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发布】很好的导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3卷《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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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前言

　　本卷收入的是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第VI—X笔记本的内容，即《剩余价值理论》的开头部分。《剩余价值理论》在1861—1863年手稿中占有重要地位。

　　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初就开始研究经济学，并且大约在1844年春天，产生了为无产阶级创作一部《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巨著的想法。为此，他多年来收集了丰富的资料并做了大量的摘录笔记。从1857年10月到1858年底，马克思写了第一部篇幅庞大的手稿，这就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这部手稿的基础上，马克思打算以分册的形式把他的经济学著作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书名正式出版，并于1859年由柏林的敦克尔出版社出版了第1分册。第1分册只包括《商品》和《货币》两章，而第3章关于《资本一般》的论述则应是第2分册的内容。

　　从1861年8月到1863年7月，马克思在写作第2分册的过程中理论内容不断发展和扩大，最终写成了一部篇幅更加庞大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手稿包括23个笔记本，共1472页，总篇幅相当于200个印张。在其中《剩余价值理论》的篇幅约有110个印张，占了该手稿总篇幅的一半以上。按照马克思当时的设想，“资本一般”的内容是论述资本的本质，即一切资本的共性，暂不涉及许多资本相互作用的问题（这些问题以后将由《竞争》、《信用》和《股份资本》册去论述）。“资本一般”的理论论述将分成三篇或三部分，即“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简称“资本和利润”）。马克思在写作第2分册前夕，大约在1861年夏天拟定的《资本章计划草稿》，就是按这样的设想划分的。马克思当时还沿用第1分册的体例，在每一理论部分的最后，加上一个理论史的附论。如在第1分册中，《商品》章附有一节《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货币》章则分别附有《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和《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这样两节相关的理论史论述。马克思在写第2分册的开始阶段，也按这样的体例，计划在《资本的生产过程》各节的最后附上相关的理论史论述。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的开头阶段，依次写了以下理论部分：（1）货币转化为资本；（2）绝对剩余价值；（3）相对剩余价值。马克思写到相对剩余价值一节的机器部分就暂时停了下来。马克思自己在手稿第V笔记本的第184页上写明：“在相对剩余价值之后，应该把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结合起来考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55页）这一考察应构成第（4）节，但当时尚未写成。这样，《剩余价值理论》就应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的最后一节，即第（5）节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史附论。

　　从1862年春天开始，马克思转入了（5）《剩余价值理论》的写作。它的基本内容包含在第VI—XV笔记本中，后来在第XVIII笔记本中又增写了《剩余价值理论》的最后部分，约60余页手稿。在1861—1863年手稿的最后写作阶段，从第XX笔记本的第1291a页到第XXI笔记本的第1301页，马克思又补写了对配第等一些早期古典经济学家的许多理论观点的评论和札记的片断。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构成《剩余价值理论》的全部内容。《剩余价值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形成史中所以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因为这部分手稿集中地反映了马克思崭新的理论发现和科学研究成果，标志着马克思主要经济学理论著作写作过程中的一个新时期。马克思在此以前的理论创作过程中，已经制定了科学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并且从理论上说明了纯粹形态的剩余价值在生产过程中的起源及其特点。但是，在论述剩余价值理论史的时候，面临的任务是要全面研究和说明剩余价值在资产阶级社会表面上表现出来的各种具体形式，因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包括他们的主要代表亚·斯密和李嘉图，都不了解纯粹形态的剩余价值，他们的剩余价值范畴是和其在社会表面上表现出来的具体形式如利润、利息、地租等等混淆在一起的。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的一开头就写道：“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纯粹地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在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上来考察剩余价值。”（见本卷第7页）因此，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关于剩余价值观点的分析批判必然同对资产阶级的利润理论、地租理论和利息理论等的分析批判结合在一起。马克思一贯的理论创作方式，就是从批判错误的理论和观点当中不断制定和完善自己的理论和观点。而且整个说来，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尤其是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才得以创立了崭新的工人阶级的经济学。

