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发布】很好的导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4卷《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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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前言

　　本卷收入的是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第X—XIII笔记本的内容，即《剩余价值理论》的中间部分。《剩余价值理论》在1861—1863年手稿中占有重要地位。

　　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经济学，并且大约在1844年春天，产生了为无产阶级创作一部《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巨著的想法。为此，他多年来收集了丰富的资料并做了大量的摘录笔记。从1857年10月到1858年底，马克思写了第一部篇幅庞大的手稿，这就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这部手稿的基础上，马克思打算以分册的形式把他的经济学著作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书名正式出版，并于1859年由柏林的敦克尔出版社出版了第一分册。第一分册只包括《商品》和《货币》两章，而第三章关于《资本一般》的论述则应是第二分册的内容。

　　从1861年8月到1863年7月，马克思在写作第二分册的过程中理论内容不断发展和扩大，最终写成了一部篇幅更加庞大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手稿包括23个笔记本，共1472页，总篇幅相当于200个印张。在其中《剩余价值理论》的篇幅约有110个印张，占了该手稿总篇幅的一半以上。按照马克思当时的设想，“资本一般”的内容是论述资本的本质，即一切资本的共性，暂不涉及许多资本相互作用的问题（这些问题以后将由《竞争》、《信用》和《股份资本》册去论述）。“资本一般”的理论论述将分成三篇或三部分，即“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简称“资本和利润”）。马克思在写作第二分册前夕，大约在1861年夏天拟定的《资本章计划草稿》，就是按这样的设想划分的。马克思当时还沿用第一分册的体例，在每一理论部分的最后，加上一个理论史的附论。如在第一分册中，《商品》章附有一节《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货币》章则分别附有《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和《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这样两节相关的理论史论述。马克思在写第二分册的开始阶段，也按这样的体例，计划在《资本的生产过程》各节的最后附上相关的理论史论述。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的开头阶段，依次写了以下理论部分：（1）货币转化为资本；（2）绝对剩余价值；（3）相对剩余价值。马克思写到相对剩余价值一节的机器部分就暂时停了下来。马克思自己在手稿第V笔记本的第184页上写明：“在相对剩余价值之后，应该把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结合起来考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55页）这一考察应构成第（4）节，但当时尚未写成。这样，《剩余价值理论》就应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的最后一节，即第（5）节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史附论。

　　从1862年春天开始，马克思转入了（5）《剩余价值理论》的写作。它的基本内容包含在第VI—XV笔记本中，后来在第XVIII笔记本中又增写了《剩余价值理论》的最后部分，约60余页手稿。在1861—1863年手稿的最后写作阶段，从第XX笔记本的第1291a页到第XXI笔记本的第1301页，马克思又补写了对配第等一些早期古典经济学家的许多理论观点的评论和札记的片断。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构成《剩余价值理论》的全部内容。《剩余价值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形成史中所以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因为这部分手稿集中地反映了马克思崭新的理论发现和科学研究成果，标志着马克思主要经济学理论著作写作过程中的一个新时期。马克思在此以前的理论创作过程中，已经制定了科学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并且从理论上说明了纯粹形态的剩余价值在生产过程中的起源及其特点。但是，在论述剩余价值理论史的时候，面临的任务是要全面研究和说明剩余价值在资产阶级社会表面上表现出来的各种具体形式，因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包括他们的主要代表亚·斯密和李嘉图，都不了解纯粹形态的剩余价值，他们的剩余价值范畴是和其在社会表面上表现出来的具体形式如利润、利息、地租等等混淆在一起的。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的一开头就写道：“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纯粹地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在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上来考察剩余价值。”（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3卷第7页）因此，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关于剩余价值观点的分析批判必然同对资产阶级的利润理论、地租理论和利息理论等的分析批判结合在一起。马克思一贯的理论创作方式，就是从批判错误的理论和观点当中不断制定和完善自己的理论和观点。而且整个说来，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尤其是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才得以创立了崭新的工人阶级的经济学。

