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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为什么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我们自上世纪80年代中叶不再提及，为什么我们过去解释不了“资本主义垂而不死，服而不朽”？因为我们总是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结论来考量现阶段资本主义的演变和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当时，资本主义已发展到机器大工业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主要国家和美国巳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巳日益暴露，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已日趋尖锐，无产阶级巳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员登上了历史舞台。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巳提出了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掘蔓入的思想，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又把无产阶级的形成与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联系起来考察，从而不仅从哲学方面，而且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学的方面来说明了无产阶级必将担负起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使命。可见，马克思的理论核心是关于无产阶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是对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总结，是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具体来讲，马克思的学说是对西方资本主义诞生到工业革命这一时期的社会特征和阶级关系本质特征的解读。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没有错，如果你看一下影片《雾都孤儿》 就会了解到他那个时代的那个万恶的资本主义为什么要打倒了。
但实际上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资本主义也在其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发生演变。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制度经济学就已经注意到，西方企业和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即出现了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传统的企业产权所有者不再是企业的直接或间接的管理者，而是成了远离企业，躲在各种保险公司、基金公司以及各种金融组织背后的保险金和基金等等的单纯的受益人，而直接或间接管理企业的则是那些受雇于企业的受到专门训练的管理人才。有的经济学家称这种现象为“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革命”。1959年拉尔夫·达伦多夫对这种情况进行研究，并著有《工业社会中的阶级与阶级冲突》一书。达伦多夫在书中用一章的篇幅论述了“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达伦多夫认为：“自马克思时代以来，发生改变的实际上是那些使他那个时代的冲突愈演愈烈的因素。冲突调节模式在企业和国家中都已出现，决策的民主化过程给予双方越来越多的机会实现自己的目标。因此阶级冲突的激烈程度减轻了，社会流动的制度化在一定程度上为两大阶级打开了通道。对无产阶级来说，在社会分层天平上的绝对贫困为相对贫困所取代，后来，对某些人来说，又为相对来说的满足感所代替。最后，企业与国家的联盟在一定的程度上解体。所有这些变化都有助于减缓后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冲突的激烈程度，而发生突如其来的彻底的结构性变革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达伦多夫是较早地使用“后资本主义”概念来表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变化和社会变化的。如果说大机器时代的资本主义是残酷剥削的，那么后资本主义十代是不是可以说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是趋向“文明的”？
德鲁克认为，1989年到1990年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不仅仅是共产主义或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同时也代表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一种“摧毁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体制的力量，也同样淘汰了资本主义”。 德鲁克意识到，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不再是资本或自然资源，也不再是劳动力，而是知识。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创造财富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重要的不在于筹谋生产所需要的资金，也不在于劳动力的支出，创造价值的主要方式是运用知识于工作之中，即人们主要地是由知识和创新来创造财富。这是一个以知识为主的社会。过去是资本家运用资本和劳动力从事生产，现在是知识工作者作为生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运用知识于生产活动之中，通过知识创造财富。 与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后资本主义的劳动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知识工作者既是生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也是生产中的受雇者。一方面他们要受雇于某一个公司或组织，另一方面，他们既拥有生产资料，又拥有生产工具。说他们拥有生产资料，是因为他们作为退休基金制度的受益人，都程度不同地是这些基金公司的所有者。说他们拥有生产工具，是因为他们的生产工具是他们自己的知识，走到哪里就可以把他们的知识带到哪里。
从政治层面上和社会层面上讲，资本主义展到的这一个时期，从人权保障、公民权利、劳工利益和社会福利以及税收政策等诸多方面的改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例如，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种族歧视被普遍禁止，全民公决已成为国家法典的基本组成部分，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得到法律的保障，普适性的社会福利制度基本完善。阿马蒂亚▪森看到的“在世界范围内，因身份冲突而孕育的暴力似乎在越来越频繁地发生”这一现象，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基本平息。因此，对于后资本主义发展到的这一阶段可以用“民主资本主义”来表述。 民主资本主义时期 大体上应是以二战结束后逐渐形成的的国际社会新架构为历史的节点。自这个节点到现在，我们可以认为就是民主资本主义阶段。在这一阶段，资本主义的基本形态有三：一是资本主义制度有了重大变化，首先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形成，阶级矛盾趋于缓和；二是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已经形成。