　　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通过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是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批判，进行了新的理论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马克思在这里研究制定了或进一步论述了下面这样一些重要问题：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市场价值，利息，地租，特别是绝对地租，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资本积累，经济危机问题，以及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等等。由于这些重要理论的论述，《剩余价值理论》的篇幅不断扩大。同时，整个1861—1863年手稿由于所讨论的题目、问题和范围的多样化，由于取得的成果的丰富，而大大超过了原先确定的范围。马克思在这部手稿中还取得了其他一些重要理论成果，如利润理论、利润率趋向下降规律理论、商业资本和生息资本理论、地租理论、三位一体的公式、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理论、再生产理论以及工资等理论，这就使得1861—1863年手稿成为马克思主要经济学著作创作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在取得这些成就的基础上，马克思在1862年底作出了出版《资本论》的决定。1862年12月28日，当马克思快要写完1861—1863年手稿的时候，他在给自己的朋友路·库格曼的信中说：“第二部分终于已经脱稿……它是第一册的续篇，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名称只作为副标题。”（见马克思1862年12月28日给路·库格曼的信）显然，随着三册《资本论》理论部分的逐步形成，马克思也产生了使《剩余价值理论》成为整部著作的最后一部分即第4册的想法。后来，1865年7月31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就明确写道：“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前三册）。然后还得写第4册，即历史文献部分”（见马克思1865年7月31日给恩格斯的信）。实际上，《剩余价值理论》虽然在开始时是作为剩余价值的理论史来写的，因而选定18世纪中叶的詹·斯图亚特作为起点，但在写作过程中内容逐步扩展，沿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的轨迹，从它向上发展写到顶峰时期，再写到它变为庸俗经济学的衰落过程。从内容来看，已经具备了全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的初稿性质。因此，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的最后，补写了有关17世纪末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等人的章节。因为马克思早在1857年7月就说过，“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是以李嘉图和西斯蒙第……结束的，同样，它在17世纪末是以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开始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3页）。这样，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史的初稿就变成了现代政治经济学史的初稿。

　　《剩余价值理论》篇幅很大，在把它编辑出版时，通常的做法是按其内容和写作顺序，把它的基本部分分别收入三卷书中。本卷收入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开头部分（第VI—X笔记本），内容是关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向上发展直至其顶峰的时期，重点是工场手工业时期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亚·斯密的理论，主要涉及的是资本和劳动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互相交换所发生的各方面的关系。《剩余价值理论》的中间部分（第XI一XIII笔记本），将收入第34卷，内容是关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李嘉图的理论，主要涉及的是价值理论和广义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完成。论述的是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表面上表现出来的各种特殊形式。《剩余价值理论》的结尾部分（第XIII—XV笔记本），将收入第35卷，内容分析的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衰落过程及其向庸俗经济学的必然转化。

　　在本卷中，《剩余价值理论》以对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的简短分析开篇。斯图亚特是个重商主义者，在剩余价值产生的问题上总的说来没有超出其他重商主义者的狭隘看法，即认为利润（即剩余价值）来自于商品高于其价值出售。但他和其他重商主义者不同的是，他区分了“相对利润”和“绝对利润”。他认为从交换中产生的利润是“相对利润”，一方的赢利意味着另一方的亏损。同时，他认为还存在着“绝对利润”，这种利润对谁都不意味着亏损，它是由“劳动、勤勉和技能的增进”创造的。这虽然不是对剩余价值起源问题的解决，但确实比一般重商主义的主张前进了一步。

　　接着，马克思以较大的篇幅分析了重农学派。马克思把以法国经济学家魁奈和杜尔哥为主要代表的重农学派称为“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早有系统的（不像配第等只是偶然的）解释者”（见马克思1877年3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在经济学史上，重农学派是第一批把剩余价值的起源和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的人，他们在解决劳动和资本在价值规律基础上的交换问题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马克思关于重农学派的重大功绩写道，他们“在资产阶级视野以内对资本进行分析……这个功绩使他们成为现代经济学的真正鼻祖。”（见本卷第15页）马克思强调指出了重农学派在资产阶级经济科学发展史上的两项主要的理论贡献。

　　第一项重大的理论成果是，他们是第一批不再在流通过程中寻找剩余价值起源的人，而是把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转到了直接的生产领域，这样就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这是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来发展的第一次质的飞跃。因为只有认识到物质生产是剩余价值起源的领域，才能在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来解释剩余价值。但是重农学派仍没有彻底认识到价值的本质，他们把价值和使用价值与自然产物等同起来。他们认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只有在农业中才是可能的。原因在于，只有农业劳动才能使作为自然产物的物质财富增加，才生产“纯产品”即剩余价值，而工商业劳动只是改变物质财富的形式，并不增加财富本身。因此，在重农学派看来，剩余价值只具有地租形式。他们认为只有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因而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是生产的。