　　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通过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是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批判，进行了新的理论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马克思在这里研究制定了或进一步论述了下面这样一些重要问题：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市场价值，利息，地租，特别是绝对地租，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资本积累，经济危机问题，以及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等等。由于这些重要理论的论述，《剩余价值理论》的篇幅不断扩大。同时，整个1861—1863年手稿由于所讨论的题目、问题和范围的多样化，由于取得的成果的丰富，而大大超过了原先确定的范围。马克思在这部手稿中还取得了其他一些重要理论成果，如利润理论、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理论、商业资本和生息资本理论、地租理论、三位一体的公式、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理论、再生产理论以及工资等理论，这就使得1861—1863年手稿成为马克思主要经济学著作创作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基础上，马克思在1862年底作出了出版《资本论》的决定。1862年12月28日，当马克思快要写完1861—1863年手稿的时候，他在给自己的朋友路·库格曼的信中说：“第二部分终于已经脱稿……它是第一册的续篇，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名称只作为副标题。”（见马克思1862年12月28日给路·库格曼的信）显然，随着三册《资本论》理论部分的逐步形成，马克思也产生了使《剩余价值理论》成为整部著作的最后一部分即第四册的想法。后来，1865年7月31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就明确写道：“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前三册）。然后还得写第四册，即历史文献部分”（见马克思1865年7月31日给恩格斯的信）。实际上，《剩余价值理论》虽然在开始时是作为剩余价值的理论史来写的，因而选定18世纪中叶的詹·斯图亚特作为起点，但在写作过程中内容逐步扩展，沿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的轨迹，从它向上发展写到顶峰时期，再写到它变为庸俗经济学的衰落过程。从内容来看，已经具备了全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的初稿性质。因此，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的最后，补写了有关17世纪末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等人的章节。因为马克思早在1857年7月就说过，“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是以李嘉图和西斯蒙第……结束的，同样，它在17世纪末是以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开始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3页），这样，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史的初稿就变成了现代政治经济学史的初稿。

　　《剩余价值理论》篇幅庞大，人们通常是按其内容和写作顺序，把它的基本部分分别收入三册书中。本卷继第33卷之后，收入的是《剩余价值理论》的中间部分（第X—XIII笔记本），内容是关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顶峰时期李嘉图的理论，主要涉及的是价值理论和广义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完成，论述的是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表面上表现出来的各种特殊形式。《剩余价值理论》的结尾部分将收入下一卷即第35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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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卷开头是对洛贝尔图斯地租理论的考察。这是一个“插入部分”。按照马克思原来的计划，他在考察完重农学派和亚•斯密等人的理论之后，应接着考察李嘉图的理论。但是1862年夏天，拉萨尔要求马克思把从自己那里借去的洛贝尔图斯的著作《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三封：驳李嘉图的地租学说，并论证新的租的理论》寄还。这就促使马克思在考察李嘉图之前先研究洛贝尔图斯的地租理论。马克思在这一部分的研究中，批判了洛贝尔图斯的错误理论，从理论上论证了李嘉图所一直否认的绝对地租的存在，从而一步步地制定出了自己的绝对地租理论。这一部分研究从内容上看也是对李嘉图的整个理论进行批判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
