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大学经管院陈前恒(幸福经济学、农业国际经济合作、农村贫困)4.10在线访谈

陈老师：
      您好。
      请宽恕我的愚钝和肤浅。
      看完您的CV,我有三个问题：
      1.根据您的研究，中国农村和城市幸福的差异是什么？影响因素（收入、性别、年龄、健康、婚姻、子女、社区）一样吗？幸福衡量的指标本身有差异吗？
      2.根据您的研究，农村幸福和人口流动的关系是什么？负相关（越幸福越不容易流动）？正相关？抑或无关？
        或者说，幸福是不是影响人口流动的因素？
       再进一步追问，离开农村的人是不是比留在农村的人幸福？
      3.针对现在农村土地流转现状，您认为，现有的土地政策能否影响农民幸福？（尤其是西北干旱地区）

小时2000 发表于 2015-4-10 09:24
陈老师：
      您好。
      请宽恕我的愚钝和肤浅。

这个问题感觉提的不错

世行的扶贫项目是失败的

资料狂人 发表于 2015-4-9 05:09
感谢陈老师抽出时间和大家进行在线的学术交流
期待着大家的热烈提问

     谢谢大家的关注。所回答的只是个人观点，有不到之处还请大家海涵！

资料狂人 发表于 2015-4-9 05:09
坛友wxb12345：
请问陈老师：
1、您觉得我们的农村普通人幸福吗？

问题一：
我想列举近年来我们的一些调研数据来回答这个问题。
在我们的多个调研问卷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评价一下去年您过得是否幸福，您给自己打多少分？”其中1表示“非常不幸福”，10表示“非常幸福”。
通过整理，我们发现，2009年，1800个农村居民样本的主观幸福感平均值为6.33，2011年（928个样本）为6.79，2012年（956个样本）为7.24。2012年，1025个农民工样本的主观幸福感平均值为6.39。
从这些数据来看，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在逐步提升；相比农村居民，城镇务工农民的幸福感并不高。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调研的对象并不是同一批人，在可比性方面有一些不足，但作为大样本数据，可供参考。

问题二：
     生活可能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物质生活主要涉及农民收入增加的问题，政治生活主要涉及农民民主权利如何得到保障的问题，文化生活主要涉及精神需求如何得到满足的问题。
首先，就增加农民收入来说，一方面要挖掘农业、农村内部的发展潜力，在稳定农村第一产业的基础上，加快农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扩展农业产业链，发展农产品加工、运输仓储等业务，并让农民能够平等分享产业链拓展带来的利益。另一方面，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让更多的农民进城并融入城镇。
其次，就农民政治权利保障看，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就一直坚持推进乡村民主化建设以保障农民的政治民主权利。尽管整个过程中存在着诸多曲折，但是民主参与带来的一系列“善果”（如公共物品供给的增加，村务政务的运行管理更加公开透明，村民的问责得到了更多的回应等）着实增进了村民的福利。我们的研究结果也表明了村庄民主可以显著增加农民幸福，这为进一步推进民主提供了证据支持。
最后，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农民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如何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问题越来越凸显。在中央彩票公益金支持革命老区2010年度项目的基线调查中发现，64个村庄中有46个村庄没有图书室、文化站，占71.9%；64个村庄中有49个村庄没有有线广播，占76.6%；实现有线电视完全覆盖、部分覆盖和没有覆盖的村庄分别为6个、29个和29个；64个村庄中有55个村庄没有体育健身场所，占86.0%。由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农村居民的文化生活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满足。

问题三：
       由于自己对畜牧业没有做太多关注，没有能力回答你提出的问题。
  
      谢谢你对我的提问！

资料狂人 发表于 2015-4-9 05:09
坛友欧阳兰清:
陈老师您好，有两个问题想请教您。
    1.您是农业经济学的专家，是怎么转型到研究幸福经济 ...

