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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各位同学，我要从一个很小的国家讲起，就是以色列，犹太人，700万人，美国犹太人有三百万，加起来是一千万，全世界加起来大概是不到1500万犹太人，但是只要你看看犹太人他们在学术上的贡献，经济学家十个里面有六七个都是犹太人，化学家、物理学家半数以上都是犹太人，更不要说美国那些商业家、企业家，华尔街上面都是犹太人，1500万不到的人，在学问家、发明家中可以占到一半，我们中国有多少人口呢？我们中国有13.4亿人口，把海外华人也算上去，大概有15亿人，等于犹太人口的一百倍，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给人家看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很难明白的，学术上我们把谁拿出来呢？谁可以被拿出来呢？这是个很尴尬的问题，客观的来说，我们文化的厚度无论如何都是超出以色列的，以色列的文化厚度怎么能跟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相比，说起中国人的聪明智力，是不输于犹太人的，起码在做生意上面，在杭州看到许多青年，他们怎么可能比不上犹太人呢？上海当年的历史，犹太人在什么地方做生意都做得很成功，在解放前在上海做生意就比不上我们中国人，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事实。这是什么现象，他们只有我们百分之一的人口，学术比我们厉害那么多，但犹太人学生是不是厉害呢？我当年在加州大学念书，很多学生都是犹太人，有很多犹太人的学生，我的同学们，我平心而论，他们读不过我。说说犹太人，比如弗里德曼就是犹太人，科斯他们都是犹太人，巴塞尔全部都是犹太人，你问他们，他们厉害还是我厉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国的青年聪明，怎么样都不比犹太人差，我们有文化传统我们的文化传统很深厚，但是我们学术上的成就，还及不上人家的百分之一，一千分之一都及不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这事谁应该负责？谁应该要负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的情况，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历史上不管经济怎么好，一个国家只要学术搞不上去的话，再有钱也没有前途，没有可能有前途，金钱的事是不能够持久的，只有知识是可以持久的，学术可以持久，我们现在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呢？
你看看英国，英国曾今是世界上的日不落国，我不是赞成英国人的做法，我不是赞成他们去打别的国家，英国当年之所以地图那么宏，而在今天的地图上面还是很多英国当年没有消失的影响，那就是因为英国有个很好的学术传统，你看达尔文，从事生物研究的，从事文学研究的，艺术研究的，思想研究的，英国的传统是不得了，你看整个美国，你看美国的学术，一个犹太人是英国传统，就两个人，自己本土有什么，没有什么，只要他们没有这种英国传统的支持的话，美国没有今天这么强盛，那么今天我们中国有什么呢？地产，炒地产，一方面又说要打死房地产，这个又说要怎么赚钱，钱再多都没有用的，假如学术搞不起来，迟早玩完的，这是没有可能的事，一定玩完。我可以跟你赌身家，我三十年前就讲过了，我那时候写有关杨小凯的文章我说过，我说二十年后中国的经济学家总有一个会赢过我的，现在已经三十年了，老实讲我还看不到。对我来说这不是值得高傲的事情，我很希望年轻的一代能够赢我，但是赢我不到，这样子的教育制度，一百年后也赢不到我，没有人能够赢过我，那么中国就玩完了，没有可能的。现在这个问题呢，我为什么选经济上来说呢？就是说在学问方面经济学是一个很特别的位置，它牵涉的文学，牵涉到历史，牵涉到数学，牵涉到科学方法，因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来的，那我凭什么来这样子批评中国的经济学家呢？我只凭一样东西，一样很简单的，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学家，加上那些出国的，我看不到有一家之言，一家之言我没看到，完全没有，缺乏一家之言，你们知道什么叫做一家之言吗？