兹对精英意识中多见的思想行为予以分析(以楷体表示)。
关于愚民:
愚民心行是古今中外精英们常见的意识形态。各种愚民手段层出不穷、代有新成,我们这里只作散议,详尽的分析归结需要专门研究才行。
民众知道得太多不好、民众聪敏了不好,精英们的把戏、意图很容易被识破揭穿,搞得精英们狼狈不堪、额头冒汗。所以要让民众继续愚昧下去,无法进行分析研判、无能进行自主抉择,这样就只能跟着精英亦步亦趋,听从精英的指引命令。当代愚民手段已经非常高明,这约略算得上精英进化(一种被迫进化)。盖当今知识传播迅速、教育普及、公众信息获取容易、相互交流沟通频繁多样,因而老套的愚民方式——不让知道事件、不让知道真相、不让议论交流、不让学习受教、隐瞒来龙去脉、遮掩前因后果之类——已经无法奏效,且容易适得其反。所以,形形色色的“新愚民之道”被发明出来。老式愚民是不让知道,是隐瞒遮蔽、歪曲欺骗,新式愚民是让民众知道精英们想让民众知道的东西,是包装塑造、宣传引导,这其中就有打着启蒙旗号的人,实施着愚民之策略;伪装成公知为民请命,实则是煽动民情图谋私利私欲。更可悲且荒唐的是,不少启蒙者、公知们,自以为是开启民智,但却采用了愚民方式,比如介绍他们认可的西方思想时,有意回避早就存在的驳斥争论(实际上如果他们能够客观准确的介绍这些争论,会对开启民智更有益处),去除思想主张在实践中的失败不足,甚至不惜歪曲曲解、引申阐发,以便打扮出完美无缺的妙相英姿,使得无知愚昧的我辈惊羡不已、顿生膜拜之心(这些人也深谙传播、接受之道,借助于他们掌控的舆论工具狂轰滥炸,乃至不惜利用权力肆无忌惮)。从近代开始,我国的启蒙人士(指心无私曲的启蒙人士,主要存在于清末民初。他们心向启蒙而无意愚民。当代叫喊启蒙者多是心怀鬼胎之辈,实则是有意愚民者)就陷入误区,他们是用知识来启蒙、也即是说仅仅是在告诉人们新的知识、新的见解;而不是从方法、思维来启蒙,也就是说不是告诉人们,那些人是如何发现的、怎么得出的、怎样论证的、反对者是如何反驳的、那些人为什么那样想而不是这样想,如此等等。
从老子来看,人文学科乃至自然科学,其理论层面都存在大量的根本性的错谬,因而古今中外的所有启蒙基本是“致愚”、“荧惑”,都是在“愚民”、“惑民”,其效果是天德越发异化,离本弃根、迷途忘返(《庄子》中对此多有批判,如《在宥》的“撄人心”)。老子说有道者大智若愚,而这些启蒙精英们以及实行愚民策略者则是大愚若智。启蒙精英自以为是在开启民智但却致人于迷途岐径。愚民精英们可能会一时一地得逞,但必会招致愚民们的报复(所谓自作聪明实招祸患,所谓自作孽不可活)。这报复不仅仅是受愚弄而明白之后的复仇怨憎,更主要的是精英们操控愚民进行转向时,会遭遇愚民们在他们的教训下已经形成的顽强惯性。仔细考察社会观念史(如起先的君权神授、后来的君权民授)、神学信仰史(如六天创世、地球只有数千年历史,再到六天是比喻,经文的一天顶现实的好多天,数千年是计算错误)、风俗习惯史(如满清剃头、留猪尾巴辫子到辛亥之后的剪辫蓄发,如裹足到放足),都会发现这个现象。几乎所有的具体观念、信仰、习俗无不是精英们造就,也是精英们要求变革和更新,他们先造了一个错的,包装打扮、头头是道,欺骗、说服、强逼人们接受。接着,发现错了于是再造一个更错的,继续涂脂抹粉、引人入胜,让人们放弃早前的接受现在的。历史就在精英们的搅动扰乱、蛊惑煽动、盲人瞎马式的引导中蹒跚前行。黑格尔等人以为这才是真正的历史,是发展进化、是正反合螺旋上升(据他的理论,他认为中国没有历史,因为社会结构、价值观念等没有变异、革命),实在是井蛙无知之见。我们现在的基础教育内容中,还设置了哲学这个科目,不如换成科技思想史、方法学等科目——当然需要重新编订教材,凸显思想过程和方法路向而不是目下常见的事实罗列和知识灌输。