     问题一：
      2005年，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农村发展系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有机会到荷兰社会科学研究所（ISS）学习，接触到幸福经济学。幸福经济学家研究发现，一些发达国家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人的幸福感并没有增加。根据美国的一项社会调查，1975年，32%的人认为自己很幸福，55%的人认为自己比较幸福，13%的人认为自己不太幸福；1996年，31%的人认为自己很幸福，58%的人认为自己比较幸福，11%的人认为自己不太幸福。然而，从1975年到1996年，美国人均GDP已经增长了很多。同样，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末，日本人的人均收入增加了6倍，但人的幸福感也没有增强。对欧洲一些国家的研究也表明，二战后的几十间，除了丹麦和意大利之外，其余国家的人的幸福感也没有增强。与此同时，随着一些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增加，但患抑郁症、自杀的人口比例也在不断增加。什么因素影响人们的幸福感呢？我一直思索这这个问题。
    在西部农村进行调查的过程时，不断出现的幸福、和谐的画面勾起了我儿时的回忆。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我在家乡——苏北农村——经常看到这样的画面。如果谁家来了重要的客人或遇到红白喜事，邻居都会来帮忙，然后就是快乐的聚餐。这个时候是小孩们最快乐的时候。这样快乐的日子一次可以持续3~4天，甚至更长。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家乡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的收入水平也不断提高。村里有红白喜事时，由于难以找到男性劳动力帮忙，一种名叫“包菜制”的制度引入了。如果谁家有红白喜事，可以找到开展包菜服务的专业组织，只要确定宴席的包菜标准和宴席数量就可以，其余的事情完全由这个组织来承担。亲戚朋友只是在宴席开始提前一个小时左右到主人家，吃完宴席后就各自离去。以前快乐、和谐的场面难以重现。随着收入的增加，村民之间的距离也似乎变得越来越远。以前夏天众人一起纳凉的场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家使用电风扇和看电视。在苏中地区调查时发现，普通村民间在红白喜事上已经不再往来。这些现象使得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我想，增加人民的幸福应该是社会发展追求的终极目标。
    理论上的接触和对现实的反思，使我对幸福经济学产生了兴趣，并开始尝试做一些研究。

问题二：
         在幸福经济学领域，从2005年开始，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数据库的建设。我们建立了3个数据库，一个拥有5000个左右样本农户的数据库；一个拥有1066个样本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数据库；还有对一个村庄6次普查的数据库（2004、2007、2010、2011、2012、2013）。二是利用得到的数据撰写了一些论文。包括《村庄直接民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会不平等认知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幸福感》、《比较、包容与幸福》、《村庄民主能够增加幸福吗？》、《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可及性与农民的主观幸福感》等文章。
    正在做的事如下。很少有学者尝试使用幸福感来定义贫困并以此识别穷人，更鲜有学者或机构从幸福感的角度来评估贫困削减项目对贫困社区民众福利产生的影响。以往对强调受益者民主参与的社区发展项目进行评估的结果表明，民主参与项目产生的善果有利于提升贫困社区民众的幸福感。那项目中的民主参与过程本身是否能够增加贫困社区民众的幸福呢？我们尝试利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革命老区建设项目的数据对以下问题进行研究：第一，民主参与项目能够提升贫困社区民众的幸福感吗？第二，如果民主参与项目能够增加贫困社区民众的幸福，结果和过程是如何分别影响其幸福感的提升？第三，民主参与项目是否是“益贫（pro-poor）”的，即非穷人从项目中获得的幸福多还是穷人从项目中获得的幸福多？
    未来有三点打算。一是争取就城镇居民进行一些调查，与农村数据开展比较研究；二是尝试把幸福感作为福利的一种衡量指标，对能力贫困和收入贫困进行比较研究；三是利用积累多年的村庄面板数据，进一步完善关于幸福感的研究，以解决以往研究中截面数据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谢谢你提出的问题！
     

资料狂人 发表于 2015-4-9 05:09
坛友Jellytian：
您好，陈老师，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
    1、中国的海外农业种植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您 ...

  问题一：
        自2007年国际食品和能源价格不断上涨以来，许多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海湾国家、韩国、印度）纷纷到国外购买或租赁土地进行农业种植；据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的估计，2005到2009年期间，全球国际土地购买或租赁的规模为2000万公顷左右；世界银行（2011）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全球大约有4500万公顷土地涉及国际购买或租赁。
    由于中国具有人口众多、耕地资源和水资源相对稀缺的特征，且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高速阶段，粮食安全问题一直备受国际关注。近年来，中国海外农业种植所涉及土地交易事件的数量和土地规模均有较大增幅，使得国外一些非ZF组织、媒体和学者开始关注中国企业的海外（尤其是非洲）农业种植行为，但有关中国海外农业种植所涉及的土地规模的部分研究和报道中，发现存在夸大与不真实的问题。他们普遍认为中国进行海外种植是“圈地”行为，并且中国是全球“圈地”最多的两个国家之一（另一个是印度），另外中国的海外农业种植是为了保障中国的食品安全。
基于我6次在不同时间、地点对中国企业、ZF官员以及投资对象国ZF官员、农民进行调查获得的资料，并结合现有的研究、报道和统计资料发现：
    没有证据表明，中国ZF鼓励企业到海外进行农业种植是为了直接保障国内粮食安全。对企业的微观调查也表明，中国企业到海外种植农作物的动因非常复杂，开发土地种植粮食作物只是诸多动机中的一种。中国ZF鼓励企业到海外进行农业种植的目标之一是为了保障中国非口粮农产品的稳定进口权。中国海外农业种植有助于提高东道国农民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有助于提高东道国的农产品供给水平；有助于增加东道国农民的收入；有助于增加东道国的劳动力就业。中国海外农业种植对帮助中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只具有比较弱的间接作用，但会给中国带来政治和外交上的益处。把中国海外农业种植称为“新殖民主义”与事实不符，中国海外农业种植对于东道国和中国是双赢的。