　　第二项重大的理论成果是，弗·魁奈第一个尝试研究和表述了全国范围内资本的整个再生产和流通过程。魁奈的《经济表》是资产阶级经济科学发展中的一项光辉成就。马克思曾多次分析《经济表》并给予了高度评价。马克思指出，实际上，这是一种尝试，它把资本的整个生产过程表现为再生产过程，把流通表现为仅仅是这个再生产过程的形式；把货币流通表现为仅仅是资本流通的一个要素；同时，把收入的起源、资本和收入之间的交换、再生产消费对最终消费的关系都包括到这个再生产过程中，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实际上是资本和收入之间）的流通包括到资本流通中；最后，把生产劳动的两大部门即原料生产和工业之间的流通表现为这个再生产过程的要素，而且把这一切总结在一张“表”上，这张表实际上只有五条线，连结着六个出发点或归宿点。马克思说：“这个尝试是在18世纪30至60年代政治经济学幼年时期做出的，这是一个极有天才的思想，毫无疑问是政治经济学至今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见本卷第415页）魁奈的《经济表》对马克思制定自己的再生产理论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在称赞重农学派的科学成果的同时，马克思也指出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所持的反历史的考察方式存在着致命弱点。重农学派天真地认为资产阶级社会是永恒的和不朽的，因而是人类共同生活的天然合理的自然形式。几乎所有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包括古典经济学的伟大代表亚·斯密和李嘉图在内，在这方面都和他们处于同一水平，始终不能克服对待资产阶级社会的这种反历史观点，而这一点在他们的理论研究中起了严重的局限作用。几乎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无法理解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生产资料也只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转化为资本。

　　在本卷中，对亚当·斯密的论述占了最大篇幅。斯密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第一个创立了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亚·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见本手稿第XI笔记本第524页）和重农学派相比，斯密把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在很多问题上达到了资产阶级经济科学客观认识能力的极限。他认识到，任何社会劳动，不论是在什么生产领域进行的，也不论生产什么形式的使用价值，都创造价值。斯密认识到了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和劳动条件分离开了，这时工人加到材料上的价值（即新创造的价值）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支付工资，另一部分构成企业主的利润。因此，利润就是资本家对商品中的一部分劳动没有支付等价物而从商品价值中所作的扣除。所以马克思指出，斯密的巨大功绩在于，他“从工人超出他用来支付（即用等价物来补偿）工资的那个劳动量之上所完成的劳动，引申出利润。斯密这样就认识到了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同时他还十分明确地指出，剩余价值不是从预付基金中产生的，无论预付基金在现实的劳动过程中如何有用，它的价值不过是在产品中再现而已。剩余价值仅仅是在新的生产过程中从‘工人加到材料上的’新劳动中产生的”（见本卷第56页）。同样，斯密也不懂得纯粹形式的剩余价值，他把剩余价值等同于地租和利润。他没有分清劳动和劳动力，不懂得工人向资本家出卖的是他的劳动力，所以不能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解决资本和劳动相交换的问题。相反地，他认为在资本和劳动的交换中价值规律不起作用。

　　马克思对亚·斯密的科学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也指出了斯密理论中的矛盾和错误，这种矛盾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他提出的各种互相矛盾的价值规定上。斯密一方面认为，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时耗费的劳动决定，另一方面又认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的价值由工资、利润、地租这三种收入决定。这样，他就由一种价值规定走向了另一种价值规定。马克思指出，这种情况证明：斯密理论体系中的矛盾是他本能地客观地反映现实的结果，这为后来的理论研究提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斯密没有能解决这些矛盾，但发现了矛盾，提出了疑问，这在经济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后来的经济学家们互相争论时，时而接受斯密的这一解释，时而接受斯密的那一解释，这种情况最好不过地证明斯密在这方面的正确本能。”（见本卷第135页）斯密提出的矛盾在后来李嘉图的著作中未能得到全部解决，只有马克思才最终给予了科学的说明和彻底的解决。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斯密的学说为马克思创立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提供了思想素材。

　　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斯密著作中存在这些矛盾的原因，指出其根源在于斯密分析方法上的缺陷。他一方面力求揭示资产阶级社会隐蔽着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又醉心于描写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外在表现。当他走上第一条道路时，他就能获得具有科学价值的认识，如关于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正确规定和关于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问题等。当他走上第二条道路时，他就只能达到肤浅的认识。斯密的这后一考察方式，为以后的庸俗经济学开辟了道路。