愚民心行不仅害人、也终必害己,即便愚民者侥幸早死,那其还报还在整个社会、其他精英(许多精英在需要民众支持却收获失望时大骂民众愚昧,事实上这失望早在以前的精英愚民时就已经注定。民众的思想意识、行为取向已经被早前的精英们设定且成习惯。自然,这只是众多情形中的一种。老子说过:“天下神器,不可为也”,精英们一会儿希望民众这样,一会儿需要民众那样——比如彼时要求民众对本不需要过分友好的仇敌示好献媚,此时要求民众对该仇敌怒目相向、愤恨不平——好像民众就是他们手中的玩偶,民众的情感意趣全都要跟随他们的心愿表情,久而久之,民众自然对此丧失了兴趣、对精英们产生厌离心行)。老子的辩证法可以使得愚民的精英们觉醒、悔罪,老子五千文就是精英的启蒙书(估计对邪恶奸佞、寡廉鲜耻的精英们无效,否则老子也不会说“使夫智者不敢为也”。老子的“镇之”不是对奸邪之辈的镇压杀戮,而是自身守道抱德、民众纯朴厚道,于是奸计巧谋没有用武之地,因为根本没有人受其蛊惑煽动、不被其利诱打动。在整个社会的无形压力下,奸邪之辈也自安生止歇、不敢随心所欲轻举妄动。对于胡说八道、悍然无耻的精英,那就让他们尽情表演,无妨当成丑剧看看)。
曾有不少人以为我国的愚民思想与老子的“将以愚之”和孔子的“不可使知之”有关。从文意来说,老子和孔子都没有愚民之意,但后世不少愚民者确实是将其作为愚民主张对待和理解的,但显然是理解错误、比附穿凿。老子的“愚”与“智”相对,故“愚”意指质朴醇厚、没有机心诈术(想不到去欺诈虚伪,即便动了此心也想不出计策、做不出来),好似愚拙之人。孔子的“知”实则意指掌控驱使【知府知县之“知”,即《左传》、《国语》、《韩非子》、《荀子》、《商君书》、《逸周书》、《管子》、《墨子》中的“知政、知国政”。孔子此见可能与老子有关(因为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也有此说,而《唐虞之道》明显是受到老子启示,与老子思想一致贯通),意思是黎民百姓可以让他们由着自己的心性生存交往,不可以让他们处于被主宰被驱使的状态,这恰是自由自在的意蕴。孔子的意思通俗来讲就是,让他们自己玩吧,别管他们、别想让他们照着你的意思玩。一管反倒不乐意、不听从、生怨愤。当然了,他们玩的过程中会吵闹,那时回来找你,这时你再说话、教导,等等。在去除“愚民”解读之后,孔子“不可使知之”也可别解,如“知”指管理,“不可使知之”意思是“民”当不了、当不好“官”,这就是精英思想】。见本书65章注释辨析部分和第八篇“老子与孔子”一节。
也有人认为《商君书·定分》的“民愚则易治也”是愚民主张,但考其上文,“愚”恰是与“贤、良、辩、慧”、“诈、贤、能”中“辩、慧、诈”相对的语词,意思就是纯朴醇厚、本分老实,不知巧诈、不会辩解。因而,商鞅并不主张愚民政策(《垦令》、《算地》也差相仿佛。《商君书》与“愚民”相对的词是“奸民”,即好耍机诈还能巧言辩解遮掩,无理还能搅三分)。
先秦的“愚民、民愚”等表述中的“愚”都是与“智”相对而不是与“知”相对(先秦的知、智是一个字)。“智”主要表现为分析决策、策划研判能力,是对经验、知识的实践性应用,即为了既定目标而设定方式路径、方案步骤,其具体形式就是人们常说的机诈欺骗、智慧谋略、算计设局、陷害巧设、弄虚作假、巧舌善辩等等。根据其目的意图,可以称作善也可以称为恶,因为“智”本是能力、是实现“情、欲”的工具,也就是今日常说的工具理性——本书谓之实用理性。为善时人们赋予积极正面的评价,如智慧、聪敏等;为恶时人们赋予消极负面的评价,如奸诈、狡猾等。“知”主要表现为认知理解、学习领悟的能力,是单纯理性认知,不含具体的目的意图、行为实践。