问题二：
     
    贫困的定义有多种，但人们对贫困的认知与判断总是依赖福利来进行的，即把低于一定福利状态的人视为穷人。然而，什么是福利，抑或用什么指标作为福利的代理变量呢？
在早些时候，人们主要使用收入作为测量一个人福利水平的标准。朗特里和布思在1901年撰文认为：“一定数量的货物和服务对于个人和家庭的生存和福利的必需的，缺乏获得这些物品和服务的经济资源或经济能力的人和家庭的生活状况，即为贫困。”20世纪70年代末，Townsend提出了相对贫困的概念。通常，相对贫困是指与社会平均水平相比其收入水平少到一定程度时维持的那种社会生活状况，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和各阶层内部的收入差异。
    阿玛蒂亚·森则从能力角度研究福利，进而影响到对贫困的研究。森认为，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能力和机会的贫困，贫困意味着贫困人口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的能力，即能力贫困。森的能力-福利理论也使社会排斥的研究得以纳入到经济学的框架中来， 并成为贫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欧洲一些国家，认为贫困是由社会排斥造成的，为了削减贫困，公共政策的目标是增进社会融合。                       
    然而，无论是使用收入还是使用能力作为福利的测度标准，都没有能够代表福利的本质含义，即幸福。传统来说，经济学家一般都是使用收入或消费作为测量一个人福利水平的标准。我认为贫困应该表现为福利的缺乏，而不仅仅是收入或消费的不足。而主观幸福感是福利的直接表达方式。通常以效用来衡量消费者购买某种商品所得到的福利，主流经济学中，经典的效用函数的形式为U=U（Y），其中，U为效用，Y为收入或商品及商品组合。一般都假设U′> 0和U″< 0，表示随着收入或商品的增加，效用递增，但递增的速度越来越慢，即边际效用递减。因此可以看出一些福利的获得决定于其收入水平，而另一些福利的享用，如一些公共产品的享用、在存在配给制的社会里的住房供给等，都与货币变量（消费、收入等）无关。相应地，在贫困的测度上，是通过设计一个综合指标或指数来涵盖福利的几个主要方面，就这个指标或指数确定一个贫困线作为测度贫困的标准。因为福利直接表达为主观幸福感，所以幸福感是一个很好的测度贫困的综合指标，优于用收入或消费等指标对贫困的界定。
    另外，幸福与绝对收入水平之间只有非常微弱的相关性，但与相对收入指标之间则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相对 收入高能明显地增加幸福感，相反，相对收入低会显着地减少幸福感。收入和幸福感是有正向相关关系的，但收入实际上并不是唯一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幸福感是衡量生活各方面满意度的一项综合指标，诸多生活元素都影响幸福感的高低，幸福感贫困是一个比收入贫困包容性、综合性更强的概念，能更完美地定义贫困。
     我们研究幸福感就可以从增进农民的幸福感角度来扶贫，因此扶贫等公共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增进穷人的幸福、让人们处于一种对生活感到满意的状态，而不应该只关注摆脱收入上的贫困。

cruobing 发表于 2015-4-9 08:04
请教陈老师：
1、在包装选秀、追名逐利、浮夸炫富、权钱交易的盛行的社会，如何才能安然处世，静心感受幸福 ...

