克和米塞斯的当代追随者认为自身的理论仍然能很好地解释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他们看来，问题仍然出在国家干预身上——比如说，美联储罔顾市场本身发出的信号，不断开闸放水，其货币政策给市场带来了极其扭曲的预期，导致一批本该在竞争中淘汰的企业活了下来，风险越积越大，最后产生了总爆发。
这一解释在逻辑上看似完美，但只要考虑到哈耶克取消中央银行的主张，我们就能意识到，奥地利学派的解释如同一套万能的、不可证伪的神学。有史以来，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按照奥地利学派的主张取消中央银行，因此，这些经济体如果出现问题，都可以被千篇一律地归结为ZF的错误干预。万能的解释，也就不可能是科学的解释。
在危机之前，ZF应该做什么？一位奥地利学派的中国信奉者说，一个健康社会就是每个人为自己行为承担责任，如果企业投资错了，该跳楼就跳楼，不要找其它理由。这是个多么酷的说法啊！“自我调节的市场”在许多企业主和工人跳楼之后，终究会找到新的平衡点。从理论上说，这是完全自洽的，只要你不在乎自杀的是三百人还是三十万人，也不在乎市场实现“自我调节”之后，一个国家是否永久地失去了支柱产业，是否会被永远地踢出了强国的行列。
但是，问题就在于，普通老百姓都有求生的本能，不会像这位学者建议的那样，任由市场的车轮碾过自己的肉体。他们在受挫之后不再相信自我调节的市场，而是转向借助政治的力量来实现自我保护。从纽约到开罗，从爱丁堡到基辅，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在迅速政治化。人们在抗议发展的成果被少数人或地区占有，而一些绝望者则寻求极端主义运动的保护和慰藉，大国之间的博弈，则使得局面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正走在复兴之路上的中国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相对较小。即便在进入年增长率百分之7%-7.5%的“新常态”之后，其增长率仍令大多数国家艳羡。或许正因缺乏金融危机的痛感，“自我调节的市场”这一神话在中国仍然有众多的追随者，但西方世界的危机多少会在中国国内的辩论中打下其投影。
而“面面俱到”的中央文件，则为各派立论都提供了一定的依据——这边在谈“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那边在谈“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问题就在于，是“为市场而治理”，还是“借助市场而治理”？尽管最高层已经定下以“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来统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调子，但争论并没有终结。
政治经济学之所以长期在经济学系的教学和研究中遭遇边缘化的命运，正是因为“为市场而治理”的思路占据了主流。按照这一思路，ZF如同一个后勤机构，从界定产权和维护交易公平等方面保障“自我调节的市场”的运用，除了这一保障功能之外别无他求。但是，ZF实际上又从来没有成为过这样的机构，也不可能成为这样的机构。
当那些被市场的力量碾压得血肉模糊的民众伸出手时，一个ZF很难在断然拒绝同时又宣称自己是个民主ZF。而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统摄，就必须紧密关注经济活动的社会与政治后果。在此，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必不可少，而其长期居于边缘地位，对于未来的实践是不利的。
在当下，提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这个问题比提供答案更重要，当越来越多的人提出类似问题，我们对经济和国家治理的认识，也将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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