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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是不是教条主义者？
19世纪中期以后，在德国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代表人物是伯恩施坦，当然，伯恩施坦本人并没有自称自己是修正主义者，尽管他提倡修正，并切实地修正了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以及许多的基本观点。伯恩施坦在他的《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中比较详细地谈了他的思想发展历程，指出了他在什么地方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并谈到了他这样做的原因。当然，本文的写作目的不在于详细地介绍伯恩施坦的这一思想历程，我们想要讨论的问题是，马克思本人是否一位教条主义者，为什么他的信徒们中有那么多的教条主义者，这二者之间是否有密切的关联！
马克思是否是一位教条主义者呢？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教条主义者，然后再拿教条主义者的定义去衡量一下马克思，看看他的行为是否合乎该定义，如此，我们就能判断马克思和教条主义者的关系了。
那么，什么是教条主义者呢？很简单，就是一旦自己确立了自己的理论，就认为它绝对正确而无需改正。这和我们一般说的教条主义者的定义似乎有区别，但是，不论是一般所言的定义和此处的定义，它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不同的是，普通而言的教条主义者坚持的是他人理论的正确而强求别人的服从，这里的教条主义者是坚持自己的理论正确而不去根据事情的实际发展对其进行修正。
马克思是这样的教条主义者，即，认为自己的理论绝对正确而无需修正，也不允许他人修正自己的理论的人吗？结合马克思的理论诞生过程和生活经历，我们似乎在马克思身上隐约看到了这样的教条主义者的影子。
马克思在1848年和恩格斯一起发表了《共产党宣言》，那一年，他30岁，此后的岁月里，他大多数时间生活在英国，并且在那里为他在《共产党宣言》中的理论寻找科学依据。好了，请注意马克思生活的国度——英国，那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急速发展的时代，那是一个无产阶级逐步获得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的时代，在那样的一个时代里，在那样一个谁也不清楚明天会发生什么样变化的时代里，马克思在为他30岁时出版的论著中的结论性的东西找证明其正确的论据。就从本点来说，马克思是不是落伍了呢？当时代发生变化的时候，他还在为根据1848年以前的社会得出的还需验证的理论找依据，此时，他是以1848年以前的社会为背景，来继续论证其理论的正确，还是以1848年后的英国社会，以他生活的19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英国社会为背景来考察他的1848年的理论是否正确呢？我想，假如马克思以他生活的19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英国社会的实际情形来考察他的理论，我想，他似乎应该能得出新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看法，他应该或许能修正他以前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一些理论。可是，我们知道，马克思并没有修正自己的早年的理论，并且还根据自己早年的理论继续发展了他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
这样看来，不从变化了的社会出发及时地完善自己的理论，是马克思学术生涯的一大特点，是马克思学术研究的一大遗憾，正是有这样的遗憾的存在，马克思的理论才会被后人而不是由他本人来修正，而他自己完全可以做出这种修正，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马克思身上隐约存在的教条主义者的影子，一个理论一旦确立，就固执地认为它是绝对正确的，而无需修正。对于马克思来说，这样的坚信自己理论的正确而无需根据时代的变化进行修正的教条主义行为，导致了他的理论无法进一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成为了僵化封闭的理论体系。
伯恩施坦的伟大，就在于他不是这样的教条主义者，早年的伯恩施坦是坚定的马克思的理论的信徒，可是，他并没有固守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他在思考，他在质疑，而引起他的思考和质疑的，就是社会生活的实际变化和马克思的理论的预测的绝大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和马克思一样，伯恩施坦在英国也生活了很多年，而正是在英国的实际的生活经历，让他看到了马克思的理论和实际的不符合，伯恩施坦说：“我不能摆脱这些事实留给我的印象。如果说，现代社会的经济体制在英国留给我的印象本来已经和在瑞士完全不同，那么现在我对这一社会的经济（英国的经济社会情况）的各种连带关系和扩展能力也有了不同的理解。我又想起了赫希柏格的话。另一方面，我也看到了关于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和运动的另外一种情景。工人阶级——固然即使不完全是，也主要是熟练工人——的工会组织就数量说已达到大陆上的运动望尘莫及的规模，并且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承认，而在大陆上只有个别的工会例外地得到这种承认。他们为工资进行斗争时总能得到一部分资产阶级报刊的支持，他们要求参加规定标准工资和劳动条件的工作，这在原则上已被普遍承认是合法的，有许多政府机关已经经常加以考虑。尽管大多数英国工人的状况还有许多方面需要改善，但是毕竟有一种同样也和（马克思的）灾变性的尖锐化相反的发展在酝酿之中。