　　约•卡•洛贝尔图斯是普鲁士的地主，同时是政治经济学家。他早在19世纪50年代初就反驳李嘉图的理论，声称自己发现了绝对地租的存在。洛贝尔图斯虽然认为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是绝对地租存在的原因，但是他的论证却是错误的和幼稚的。他从土地所有者就是原产品的所有者这种普鲁士地主特有的观念出发，认为在农业中人们不把种子和饲料等计入成本，因而农业的利润率高于工业的利润率，其差额就形成绝对地租。洛贝尔图斯把问题归结为计算上的错误，这当然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从农业利润率高于工业利润率这一事实来说明绝对地租，却有一定的启发作用。通过对洛贝尔图斯的理论的分析批判，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现实出发，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业中的发展晚于工业，这就决定了农业中的资本有机构成低于工业中的平均构成，从而农业中的利润率高于工业中的平均利润率。而由于存在着土地所有权的垄断，限制了资本的自由流动，农业中的超额利润不能加入利润的平均化，而是被截留下来为土地所有者占有，这就形成绝对地租。洛贝尔图斯像李嘉图一样，既不懂资本有机构成的理论，也没有把价值同生产价格区别开，因而不可能得出科学的绝对地租理论。
　　马克思随后转入了对李嘉图理论的批判。李嘉图是英国产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学家，他比亚•斯密更彻底地坚持劳动价值理论，他的理论达到了资产阶级经济科学的顶峰。马克思对李嘉图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发展中的历史功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马克思指出，李嘉图的历史功绩是：“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对这个制度的内在有机联系和生活过程的理解——的基础、出发点，是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李嘉图从这一点出发，迫使科学抛弃原来的陈规旧套，要科学讲清楚：它所阐明和提出的其余范畴……和形态同这个基础、这个出发点适合或矛盾到什么程度；一般说来，只是反映、再现过程的表现形式的科学（因而这些表现本身），同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联系即现实生理学所依据的，或者说成为它的出发点的那个基础适合到什么程度……李嘉图在科学上的巨大历史意义也就在这里。”（见本卷第183—184页）同这个科学功绩紧密联系着的是，李嘉图揭示并说明了资产阶级社会中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马克思曾指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代表李嘉图，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马克思写道：“李嘉图揭示并说明了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正如内在联系所表明的那样——这样一来，在经济学中，历史斗争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源被抓住了，并且被揭示出来了。”（见本卷第184页）
　　李嘉图把政治经济学发展到了资产阶级眼界的极限，但他终究没有突破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把资本主义制度看成是人类社会的自然的和永恒的制度，而不是本身包含着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历史过程。由此就产生了他的科学研究中的形而上学特点。他虽然力求用科学的抽象法来揭示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但是，“一方面，他的抽象还不够充分，不够完全，因而当他，比如说，考察商品价值时，一开始就同样受到对各种具体关系的考察的限制；另一方面是，他直接把表现形式理解为一般规律的证实或表现；他根本没有揭示这种形式。”（见本卷第115页）李嘉图没有考察纯粹形态的剩余价值，也没有把资本划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在许多场合，他把本质和表现形式直接地等同或混淆起来，例如，他把资本主义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直接等同于平均利润，从而把商品的生产价格同商品的价值混淆起来。李嘉图不能看到价值的历史性和发展变化，也没有看到隐藏在价值中的社会关系。他不理解价值通过怎样的机制转形为生产价格。李嘉图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条件下价值及其表现形式之间的必要的中介环节。这就导致他的理论的一系列缺陷和错误。由于不能在劳动价值理论基础上科学地说明等量资本何以取得等量利润的问题，终于导致古典经济学的破产。
　　马克思以唯物辩证法这一锐利的科学武器进行批判研究，详细地说明了李嘉图理论中的缺陷和错误存在的原因，并制定了自己崭新的经济学理论。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阐明了得到科学论证的市场价值理论、平均利润理论和生产价格理论。通过这些必要的中介环节，马克思从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出发，发展出了各个比较具体的范畴。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已经转化成了生产价格规律。马克思详细阐明了价值规律发生这种必然的转化是通过两种竞争形式实现的。
　　第一种竞争形式是同一生产部门内的竞争，这种竞争导致市场价值的形成，即该部门内各个企业中的劳动所形成的个别价值通过竞争形成统一的市场价值。“竞争——部分地是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部分地是商品的买者同资本家的竞争以及商品的买者之间的竞争——在这里就导致这样的结果：某一特殊生产领域的每一个别商品的价值决定于这一特殊社会生产领域的商品总量所需要的社会劳动时间总量，而不决定于个别商品的个别价值，换句话说，不决定于个别商品的特殊生产者和卖者为这一个别商品花费的劳动时间。”（见本卷第227—228页）正是这种竞争促使资本家为获取超额利润而提高生产能力，改进技术，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李嘉图没有论述市场价值，没有说明各个特殊生产领域中市场价值的形成，而是不通过市场价值这个中介环节直接把价值与生产价格等同起来。实际上，李嘉图没有认识到这种竞争形式，相反，他把这种竞争形式同第二种竞争形式混为一谈。