问题一：

     哲学发展史上，享乐主义派将幸福定义为追求快感，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哲学家Aristippus，边沁的功利主义学说后来又继承了享乐主义的传统，追名逐利，浮夸炫富，顾名思义，属于上述的幸福观念。而亚里士多德却认为真正的幸福不是源自欲望的满足，而是源于完成了良心认为值得去做的事情，即幸福源于美德，安然处世，静心感受的幸福，显然更接近于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
    幸福与人的欲望有着莫大关联。人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欲望，合理的欲望是通过努力能够实现的欲望，这种欲望是理想。理想实现了，人觉得很幸福。如果欲望很高，怎么努力都实现不了，这种欲望就是白日梦，使自己徒增烦恼。但是没有欲望的消极避世同样是不可取的。尽管孔子说“贫而乐”，但在当今社会只能做为一种阿Q精神，不值得推广。制定合理欲望的关键在于正确的自我定位，这一方面要求“人贵有自知之明”，即正确认识自己，另一方面要求审时度势，即正确认识环境。
    幸福常常是与其他人比出来的。比较既可能产生羡慕嫉妒恨让人不高兴，也可能产生发展动力，把别人变好作为自己也将变好的预期信息而使自己高兴。比较对人的幸福感影响非常复杂。当比较使你不幸福时，要学会如何摆脱这种负面影响。比上不足之时不妨尝试一下比下有余，或许可以令你心安理得，知足常乐。

     对幸福感的测量有多种方法。但大部分国家的调查研究常常使用单个题目来测量幸福。例如，世界价值调查向被调查者提问如下问题：“综合考虑所有因素，你如何评价这段时期的生活状况？”回答者可以从1（不满意）到10（满意）这十个数字中选择答案来评估其生活满意度。欧洲指数调查向被调查者提出一个问题：在考虑所有因素的基础上，您对自己的生活感到非常满意、一般满意、不是很满意还是一点也不满意？德国社会经济研究所的调查所包含的问题为：总体而言，你如何评价你当前的生活满意度水平？这一问题的答案对应着0至10之间的代表11个等级的分数，其中0对应着“完全不满意”，10代表“完全满意”。美国总体社会调查包含的问题为：将所有的因素考虑进来，您如何评价最近的生活质量？针对这一问题有三个答案：非常幸福，一般幸福和不太幸福。这种调查得出的数据实质上是个体对生活质量满意程度的总体主观评价结果，即主观幸福感或生活满意度。

      问题二：
      对这些问题没有研究过，难以回答你提出的问题。
   
     谢谢你对我的关注。            

谦微 发表于 2015-4-9 09:53
陈教授好：
       我发现您硕博都是学习管理学的  但您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农业经济领域  请问您是怎么实现 ...

  问题一：
   
        我硕士和博士都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农村发展系上的，农业经济管理专业拿的是管理学学位。毕业后，一直就从事农业经济和农村发展研究。可能是我在简历中没有提及这一点。

    问题二和问题三：
          做幸福经济学研究，早已成为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近些年研究的所思所得，也正是我人生的幸福所在。
    首先，由于自己坚持深入基层调查获得一手数据开展研究的缘故，需要与广大农村老百姓打交道，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收获了知识，还收获了友谊。以甘肃红村为例，2005年7月，我第一次来到了那里，到今年已经是跟踪普查的第十一个年头。这十一年来，我受邀参加过村民的婚礼，也在红村度过了数次自己的生日，村民家里遇到什么事情会找我拿主意，我也会邀请他们来北京游玩，逢年过节，我们还会发短信打电话相互问好……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每年我都会带着不同的学生前往红村，但迎接我们的却是不变的热情。朋友多了，幸福还会远么？      
    其次，能够在高等院校教书，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本身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与学生的交流探讨，一方面可以让自己更清楚自己的知识脉络，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可以传播自己的观点，让自己的思想血脉得以继承。近些年，自己也在思索如何带好自己的学生这一问题。受自己研究的影响，认为学生应该做一个幸福的经济学研究生。为此，我写了《做一个幸福的经济学研究生》的文章并发给我的学生以供参考。
    再次，幸福在科研的过程与结果中得到了统一。研究的过程就是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过程，提出问题的阶段往往伴随着天马行空的思绪，每有所得便欢欣不已。解决问题的阶段则是对自己之前假设的验证，新方法的掌握，新证据的获得或者理想的回归结果都是对自己先前假设的肯定，也是科研道路上的一针强心剂。
    最后，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往往都具有家国情怀，我也并不例外。为中国农业海外投资创造的一些有利舆论，为农业企业经营管理事务提供一些智力支持，还有为贫困农民争取的一些微薄福利，都让我感受到了幸福。

     问题四：
   
         我想列举近年来我们的一些调研数据来回答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多个调研问卷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评价一下去年您过得是否幸福，您给自己打多少分？”其中1表示“非常不幸福”，10表示“非常幸福”。通过整理，我们发现，2009年，1800个农村居民样本的主观幸福感平均值为6.33，2011年（928个样本）为6.79，2012年（956个样本）为7.24。2012年，1025个农民工样本的主观幸福感平均值为6.39。
     从这些数据来看，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在逐步提升；相比农村居民，城镇务工农民的幸福感并不高。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调研的对象并不是同一批人，在可比性方面有一些不足，但作为大样本数据，可供参考。

  谢谢你出的好问题！

资料狂人 发表于 2015-4-9 05:09
坛友欧阳兰清:
陈老师您好，有两个问题想请教您。
    1.您是农业经济学的专家，是怎么转型到研究幸福经济 ...