“智”和“知”既有关也无关。所谓无关,是指“智”、“知”是两种不同的能力(从老子来看,“知”是“名能”自然呈现,“智”是“名能”的嬗变异化)。“知”是对事物性理的认知,“智”是对行动方案的设计(为了与器物文明中的发明、制造相区分,无妨将“智”限定在交往相处、社会治理领域,即限定在人生社会领域,这也是历史和现实中通常的语用)“知”不根据“智”、“智”也不依赖“知”。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学习能力很强的人、知识非常丰富的人,并不一定是巧计百出、智谋高明之士,有时反而显得愚笨,被没有知识的街头骗子、政客奸商愚弄欺骗。而一个毫无知识、学习能力很差的人,却可以设想出缜密的骗局、具有很高的谋略智计。有“知”之士在知识认知方面游刃有余、妙语巧思;有“智”之士在人生社会领域叱咤风云、顺风顺水。所谓有关,是指“智”一方面因为“知”而获得了更多的运用素材和范围,使得“智”具有了更广阔的运用空间,另一方面“知”给“智”提供了案例经验,他人之“智”对自己有了启发,提高了“智”能。
总之,“知”和“智”仅具有松散的非线性非正比关系。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知”能高者“智”能也高,“知”识丰富者“智”识也深远。
“智”如果仅仅用于正道、良善,那自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可是人类的“情、欲”日趋繁杂、交往相处不免冲突争执,作为工具的“智”就可以派上用场、大显身手。而在私欲私利横行的处境中,“智”基本上都是谋私获利、求权得名的工具、手段,于是竞相斗智、愈演愈烈。俗语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所谓流氓就是“情、欲”苛杂强执而不知也不愿有自觉自敛、不具道德品性、良善心行者,为了自我的情欲不择手段、毫无顾忌。假如这种人有了文化(主要是知识,但也包含了智能),那就虎生双翼,不仅可以设计巧局、施展诈术,亦可头头是道、辩解开脱。这也就是说知识人(“知”和“智”兼具者)一旦走上邪道、图谋私利私欲,其危害更甚更烈。大奸巨恶就在知识分子之中(准确讲就在精英阶层),在今日尤甚。善恶就在一念间,为善为恶全在自己,按照老子的看法,所有的作为都将还报自身(见本书“老子同俦观”)。“大道甚夷,民甚好径”,正常做人、正当处世、少私寡欲、见素抱朴,应该是比较好的生存处世之道。
综合言之,先秦的愚民、民愚不是知识认知方面的主张,不是说让民众啥都不知、啥都不懂,然后统治者指东往东、指西朝西,而是智谋机诈方面的主张,即让民众不尔虞我诈、虚伪欺瞒(从老子来看,首要的根本的就是统治阶层不要耍弄智谋,否则君民斗智、诚信阙如,最终败坏社会、殃及自身。简言之,要想民愚、愚民,必先自愚、愚己,要想民朴民诚、世正世善,必先自朴自诚、自正自善。毛泽东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要求他的战友们“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诚然如此)。不过后世(也包括先秦)作了错误的理解——当然,大多数实则是根据自己见地发明出了低劣的愚民手段,“智”不依赖于“知”,愚民者未必读过老子、论语、商君书——即尽可能地让民众没有知识文化(事实上这种观愚民政策在西方更突出,如基督教统治时期。西方近代以后则主要是欺骗蛊惑方式,如英国工商界与地主在利益冲突时的各种煽动花招,小册子、演讲会满天飞。我国古代几乎没有这种愚民之道,教育学习一直是从上到下提倡鼓励的)、对统治上层的所作所为、关系脉络、生活方式、内政外交没有什么知晓、了解(这可能是近代以来我国统治阶层常见的愚民之道,实则就是伪君子、假道学、打肿脸充胖子那一套)。
关于教化:
教化心态也是古今中外精英们的常见意识形态。在我国历史上主要以士大夫等知识人士为代表。
