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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马克思是政治经济学的巨擘，他有两个重大贡献，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但是即使到了今天，我们解读马克思的思想的时候，仍然会有很大困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精髓很难掌握，甚至很多人仍然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一套革命的学说。剩余价值则被人们误解为利润，被赋予更多的阶级色彩，对剩余价值的现实地位和作用缺乏认识，马克思在经济史的地位和历史作用远远被低估了。
剩余价值论的基础是劳动价值论，否定劳动价值论，不可能得到剩余价值论。尽管我们今天仍有很多人固执的认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继承了前人的成果，但是实际上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是颠覆性的，他指出了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凝聚在其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一次把人类的劳动从具体劳动中抽象了出来。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实际上马克思之前的经济学家提出的所谓劳动价值论，并不是真正的劳动价值论，充其量只能算劳动价格论。
无论这个世界人类做过多少努力和探索，找到事物发展的基本原理才是成功的关键因素，就好像足球场上进球时刻的临门一脚。伟人就是能够踢出了关键时刻的临门一脚的人。马克思就是在当代经济发展史上，踢出了这个临门一脚的人，这个球就是剩余价值，它奠定了马克思不可逾越的地位。当然了，马克思的理论后来也发展成了一门革命的理论，用来指引无产阶级起来闹革命的。但是说句实在话，接受了马克思的结论容易，真正理解剩余价值论困难。在我们的百度百科，有关剩余价值的解释是一塌糊涂的，剩余价值率被理解为和商品周转速度的有关，周转速度越快，剩余价值率越高。这真是十分荒唐的一件事。剩余价值率的计算，我们要用社会剩余劳动时间除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怎么能用利润的方法去计算剩余价值呢？我们举个例子吧。一个人给资本家干活，每当他干完四件，资本家就要留下一件，因为完成的件数和劳动时间是成正比的，所以剩余价值率就是一比三。那么后来这个产品的复杂系数提高了，一件工活耗时更多，但是仍然是他干完四件，资本家就要留下一件，剩余价值率仍然是一比三，怎么可能越来越小呢？错误的根源在于我们把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混为一谈。马克思指出了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但是并没有说利润就是剩余价值，两者是截然不同的。剩余价值率反映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最近流行一本二十一世界的资本论，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揭示了资本主义越发展，资本家占有社会财富越多的事实。要是按照某些中国经济学家的逻辑，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资本周转速度越来越慢，剩余价值率将越来越小，剥削制度就慢慢消失了。明显和资本主义穿一条裤子。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缺少了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西方经济学为这个剥削制度建立了数学模型，用资本收入否定剩余价值，把人当成了资本的奴隶，把手段当成了目的，研究资本收入的规律。以前我们不读西经的时候，管它叫做庸俗经济学，意思就是这个学问是用来给资本主义涂脂抹粉的，这个世界有它也行，没它也行，一件事正过来说也行，反过来说也行，不管你提出了任何一条理论，总会有人提出一条相反的理论，理论和现实之间永远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本质上和伪科学一脉相承。诺贝尔奖把经济学也拉了进来，让人们误以为西方经济学也是一门科学，根本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那些捧过诺奖的经济学家，实际上都是搞一些边缘学科的人，研究的都是些数学、管理学、组织行为学等方面学问的。
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中，可能有一个人是弄懂了马克思的意思，这个人对西方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他就是凯恩斯。凯恩斯看到了资本主义危机，是因为凯恩斯看到了这个危机背后的剩余价值。他不是真正的去解决这个危机，消除这个剥削制度，而是把资本家消化不掉的剩余价值，以ZF公共开支的名义消化掉了而已，并且起了个很有欺骗性的定义，叫有效需求不足。要想化解经济危机，就要把一部分剩余价值从资本收入中剥离出来，至少这一点凯恩斯做到了，暂时挽救了大厦将倾的资本主义。其实这个球根本不是他踢进去的，这个人只不过是捡了马克思踢进去的球而已，而马克思踢球的时候，经济学家们的眼睛都是闭着的。也许是因为西方经济学实在是没有能力自圆其说，也许是因为凯恩斯真的代表了西方经济学最高境界，从此以后凯恩斯的经济学被称为了宏观经济学，而其它人把自己的那一套东西描绘成了微观经济学，披着经济学的外衣，回避经济学的主旨。凯恩斯主义在某些意义上的成功，恰好在一个侧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正确性。今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越来越为世界各国经济学界重视，甚至在西方经济学的阵营内部，也出现了分化，比如皮凯蒂新书问世后，受到克鲁格曼等西方著名经济学家高度评价。
哲学上有一种观点，叫做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资本作为一种手段，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大行其道，自然存在其一定的合理内核，这种合理的内核，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释，恰恰就是因为存在剩余价值，也就是劳动者在自身的劳动中，不仅会创造自身的价值，也会创造出高于自身价值的价值。这个结论，本身其实是无阶级性的，它反映出来人类社会发展所必然包含的效率性，是一种客观的规律。这种客观的规律性体现在人类的一切物质生产之中。也就是说不管你社会如何发展，不管你有多少人，只要你从事物质生产，就必然有剩余，而且这种剩余总是会越来越多。既然有剩余，就存在一个剩余的使用和分配的问题，总不可能让那些剩余白白的躺在工厂的仓库里，我们总是需要一种方式去平衡或消化那些剩余。剩余当然可以投资，但是投资不可能会消除剩余，只是暂时的利用剩余，今后还会产生更大的剩余。剩余的存在，为剥削制度的产生提供了土壤，那些最先获得竞争优势的人，今后完全可以不事任何劳动，成为整个社会的寄生阶层，因为这个社会的剩余总会养活他们。剥削制度的背后，是社会生产的效率化。即使剥削阶级能够有效的消耗剩余，并且防止经济危机的出现，这种一部分人努力工作、养活另一部分社会闲人的社会机制有什么进步意义呢？
剩余的最终目的要体现在全人类的健康发展上，而不是体现在个别人的不劳而获上，我们要为整个社会的剩余指出一个正确的利用方向，其中一个很有意义的尝试就是要为社会提供更好的教育和医疗条件。为什么我们不能提倡教育和医疗的产业化呢？这是因为产业化的目的，是为了榨取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的目的，又变成了促进产业化的发展。这是一个逻辑上死循环，剩余价值最终成了一个死结，你没有办法解决掉，最终总会形成巨大的剩余价值的浪费，或者让更多的人成为社会的寄生阶层。我们假设所有的劳动都能创造出我们生活的基本需要，那么我们一定不能让所有的劳动都创造剩余价值，否者的话最终那些剩余价值跑到哪里去啊？西方经济学模型中，商品的生产和商品的交换总是相等的，也即市场出清的假设，这种情况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永远会有那么一个剩余价值在前面等着我们，我们之所以看不到，只是因为剩余价值是被无偿占有了。
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剩余会被大量的就业迅速消化，形成固定资产投资，在一个固定资产寿命周期内达到产能的高峰，然后是大量的产能过剩，剩余产品成为过剩产品，呈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对于缺少足够的劳动力补充、经济增长较为平缓的社会而言，一般没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但是剩余会大量存在，因此完全有必要把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产业，比如说把医疗、教育、基础建设等从传统的产业中剥离出来，使之从创造剩余价值的产业，转化为消耗剩余价值的产业，让剩余价值为百姓造福，让经济平稳和健康的发展。
二○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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