   问题一：
      2005年，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农村发展系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有机会到荷兰社会科学研究所（ISS）学习，接触到幸福经济学。幸福经济学家研究发现，一些发达国家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人的幸福感并没有增加。根据美国的一项社会调查，1975年，32%的人认为自己很幸福，55%的人认为自己比较幸福，13%的人认为自己不太幸福；1996年，31%的人认为自己很幸福，58%的人认为自己比较幸福，11%的人认为自己不太幸福。然而，从1975年到1996年，美国人均GDP已经增长了很多。同样，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末，日本人的人均收入增加了6倍，但人的幸福感也没有增强。对欧洲一些国家的研究也表明，二战后的几十间，除了丹麦和意大利之外，其余国家的人的幸福感也没有增强。与此同时，随着一些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增加，但患抑郁症、自杀的人口比例也在不断增加。什么因素影响人们的幸福感呢？我一直思索这这个问题。
     在西部农村进行调查的过程时，不断出现的幸福、和谐的画面勾起了我儿时的回忆。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我在家乡——苏北农村——经常看到这样的画面。如果谁家来了重要的客人或遇到红白喜事，邻居都会来帮忙，然后就是快乐的聚餐。这个时候是小孩们最快乐的时候。这样快乐的日子一次可以持续3~4天，甚至更长。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家乡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的收入水平也不断提高。村里有红白喜事时，由于难以找到男性劳动力帮忙，一种名叫“包菜制”的制度引入了。如果谁家有红白喜事，可以找到开展包菜服务的专业组织，只要确定宴席的包菜标准和宴席数量就可以，其余的事情完全由这个组织来承担。亲戚朋友只是在宴席开始提前一个小时左右到主人家，吃完宴席后就各自离去。以前快乐、和谐的场面难以重现。随着收入的增加，村民之间的距离也似乎变得越来越远。以前夏天众人一起纳凉的场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家使用电风扇和看电视。在苏中地区调查时发现，普通村民间在红白喜事上已经不再往来。这些现象使得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我想，增加人民的幸福应该是社会发展追求的终极目标。
    理论上的接触和对现实的反思，使我对幸福经济学产生了兴趣，并开始尝试做一些研究。

  问题二：

       在幸福经济学领域，从2005年开始，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数据库的建设。我们建立了3个数据库，一个拥有5000个左右样本农户的数据库；一个拥有1066个样本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数据库；还有对一个村庄6次普查的数据库（2004、2007、2010、2011、2012、2013）。二是利用得到的数据撰写了一些论文。包括《村庄直接民主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会不平等认知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幸福感》、《比较、包容与幸福》、《村庄民主能够增加幸福吗？》、《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可及性与农民的主观幸福感》等文章。
    正在做的事如下。很少有学者尝试使用幸福感来定义贫困并以此识别穷人，更鲜有学者或机构从幸福感的角度来评估贫困削减项目对贫困社区民众福利产生的影响。以往对强调受益者民主参与的社区发展项目进行评估的结果表明，民主参与项目产生的善果有利于提升贫困社区民众的幸福感。那项目中的民主参与过程本身是否能够增加贫困社区民众的幸福呢？我们尝试利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革命老区建设项目的数据对以下问题进行研究：第一，民主参与项目能够提升贫困社区民众的幸福感吗？第二，如果民主参与项目能够增加贫困社区民众的幸福，结果和过程是如何分别影响其幸福感的提升？第三，民主参与项目是否是“益贫（pro-poor）”的，即非穷人从项目中获得的幸福多还是穷人从项目中获得的幸福多？
     未来有三点打算。一是争取就城镇居民进行一些调查，与农村数据开展比较研究；二是尝试把幸福感作为福利的一种衡量指标，对能力贫困和收入贫困进行比较研究；三是利用积累多年的村庄面板数据，进一步完善关于幸福感的研究，以解决以往研究中截面数据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