　　第二种竞争形式是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竞争。在这种竞争中，资本从获取较少利润的部门被抽出，竞相投入能提供最大利润的部门。这种竞争形式使各个生产部门的不同的利润率平均化为平均利润率（或一般利润率），并使市场价值转变为生产价格。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生产部门的产品都以生产价格为基准来进行销售，获得相同的平均利润。“这无非是资本家仍努力（而这种努力就是竞争）把他们从工人阶级身上榨取的无酬劳动量……在他们相互之间进行分配，而且这种分配不是根据每一个特殊资本直接生产多少剩余劳动，而是根据：第一，这个特殊资本在总资本中占多大部分；第二，总资本本身生产的剩余劳动总量。资本家们既作为同伙又作为敌手来瓜分赃物——他们所占有的他人劳动，于是他们每个人占有的无酬劳动，平均说来，同其他任何一个资本家占有的一样多。”（见本卷第25页）马克思用平均利润理论证明了，从整个社会看，平均利润的高低取决于所有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剥削程度，因此，互相对立的已不只是单个工人和单个资本家，而是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
　　马克思指出，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形成之后，价值规律就变形为生产价格规律。这时，市场价格波动所围绕的中心已不再是商品的价值（c＋v＋m），而是生产价格（c＋v＋平均利润）。但价值规律的这种变形并没有取消劳动价值理论，这只不过是剩余价值的再分配，剩余价值的总量仍等于平均利润的总量，商品的价值总量仍等于生产价格的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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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市场价值、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的制定和完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不仅解决了使古典经济学遭到破产的关键问题，而且也是体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所实现的革命的最重要的标志。正是由于这些中介环节的建立，使马克思得以完成他的广义的剩余价值理论。顺便指出，“生产价格”这一术语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有一个发展过程，它曾先后被称为“平均价格”、“费用价格”等等，最后才固定下来。
　　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的完成，使绝对地租理论建立在牢固的科学基础上。马克思指出，李嘉图否定绝对地租的根源在于，他是从商品价值等同于商品的生产价格这个错误前提出发的。因为，如果农产品的价值除了像工业品一样提供利润之外，还提供绝对地租，那岂不是同量劳动在农业中生产的价值比在工业中生产的价值多了。李嘉图为坚持劳动价值理论而断然否定了绝对地租的存在。马克思则科学地指出，绝对地租的来源在于农产品的价值高于生产价格，由于土地私有权的垄断，这个价值余额便作为超额利润转化为绝对地租。马克思同时也指出，源于农业中的资本有机构成低于工业而产生的“绝对地租的存在仅仅是一个历史事实，是农业的一定发展阶段所特有的、到了更高阶段就会消失的历史事实”（见本卷第 269—270页）。不过，到那时仍须向土地所有者缴纳“租金”。
　　由于李嘉图把价值和生产价格等同起来，他也不可能从理论上正确地说明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李嘉图没有区分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他错误地把工资的提高视为利润率下降的原因。马克思则相反地指出，利润率下降的真正原因是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李嘉图不懂得资本的有机构成，他无法说明在有机构成的提高比剩余价值率提高更快的情况下，利润率甚至在剩余价值率提高的情况下也会降低。
　　李嘉图用自己的有缺陷的级差地租理论来论证工资的提高，他并且把级差地租理论同所谓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联系起来。按照这种所谓的规律，人们由于对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于是就会耕种越来越劣等的土地，结果造成农产品的价格不断上涨，而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又引起工资的提高。这些见解当然是错误的。应当看到，李嘉图的级差地租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理论基础上的，他认为地租是农业工人创造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马克思在肯定李嘉图理论中的正确成分的同时，也对其中的缺陷和错误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批判，并且对级差地租理论的形成史进行了全面的考察。马克思彻底批驳了土地肥力递减的所谓“规律”，指出农产晶的产量会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而提高，即使最坏的土地投入耕作，土地的绝对产量也会由于生产力的普遍发展而提高。至于李嘉图等人所断言的级差地租的原因在于人们耕作越来越劣等的土地，并造成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等，马克思也用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些看法是片面的和错误的。马克思指出，级差地租的原因只在于，在投资相同的情况下，投入耕种的各个不同等级的土地会有不同的产量，而由于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农产品的市场价值由最劣等土地的产品所需的劳动耗费来决定。这样，各级较优等土地的产量较高，会产生出不同的超额利润，这就形成土地所有者的级差地租。马克思以大量的篇幅对级差地租理论进行了详细考察。而在对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发现史的考察中，马克思发现了级差地租理论的创始人是18世纪的苏格兰经济学家和租地农场主詹姆斯•安德森，而马尔萨斯不过是剽窃了安德森的理论，并用所谓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来反对工人阶级并为土地贵族辩护。通过对级差地租理论史的考察，马克思得以在前人理论遗产的丰厚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地租理论。