以前所有诸子百家，经济学不是西方发明的，老子韩非子他们都说，他们有一家之言，现在中国的一家之言是什么，你看看外国，你不要理他好不好，弗里德曼有一家之言，诺斯胡说八道也有一家之言，其他人我可以不说，诺斯是当年听我上课的，他也有一家之言，而我们中国没有一家之言，发表文章的人是很多，方程式多得不得了，回归分析多得不得了，在外国发表的也很多，但是谁是有一家之言呢？一个都没有，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教了几十年，现在改革有三十多年了，你不能说中国的学生不聪明，你不能说他们念书没有机会，那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及不上犹太人以色列人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都及不上，所以这个问题呢，我想跟你们谈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样子继续下去，中国的发展是要玩完的，学术搞不起来多少钱都没有用，所以这个问题呢，基本上大家都要负责的，北京的朋友要负责，他们根本不知学术为何物，乱搞一通，现在发表的文章不知道说什么事，要数文章来升职是乱来的，这些我都批评过的，批评了很多次了。
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人都跑到外国去念书了，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外面的东西我们要学，但是不应该放弃了自己的文化去学别人的，我从来没有放弃过中国的文化，我在外国几十年，你们看看我写的文章就知道，我没有放弃中国的文化，从来就没有放弃过，但是你到了外国，假如你是跟着人家学，大部分都不会回头的，不会回来的。但是在外国是很困难的，你不搞自己的但是要去外国发展的话是很难的，你看看张培刚大哥，他当年不就出去了吗？那个时候不是简单的事，拿到庚子赔款不是简单的事，张培刚大哥是才子来的，结果又怎么样呢？他这本论文是在哈佛拿奖的，又怎么样呢？我以前没有听过这本书，我是十年前才听过看过这本书的，因为他是中国人，所以是很麻烦的，种族歧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到外国去是要受到人家歧视的，你的文章发表得好人家还是要看低你，除非你是比他们好得很多倍才能引人注目的，在外面是很难打出一条路的，我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外，并不是因为我自己的本领比别人厉害，就只有我一个，历史上就只有我一个，我一出去的时候就碰到所有的大名家都是我的朋友，教我的都是大名家，你说我是不是很例外，反而大名家不会歧视你，弗里德曼把我当弟弟来看，他是大名家，科斯是大名家，阿尔钦是大名家，阿罗都是大名家，他们都认得我知道我，可是到了稍微低一点的就比较困难了（30:02）。没他们那么高学问的人就很歧视我，我到芝加哥的时候，反而学生能歧视我，而弗里德曼不歧视我，假如我不是因为弗里德曼看重我，没有科斯看重我，那我就会过一个非常失望的日子，你们到外面去念书你们就知道了，你们像我当年一样，一出去就碰到像弗里德曼这样的大师，一下就碰到斯蒂格兰、萨缪尔森，阿罗、科斯，你们假如出去有这样的际遇的话，可以说是零。当年，外国人都没有我的际遇，但是我当年就是给当年的普通教授看低了，我反而被那些高级的经济学家看起，这样子我才能够生存，我在华盛顿教书的时候，诺斯讲得很清楚的，说张五常，人家一定要发表文章，而你不需要，我担保你的薪水，不需要发表文章，他对我说，那时候他还是系主任，是真有其事。像我这种际遇是很难碰到的，很难很难的，很难很难的。就是说你们现在到外国去念经济，是没有什么奇迹的，你碰到的那些都是二流经济学家，他们看你不起，他们看中国人不起，你被他看不起的时候你的心情会怎么样？你被人家看不起的时候你也无能为力的。而我当年是没有这个问题的，我当年做学生的时候，我是本科生的时候，刚开始被外国学生看低，他看低我我把他拉到一边，我说我们一起去参加考试，我让你二十分你敢不敢跟我赌。这在当年是一个很大的挣扎，有个教授，威廉.米阿伦，当年的一个教授，至今还跟我通信了，我当年进考场的时候，考他的试，他在门口，他说我祝你好运，你想我怎么回答，我不需要好运。也就是说很多学生，没有我这么狂，但是这是很困难的，就是说假如你真是有一点天分，你要碰到顶级大师才会不受到歧视，因为顶级大师就是有恃无恐的，差一点的那些老师呢，他看不起中国人，发表文章就是如此，人家为什么要用你的文章，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你们想去靠外国，想在外国打出一条路来，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我有个外甥在美国从事生物学研究，做得非常成功，应该有拿诺贝尔奖的机会，但是他自己就在实验室里面做，他都不去参加什么会议的，他都不去应酬的，今天我的儿子也是这样子，就是说你只要刚好碰上顶级的教授的话，他扶持你一下，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机会不高的，这么多人去外国念书，有几个是碰到大名家教的呢？