我们知道,每个人生下来都处于“诸无”状态,必定需要后天教育培养,而且先秦诸家都有“教、导、化、育”等主张,但这大都不属于精英意识中的教化心态。我们所谓的精英教化意识、教化心态,是指精英们自觉地(或下意识)处于民众之上,认为民众必须他们指导教育、需要他们策划规范。换言之,精英们认为民众愚昧无知、行为失当,需要他们指点启迪、制定规矩。精英的教化内容不是物质文明中的技能才干、制造工艺、发明方式(在人类早期,这是普遍的教化内容,如我国传说中的伏羲、神农、仓颉等),而是精神文明(社会和文化领域)中的知识思想、道德礼仪、方式方法。诸如善、恶、义、德、礼、乐之类。这实际上就是以价值观念、制度规范去要求和规制人们的行为和交往。
按说,教化实在是必不可少的有益活动,精英将他们的深思熟虑、思想见解、方式方法、经验体悟告诉人们,对人们的交往相处和社会有序都有莫大好处。但从老子来看,问题太大太多了。老子的批评主要有两点,一是教化内容,基本是悖道离德,二是教化方式,言教而身不行。悖道离德已无须多言,大多数人文创制都是“有为”之果,都不同程度地远离、乖谬于“道、德”,可能短期有效有益,但长久之后问题就凸显出来。我们这里主要讨论教化方式。
在老子看来,教化方式有两种,一是身教,即以身作则、作出表率,民众仿效追随,从而达到教化之果。当然,身教并不是否认言教,不是说大家都成为哑巴、寂寞无声、不言不语。二是言教,即通过言语概念去教导、引领。本来,言教一则不可避免,二则方便交流传播,但关键就在这里,即精英教导民众如此这般,但是他们自己却如彼那般,也就是言行不一、表里不同。一段时间后,民众必定发现蹊跷进而恍然大悟,精英成为伪君子、假道学,但这仅是开始。既然精英通过虚伪作假、欺瞒哄骗能够谋得私利私欲,民众必然仿效学习,于是整个社会尔虞我诈、诚信缺失。在相互欺骗中各种花招巧计会被发明出来,这次你上当、下次你骗我,愈演愈烈、无休无止。气愤、郁闷、嫉妒、相害、冲突、争斗等等纷至沓来。假如社会有制裁精英的措施手段,那么精英的欺骗在早期就被制止,不至于衍为无法收拾的局面。可是精英们都是社会上层人物、掌握着权势,利益攸关而结为同盟,所以根本无法制止精英们的诈骗愚弄。民众不都是蠢货,于是针锋相对,既然无法制裁精英,那就相互欺骗,投精英之所好、得自身之利益,上下相欺、君民竞智。我国历史和现实中道貌岸然的伪君子、诲人不倦的假道学、语重心长的伪善者、苦口婆心的劝解者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这倒不是说这些人传授的内容有多大问题(不从老子思想去审视),如果人们都能按照他们的讲述行为交往,社会必定会和谐安康。问题在于,作为具有影响力的社会上层,他们自己言不由衷、言行殊异,这又如何让民众相信服膺、听从依顺?“信不足,有不信”,丧失了民众信任的教化者,其谆谆教诲反而事与愿违、离心离德(中外现实中各路政客、“公知”的口才表演,无不如此。他们说得天花乱坠、唾沫四溅,似乎说了许多,但仔细考察什么都没说,因为说得不过是众所周知的道理,其见识未必比得上贩夫走卒、山野村夫。民众依据常识常理,因而很少荒谬虚玄,政客们口若悬河,依据的是概念理论,因而大都滑稽怪诞)。再者,假如整个社会处于互欺乱为状态,那么诚信有德之人必定沦落于贫困蹇滞之境,因为欺诈妄作可以更快地带来利益、疏通关系,若此,又有几个人能够坚守信实端方、践行正道善行?因而,必定是陆续地、逐渐地被社会之“势”所影响引导、左右造就,坚持操守的人逐渐消亡。那么社会如何复归正道呢?社会本就是精英们败坏的,要想修复,仍需精英们自觉自力、复归正道(普通民众没有社会影响力,他们中的个体即使抱道守德也难以改变世风。当然,可以设想民主状态下对精英集团的制御限制,那就是公众的力量、大众的意志,此时倒不须精英们自觉自力),进而带动民众、影响民众走向正道。
实际上,民众不需要精英来教导,他们自己在相互交往、生存活动中会根据天德自性和社会习俗自然而然地形成有序状态。精英们只须做好自己,不添乱、不搅合就很不错了。
老子的教化是君王走在前面,民众跟在后面。精英的教化则是坐在太师椅上,指手画脚、妙语连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