　　马克思在分析了斯密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之后，进而考察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中心是分析斯密的收入决定价值的理论所引起的再生产分析上的混乱。斯密把社会总产品的价值仅仅归结为三种收入（工资、利润、地租），从而把商品价值中的第四个组成部分即不变资本排除掉了，他不能说明消耗掉的生产资料如何补偿的问题，这就堵塞了对资本主义再生产进行科学分析的道路。斯密的这一观点为以后的大多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继承。马克思把斯密的这一观点称为“斯密教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个澄清了“斯密教条”给社会再生产的分析所造成的混乱，纠正了“斯密教条”的错误，着手解决斯密以及一切古典经济学家在考察社会再生产时所无法解决的问题，逐步创立崭新的科学的社会再生产理论。马克思指出，社会再生产能否正常进行，基本条件是社会总产品能否实现。其中的关键是要说明不变资本的补偿问题。马克思认为，研究不变资本补偿问题的重要基础是认识商品所体现的劳动的二重性。只有通过劳动二重性的规定才可能解释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价值形成过程中的不同作用，才能划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斯密由于认识上的局限而不能作出这种区分。

　　马克思由于认识到了社会再生产各个价值部分间的区别，也就能说明各个部分间的关系。马克思开始时虽然尚未把整个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即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但已接近于得出这样的认识。马克思指出，在再生产中，用工资和利润总额购买的那部分产品，以它的各个要素的形式得到补偿，这部分产品所包含的新加劳动得到补偿，同时这部分产品所包含的不变资本也得到补偿。这种不变资本所包含的劳动在这里是从新加到不变资本上的活劳动基金中得到了自己的等价。而不变资本的生产者不能消费自己的产品，因为他们的产品是用于生产消费的。他们必须把他们的工资和利润花在用于个人消费的产品上，也就是说，资本家必须把他的产品中以不变资本形式存在的价值部分同其他生产者的产品中以工资和利润形式存在的价值部分相交换。马克思写道：“不变资本实际上是这样得到补偿的：它不断地重新生产出来，并且有一部分是自己再生产自己。但是，加入可消费的产品的那部分不变资本，则由加入不可消费的产品的活劳动来支付。”（见本卷第132页）此后不久，马克思就在考察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问题时，把整个的社会生产明确地划分为两大部类，而这样的划分是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发展中的重要一步。

　　接着，马克思以相当大的篇幅分析了资产阶级学者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观点。这个问题是和阐述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交换问题密切相关的。马克思深入研究了斯密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同时也考察了斯密的庸俗化者们的观点。

　　（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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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问题上，斯密也得出了两种不同的互相矛盾的观点，这两种观点在他的叙述中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斯密的第一个定义是科学的。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生产劳动是指这样一种劳动，这种劳动不仅把作为工资的那部分资本价值再生产出来，而且还提供利润，即创造剩余价值。马克思充分肯定了斯密的这一定义，他说：“这里，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给生产劳动下了定义，亚·斯密在这里触及了问题的本质，抓住了要领。他的巨大科学功绩之一……就在于，他下了生产劳动是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这样一个定义。”（见本卷第141页）马克思指出，斯密在这里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标准，不是从劳动的物质规定性得出来的，而是从一定的社会形式即劳动得以进行的社会生产关系得出来的，因而是科学的。

　　正像斯密在一切问题上都有二重性一样，他除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上述基本定义之外，还提出了第二个定义，这个定义可以归结为：生产劳动也是物化在任何商品中的劳动，即体现在一种有用的产品上的劳动。斯密的这第二个定义把重点放在劳动的物质内容上，离开了社会规定性，因而是错误的。马克思指出，斯密的这第二个定义固然是错误的，但也有其合理的因素，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一般说来，除了少数例外，资本购买的劳动都是用来生产商品的劳动，而用收入所雇用的劳动，一般地则是提供服务的劳动。因此，说生产劳动是生产商品的劳动，也是符合资本主义的现实的。马克思接着考察了斯密的生产劳动见解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们的观点，指出斯密的反对者们既不懂他的第一个定义的科学价值，也不了解他的第二个定义中的合理因素，只是抓住斯密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为自己的庸俗观点辩护。

　　马克思对斯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观点的分析批判是同他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马克思来说，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中哪些劳动是生产劳动的问题，是他进一步完成他的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论题之一。马克思从斯密的第一种定义出发，全面论证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资本家的生产目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获取剩余价值，不同资本交换，不为这种劳动的使用者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就是非生产劳动。当然，马克思的这一定义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不适用于自给自足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虽然他们也是商品生产者。马克思指出，哪些劳动是生产劳动的问题，取决于当时的生产方式和生产目的。如果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范围之外，那么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则会有不同的历史标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假定不存在任何资本，而工人自己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即他创造的价值超过他消费的价值的余额。只有对于这样的劳动才可以说，这个劳动是真正生产的，也就是说，它创造新价值。”（见本卷第137页）除了《剩余价值理论》之外，马克思还在1861—1863年手稿的第XXI笔记本中较详细地论述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问题。在收入本卷时，《剩余价值理论》这个部分的译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7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3卷第2册德文原文重新作了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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