问题就是你要去外国，去求学，要在那边可以打出一条路来，是很渺茫的。你发表的文章，不管你发表多少篇，机会都是很渺茫的。你看以前的刘大忠啊，李锁敏啊，你到网上去按按他们的名字，有什么东西出来呢？在美国做了这么多年的研究，哪里有人及他们，你到网上按来按去都按不到他们有什么东西登出来。你看看很多今天在北京从外国回来的名气很大的，在外国有谁会提到他们？这是没办法的。很多证据可以找给你们看，我的文章被人家抄了我也没办法，斯蒂格利茨他把我的《佃农理论》里面第四章用数学写出来，一摸一样，拿了诺贝尔奖，没提我，他在原稿里面没有提我，后来他到哥伦比亚去发表演说的时候，有人举手说，你这个不是张五常的东西吗？他说是的，然后在注脚上面，感谢张五常，他感谢是感谢我那个《佃农理论》第二章，抄是抄第四章。他是朋友，说起来，他那篇文章在美国经济学报登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我是经济学报的评审员，那篇文章错的一塌糊涂，但是他是大名家，我说那篇文章是错的，那你们登吧，就登了，拿了诺贝尔奖。这一方面的事情我是无所谓的，中国人的俗语说你能够吃得下咸鱼的话就能忍得住渴，你到外面去念书，你要受得起被别人的歧视，这个问题是小事，就怕久而久之你就习惯了，习惯了就变成崇洋媚外了，总是以为外国才是好的。其实外国有什么好的，萨缪尔森他怎么厉害呢？你们都以为他很厉害，你看现在很多大名家，2008年的时候金融风暴，全部都是大名家在场，完全束手无策。我们认为外国人有的东西我们是应该学的，但是这种发展不是办法，你要学，你要尊重，要他们教你都没有问题，但是最后变成崇洋媚外，被人家当垃圾来处理。中国人不是那么蠢的，怎么会输给他们呢？当年跟我一起念书的那些犹太学生没有你们这么厉害的，瓦斯为什么搞成这个情况呢？所以问题呢就是，就是自己要搞好自己，但是我看不到北京上头会这么做，而现在事实上呢，国内的大学全部都学了西方的模式，全部都是以数文章为主，这本杂志算，这本杂志不算，要多少篇才可以，又数啊，里面要有方程式啊，要回归分析啊，这些算是什么学问，这算什么学问呢？你发表文章是讲思想，这是要很拼命的问题，我今年76岁，很多人都可以证明的。我现在重新修改《经济解释》第三卷，是重写的，我做了十六个月，一个星期我花四天的功夫去想，而我写三天，每天只能写一千多字，这是个很辛苦的过程，我为的是什么？我也没得升职，又没有收入，我只是为我自己的兴趣。你想从事学术这是很辛苦的问题，不是开玩笑的，你要走进自己思想的一个天地，要经过很大的挣扎的，跟学报有什么关联呢？完全没有关联的，我现在这本书刚刚写完，快要出版了，你找一百篇学报的文章来跟我换两页纸我都不会跟你换，因为我这两页纸对我是很有意义的。所以呢，问题就是学问的争取不是数学报的，要升级，是要靠升级者来看。你们回看斯密当年，他写国富论，这是最好的例子，当年是没有大学的职位的，但有人养他的，他为了自己的好奇心，写了十二年，写了《国富论》，现在两百多年后这本《国富论》还在。你看看那些重要的经济论著都是如此的，学问是这么做出来的，不是说什么人给你的奖啊，也不是说你的文章在学报有发表啊，我生平为学报写文章，那是被逼着要写文章，没有一篇写得好的。我当年的文章，我的英文文章有十几篇，几十年前发表，我每一篇还被引用，每一篇还在，还没死掉，有谁可以像我这么说。我是不喜欢评审制度的，我这么辛苦写一篇文章，你几个小时就说我这边不行那边不行，那你不是开玩笑。所以科斯跟我拿文章，我就给他，有的人批评，张五常的文章还没经过评审呢，不能算的，有什么理由呢？不是说要评审才会好，你怎么改我的文章，我这么辛苦写的文章你要改我，你是神经。你求我的文章的时候，你要看可以，考虑可以，我不需要你的建议，我想了几个月的题目，找那些不三不四的研究生看我的文章说这边错那边错，就像我写《蜜蜂的神话》那篇，美国最有名的经济学报写信来跟我要这篇文章，要我改这边要我改那边，我说我不是要给你，别那么开心，人家答应了我才写的。所以今天目前的制度一塌糊涂，以前不是这样子的，你说假如叫斯密的文章要经过评审制度拿去评审，天天要数文章，讲学报，有些东西怎么来呢？现在这个问题呢，这个这么坏的外国制度，是越战以后才有的，那时候学生暴动，你是教授，你凭什么是教授啊，那算文章你还不如我多。搞得一塌糊涂的这种外国制度，我们把他抄过来，所以中国那些假学术，那些文章算不了什么文章。