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题外话和题内话
本书历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重要条目,全面检阅这些条目的工作逻辑,以之为“史眼”,管窥诸种经济形态之“得失成败”。此为中国工作用语之方法论著作。——作者寄语
似乎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这总是一本“看不懂”的书,忝为方法论著作。因为它确实没有通常那些作品惯有的体式(“款式”“体例”“形式”“格式”),不仅书名中缺乏“方法”字眼,而且,内容全不由有关方法论的“知识”所组装。于是乎,本书作者难免要预前题录,权作“画蛇”。
勒石之功: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
首先,历史和关于真实生活的构境始终是研究的根据,授人无水之鱼,不若授人有水之鱼。凡一国之经济落后必导致一国经济思想之长久落后,并非必然之事实,至少是缺乏历史眼光的看法。马克思以19世纪的德国作为比证,说明历史学派不足以和当时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匹敌,是就资产阶级内部工作体系而言的。德国社会特殊的发展排除了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任何独创的可能。相反的情况出现在东方世界。东方社会从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中发掘出了本民族历史的特殊规定,在发展上反超资本主义社会。此为《资本论》在东方思想界的横空出世。《国富论》迟至20世纪初始为国人注意,当其被注意时,《资本论》旋即为国人所注意。其说明当日中国并不欲照搬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相反欲图走俄国布尔什维克式的劳工发展道路。
要之,所谓劳工自主,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原是有充足根据的,且不论孙中山《三民主义》称“民生主义”就是中国之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今人复鼓吹劳动主义,或者就是劳动社会主义。从历史发展的实际看,劳工关系涵养于族民关系。中国的漫长古代社会恰是利用的这种关系体式,安排广泛性的社会生产和进行劳动剥削。此处的“族民”,究其实质,乃是对马克思所说依赖关系的人格范畴锁定。中国的族民关系不仅限制了现代意涵劳工概念的成长,更为主要的是限制市民关系作为社会经济主体之成长和规定的独立化。中国社会劳工成长路径是族民→市民·资本→劳工。内蕴的“市民·资本”是工作复合体,指认出中华商品生产体系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有限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定。如族民→市民·资本的线索,即是对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特殊主体发展关系的工作刻画。
作为预前交代,本书末章论及的社会要素历史模型不过是说发生在“族民”“市民”“资本”“社会劳工”诸者之间的发展关系的转化,认定它们是一相生相克的历史总体。其母体性质的工作关系皆是由对于劳工自主的发展指向性所构成的。如一种社会要素模型说的是生产要素“所有权条件”的单一类型,是“市民”与族民关系相伴生发展的阶段。而其作为独立的小生产者之人格范畴锁定,乃是专指价值规律的领导范畴,是为“简单商品社会”。所对应之古代产品社会的领导范畴则是“族民”。再就两种社会要素模型而言,其是说市民→资本的发展转化关系。此刻,“所有权条件”已经分化,于生产领域内社会对立化。“资本”专指剩余价值规律之领导范畴。这是一特殊的社会经济规定,可视为独立发展关系上的生产者(大生产者)之物格范畴锁定。三种社会要素模型阐明资本→社会主义劳工(人力资本)的发展转化关系。从“所有权条件”重新趋向社会一统的角度看,“社会劳工”可视为现代产品社会的工作领导范畴。这是对联合发展关系的一个社会确认,是生产者和劳动者重回社会人格范畴之过程。
以上是“舶来品的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成长。要之,它兼顾了中国的历史条件和国情背景。而中国无纯粹之市民社会这一发展特点也写就了中国政治经济学独有的逻辑内涵,塑造并继续要求得到不断革新的发展环境。
其次,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言,对中国来讲,这是“知难行易”的转折时代。科学的内容是事实和历史,指向了批判。与紧随那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和资本输入而当作完成的舶来品的经济学体系不同,现今所论之“中国经济学”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新议题。盖言“新”,特指其是由实践之追溯形成的理论议题。显然,这一含意是特定的,工作批判锁定了经济学成熟时期的发展航向。
吾道悠悠,忧心悄悄。居高而思,我们须得承认:迄今为止,人类对自身历史结构的内在了解,全靠《资本论》给其打下基础。一次次的理论对接与实践的接合使中国人逐渐认清一个道理:“主张把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当作理想移植过来的国家,当然没有产生政治经济学的可能。”决定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认真“消化”《资本论》,如在王亚南基础上前进一步,彻底消除“四分主义法式”和“三位一体公式的模本”积淀良久的病疴与沉重影响,创出完全新的理论道路来。
华夏一统,是历史、思维、语言、文化养成了的大一统国度。扼要而言:
·这是以中国人的资格——经济学人工作身份完成的一部作品;
·这是遵照中国人阅读之习惯和用语之习惯写就的经济理论鸿篇;
·这是照顾国人书写历史的习惯、与中国人思维体式契合的方法论巨制;
·总括起来说,本书献给中国经济学建构!
最后,让我们回到上面的主题:中西方关系的深化。《资本论》来到中国,委实与东方经济学不断深化之历史步伐同步。这以后,国人一直努力探求在中华语境中读懂和如何运用好这一伟大著作,尤其恰当领略埋藏其中的深邃性语言。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伴随了思想直接撞击的一次历史阅读,是一次气势磅礴、力量宏大的思维对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理论实践是晚近的一个工作外显。在这一历史高地与思想制高点之下,问题不在于为什么要保卫《资本论》,问题在于保卫什么以及如何保卫。
中西方在发展关系上的深入交流开显了中国经济学理论出场的必要性。乃是因为:中国经济学不独对中国历史和经济进行理论反映,同时是对于世界历史和经济之过去、现在、未来(它们是通透的)从民族工作语言角度采取的一个深刻性书写。例如,中国社会国家的经济细胞是家庭(或家庭式的单位),不独是商品单元,乃是商品和产品,从而具有产品社会和商品社会的两重生长张力。其理论彰显经济形态社会发展总体:所谓的中国经济的内在特质(中国特色),说到底,还在于反映和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经济的“同”与“不同”。
从这种意义上说,“走中国人的路,让美国人去说”,并不是一句毫无内容的虚妄之语。中国经济学具有丰富历史内涵、文化折射力和现实涵容性,乃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含义上的最为新近的形式,是内容多姿多彩的时代的实践形态、民族创新工作形态。对中国经济学人而言,正确的方式固然是通过历史,在实践交汇中,复经由中华史和世界史的对接来完成这项光荣神圣的伟大任务。如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纽结关系将会得到求解与有效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