以信息技术为依托的技术革命使社会化产业分工合作和效率空前提高，劳动者和管理者的身份界限日渐淡化，许多穷的人身份已经被认为是一种资源——跟资本一样，即被罗伯特▪帕特南称之的“社会资本”。三是资本积累的途径发生中的变化，人的智慧取代了简单劳动，基于科学技术成果的高效社会生产体系终结了“剩余价值”的剥削。四是经济垄断取代了战争掠夺。在资本主义这一新阶段，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已经已经不能覆盖其全部，所以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也要依据资本主义制度不断演变发展的进程而需要发展。正如邓小平所说，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一样，马克思▪韦伯的某些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应当是一定程度上的有益补充和完善。应当指出，马克思关于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应以劳动为尺度的思想，复有一个形成发展过程的。早在四十年代，马克思思格斯征批判空您社会主义时．对于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的按照劳动分配产品的思想曾经持过否定的态度。恩格斯在1843年写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曾指出，圣西门主张每个人分得的产品首先是以他的工作量，其次是他所表现的才能决定的经济思想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他认为，“才能不该给以报酬，而应看做先天的优越条件”。随后在1845年马克思思格斯在他们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又进一步批判了圣西门的“按能力计报酬”的思想。他们说“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不同于一切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原则之一就是下面这个以研究人的本性为基础的实际信念．即人们的头脑和智力的差别，根本不应引起胃和肉体露要的差别；由此可见， ‘按能力计报酬’这个以我们目前的制度为基础的不正确的原理应当——因为这个原理是仅就狭义的消费而言——变为‘按需要分配’这样一个原理，换句话说：活动上、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在占有和消费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 当时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否认“按劳分配”的思想，很显然就是因为当时他们还没有把共产主义划分为两个阶段，而只是以最高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来考察消费品的分配问题．因此只看到‘按需分配的原则，而没有预见到共产主义社会还有一个低级阶段。由此可见，从马克思这一观点的改变，说明他本人也并不排斥用发展的眼光纠正自己的观点。
马克思认为，所谓“公平”或“不公平”是一个权利关系，而权利关系只能由经济关系所决定并反映着经济关系的要求．因此如果离开社会经济关系的具体历史条件，空谈什么“公平分配”，就必然陷入反动的空想。所以，在考察共产主义社会个人消费品应当怎样分配时，就必须具体考察共产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经济关系。在此，马克思理论依据就是把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来考察，即把共产主义社会分为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和第二阶段或高级阶段，马克思这一学说来自于马克思1875年5月写的《对于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即《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认为。这两个阶段的社会经济关系有所不同，因而个入消费品的分配原则也就有所不同。但是，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因此，它在消费品方面的分配原则必须而且必然是按劳分配，即每个生产者将以他为社会提供的劳动员作为衡量他获取消费品的尺度。 “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可见在这里，马克思关于“必然是按劳分配”观点已经脱离一般经济学的意义，而是出于无产阶级要“荡涤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一切污泥浊水”的阶级斗争学说。
马克思曾经不仅没预见到共产主义社会还有一个低级阶段，更没有想到资本主义还有可能发展到后资本主义阶段甚至还会进入到民主资本主义阶段。在马克思的思想中，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是绝对的，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必然，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打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这样一来，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不就是被政治绑架了吗？邓小平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战略构想和发展思路如果按照马克思的这一构想，中国的改革进程难免重新陷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泥沼中。
对于资本主义的演进，要用历史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能用“不是这就是那”的所谓辩证思维，应当承认，世界发展到今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已经解释不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所有现象。无论是自然科学技术还是社会科学，尤其是关于科学管理和人文科学的进展是资本家对资本的积累有了新的认识，那就是要想获得超额利润仅靠简单劳动和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是是解释不通的。本质上讲，邓小平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战略构想和发展思路是中国成为现代化国家实进而现中国梦的唯一正确途径，必须坚持下去。既然如此，那么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是否与现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存在不相适应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否存在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马克思▪韦伯的某些理论观点能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有益补充？西方经济学理论是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存在绝对的对立等等，这些问题都是经济学人需要思考的问题，总之，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其实，马克思本人也从来没有说过他的理论是永恒不变的，所以传统的理论家更没有必要把持马克思的学说经典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成为“一家之言”。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曰：“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经济学的本质目标是为人类谋福祉，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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