重点是你一定要有一家之言，一家之言啊，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重要的是你一定要有一家之言。很多一家之言我都不喜欢的，蒙代尔他有一家之言，但是我不喜欢，阿罗，他也有一家之言，稍微好一点，是朋友，可是我也不喜欢，阿尔钦也有一家之言，开始的时候我蛮喜欢，科斯也有一家之言，他们都有一家之言，那么中国为什么没有啊。良心说，你问诺斯，他会说我有一家之言，所有的合约都是我开始的，从我的《佃农理论》开始的，天天都是合约合约都是我写的，你可以不喜欢我的东西，你可以说我的东西是废物，但是我有一家之言啊，这是我的，为什么没有人能赢过我，这是问题。我告诉你们，假如这个制度不改的话，永远都没有机会。怎么写文章呢？整天想的，这个怎么写，这个有没有升职的机会，寄去外国杂志有没有人要，那些评审员是胡说八道，叫你改你就要改，你不改他就不登，要跟他争论，我写的文章，是这样子就这样子的，你要登就登，你改一个字都不可以，这是最简单的，你可以建议，改不改是我的事，又不是你写的，是你的文章吗？所以来来去去就那三五本杂志，因为我的文章不是你的，所以当年在美国一些人就说，你不要改张五常的文章，假如是错的话，我自己负责，倒霉的是我，干你什么事。而今天学术不是这样子的，搞得一团糟，随便拿两篇在外国学报登的文章就可以升职的，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本地的学报分数又少一点，外国学报分数又高一点，现在搞到一般来说，我不知道你们华中是不是这样子，现在中国很多学校假如你没留过洋的话是没有办法升职的，那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天才都被废了武功的，你去外国也不行，要不然就不会来，要不然就在那边人家当你是废物来处理，在这儿呢，完全是看待外国人，在外国什么名杂志登出来，一登龙门，身价十倍。里面的内容全是废物也没人理。很多人都亲自跟我说的，是中国很多留美的青年亲自跟我说的，他说我们很可怜，张教授，有篇文章，我花了二十几个月终于打进了这个学报，其实根本是废物来的，就是为了要升职。这样子的制度出来怎么会有一家之言呢？不可能有一家之言的，我能够有一家之言就是这么简单，当年写出去有人登我的文章，我自己愿意些什么就些什么，那么我就变成有一家之言了，你比我聪明十倍都没有办法。你不能发表自己的，你要看编辑的脸色，还要看学校升级的问题，要怎么把它堆砌起来，方程式啊、回归分析啊，你要把它堆砌得别人喜欢才行（50:50）。这是真的，我讲的都是真的，那怎么办呢？很麻烦的，可以比如说在西方的经济不好，很多门科学大师级的人物生活不是那么好，那么中国大学应该请他们回来，可以来到中国，跟他一起做研究，我们中国请得起的。然后放手让他搞，这样子做的话是可以搞出一些气候来的，可是目前这种搞法呢，要搞到一家之言呢，三十年我都没见着，念经济的人这么多，哪有什么一家之言，不是说我批评，真的是很离谱的，我们的文章是很离谱的，他们是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思想写出来，坦白的说斯密写《国富论》写了十二年，你现在国内这个制度，可不可以容许一个人花十二年的功夫去做学问呢?一定饿死他了对不对。我现在写这个《经济解释》，卷三做好了，26个月没有收入的，假如我今天还是拼命的要升职，我的《经济解释》没有可能帮我找到工作的，没有学校会请我的，但是我自己怎么看我自己这个《经济解释》呢？我认为我的《经济解释》是会传世的，一百年以后还会在的，我曾经对诺贝尔奖的主席说过，我说已经有六七十个人拿了诺贝尔奖，能够传世的，两个都数不出来。他回信给我， 他说你可能对的，他那个时候是诺贝尔奖的协会的主席。我说你们没有给我诺贝尔奖，但是我现在写的《经济解释》呢，传世在所必然。但是在你们目前这个制度呢，我把我的《经济解释》拿出来，又是写的是中文，又没有学报发表，也没有人评审，是没有可能的，助理教授我都拿不到这个位子。只希望中信能说我好，那有什么用。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困难重重，我建议，从头来过吧，不要再走以前那个路线，假如当年不是诺斯亲自对我说，他说张五常，别人要发表文章你不需要，假如他不是这么对我说的话，你回看我当初那几年，那个时候写出的文章我一个都写不出来。因为那个时候他是系主任，他说明我不需要发表文章。
来源：张五常：学术发展中国要走自己的路_华中科技大学张培刚发展研究院
http://cids.hust.edu.cn/cn/showann.asp?id=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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