　　马克思在考察李嘉图的积累理论时，批判了李嘉图忽视不变资本的错误。李嘉图像斯密一样，把产品的全部价值都分解为各种收入，从而在研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时完全没有考虑不变资本。这使他在资本积累问题上产生错误的观点，即认为资本积累就是资本家的收入不用于个人消费，而是转化为工资，就是可变资本的积累。对此马克思指出，资本积累或社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不仅需要有追加的劳动，而且需要有追加的生产资料。因此马克思强调指出，“首先，必须弄清不变资本的再生产。”（见本卷第535页）在年产品的价值量中，不变资本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变资本部分不能在再生产过程中单纯地被消费掉，而是应从价值上和实物上得到补偿。马克思分析指出，不变资本包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随着生产的发展，固定资本的比重越来越大。但固定资本只有每年被磨损的那部分价值才转移到产品中去，这部分不变资本和流动资本一道在每年的再生产中应得到价值上和实物上的补偿。通过社会生产两大部类 （生产资料的生产部类和消费资料的生产部类）之间相应产品部分的交换，生产生活资料所耗费的那部分不变资本得到补偿。至于生产生产资料所耗费的那部分不变资本，则或是通过本部类各生产领域本身的产品，或是通过本部类各生产领域之间的产品交换得到补偿。对不变资本再生产的分析表明，不变资本是过去劳动的结果，一国使用的不变资本的比例越大，生产不变资本所消费的那部分不变资本也就越大。不变资本的增加，使年产品的量和价值量都增加了。“这种增加就是资本积累的一种形式，理解这种形式非常重要。”（见本卷第537页）马克思正是通过分析这些复杂的关系，得以弄清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基本条件。马克思指出，“资本积累的条件同原来生产或再生产资本的条件是完全一样的。”（见本卷第547页）积累起来的追加资本一部分必须转化为劳动力，另一部分必须转化为相应的生产资料，扩大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因此，“积累，决不等于全部剩余产品都用在生产工人的工资上。”（见本卷第555页）马克思所论述的这些问题，是他的再生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嘉图否定普遍经济危机的观点，也是同他的错误的积累理论密切相关的。马克思指出，“大卫•李嘉图所接受的庸俗的萨伊的 （其实是属于詹姆斯•穆勒的）观点……认为生产过剩，至少市塌商品普遍充斥是不可能的。这种观点是以产品同产晶交换这一论点为基础的。”（见本卷第560页）换句话说，他们把资本主义生产等同于简单商品生产，再把简单商品生产等同于产品同产品的物物交换，这样当然不可能发生普遍的经济危机。李嘉图认为，人的需要是无限的，因此不可能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决不是满足需要，而是攫取尽量多的剩余价值，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就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之中。
　　马克思早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就已证明，在简单的商品流通中买和卖分裂为两个独立的行为，这已经包含着危机的抽象可能性。而当货币充当支付手段的职能时，又进一步产生出危机的抽象可能性。而当商品生产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时，危机的两种抽象形式“第一次获得了内容，获得了它们可以表现出来的基础。”（见本卷第578页）马克思指出，在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原料等的普遍涨价，支付锁链的中断等，都可能使危机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马克思最后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中得出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危机的一般条件，只要不取决于和价值波动不同的价格波动……就必须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来说明。”（见本卷第584页）马克思指出资本无限度地追加生产的趋势，“这种追加生产的尺度，是资本本身，是生产条件的现有规模和资本家追求发财致富和追求资本化的无限欲望，而决不是消费。消费早就被破坏了，因为，一方面，人口的最大部分，即工人人口，只能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扩大自己的消费，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劳动的需求，虽然绝对地说是在增加，但相对地说却在减少。此外还有一点：一切平衡都是偶然的，各个特殊领域中使用资本的比例固然通过一个经常的过程达到平衡，但是这个过程的经常性本身，正是以这个过程必须经常地、往往是强制地加以平衡的那种经常的比例失调为前提。”（见本卷第559页）马克思的上述这些论述是他的经济危机理论的重要成果。
　　在考察李嘉图理论的最后部分，马克思评论了李嘉图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使用机器对工人阶级产生的各方面影响的看法。马克思一方面对李嘉图关于采用机器给工人阶级带来某些不良后果的论断给予肯定；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李嘉图在这方面的某些辩护论观点。
　　
　　全卷译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8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3卷第3册重新作了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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