正因如此，英国社会主义者中以马克思为依据而坚持灾变发展论并且按照这一理论制定政策的一派，即由亨•迈•海德门领导的社会民主联盟，尽管它的成员进行了非常热诚的宣传工作，却摆脱不了狭隘宗派的状况”。在这段话中，伯恩施坦的自由思考精神表露无遗，他让我们看到了一位真正科学家的素养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在面对马克思的理论和事实不相符合的情形时，伯恩施坦在这里没有表现出后来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做派，没有表现出“马克思主义者也就必须在从‘资产阶级‘方面提出的批评面前所表现出来认为自己绝对正确的这一自负”。（《阶级斗争的教条和阶级斗争的真实》）有些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这样的给大众灌输：当你想到有可能是马克思错了的时候，你应该立即接着想到，不是马克思错了，而是我错了！伯恩施坦没有受到过这样的类似于精神洗脑的伤害，他大胆地思考，尽管在感情上他也不愿意去做伤害马克思以及他所在的党的事情，但是，他还是大胆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在某些基本的理论上，马克思的预测和理论是错了，完全地不符合事实。伯恩施坦毫不客气地指出：“马克思对问题的研究从经济史方面说来还没有达到足够的广度，还不能对它在先进的工会组织和社会政治立法的影响下的表现形式提供详尽的知识。”因此，马克思的关于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总崩溃的概念是“彻底虚妄的”，“ 那些关于经济形态的发展倾向和收入的变动的原理，也像关于工资的铁的经济规律的学说，关于工人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而日益贫困化的学说，……关于中等阶层的消失和整个资产阶级国民经济不可避免的灾变性崩溃日益迫近的学说，这些原则是被当作科学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作用而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结论的”，“现在必须加以修正”。（所引用的伯恩施坦的著作出自《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以及《阶级斗争的教条和阶级斗争的真实》）
同样是生活在英国，同样是面对着急速发展着的社会现实，同样是为社会主义运动做着自己的贡献，但是，在理论上，伯恩施坦的大胆质疑和马克思的固守自己的理论以及马克思的的自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马克思身上的教条主义者的影子，则无全没有出现在伯恩施坦身上。
当然，伯恩施坦的能够修正，伯恩施坦的不教条，也得益于他的社会民主党的成员们，尽管他们对伯恩施坦的批评从未间断，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把伯恩施坦开除出党，打成异端，他们在批评伯恩施坦的理论的同时，明确表明，伯恩施坦是值得信任的同志，并推举他做国会议员的候选人，正是有了这种宽容，伯恩施坦的对马克思的理论的修正，才逐渐地获得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承认，并把它付诸实践，并最终让无产阶级获得了真实的而不是虚幻的福利。我们说这种宽容让伯恩施坦获得了精神自由，而精神自由对于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来说，它是如此的重要：“不管历史把它（马克思的传统理论）抛弃多少，社会主义运动仍将继续存在，工人阶级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仍将继续进行。运动并不取决于向它提出的理论的命运，意识到了这一点，精神自由就有了保证，只有这种精神自由才允许对各种传统教义进行无拘无束的检验”。伯恩施坦的修正的成功，以及他的理论对于无产阶级运动的实际的贡献，正是这种精神自由的最好体现。
可是，反观某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做法就不是如此了。谁要是提出了和马克思的理论不一样的观点，不是被打成叛徒，就是被指责为内奸，并把他们清除出党！他们的做派用伯恩施坦的话说，是充满了狭隘的宗派不容异己的野蛮精神。而在这样的动辄打着维护马克思理论的权威性的旗号清除异己的人中，有些人他们维护的并不是马克思的教条，而是这些人自己的“教条”，他们打着马克思的旗号，从马克思的理论中他们找出一些有利于自己的行为的句子，并加以自己的解释，谁要是不同意他们的解释，谁就会被他们扣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帽子！纵观人类学术史，纵观人类历史，除了在宗教斗争、政治斗争中出现过这样的清除异见的现象外，在纯粹的学术史上，如马克思理论内部这样的激烈的内斗现象并不多见。看来，有关马克思的理论的争论，已经不仅仅是学术论争了，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来描述有关马克思的理论的争论，看来，在某些地方是比较恰当的。而在伯恩施坦的时代，伯恩施坦在修正马克思的理论的时候，并没有陷入这样的政治宗派斗争！这就是自由和宽容的力量。
而当打着马克思的旗号清除异己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表面上看，他们是“教条主义者“，其实，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教条主义者”，他们是投机主义者，他们是机会主义者，他们把马克思的理论当做了实现自己个人目的和野心的投机手段，他们不择手段维护的不是马克思的理论尊严，而是他们在工人运动中已经取得地位和权势。
那么，马克思身上的教条主义影子是不是后来的马克思理论的信徒身上所具有的教条主义精神的来源呢?当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绝对正确而无需加以修订的时候，他的信徒们也绝对会坚信他们所信从的理论的绝对正确，因此，当事实和马克思的理论不相符合的时候，他们“是必须使事实‘粉身碎骨’，以便使它们同学说的传统原理取得一致”。（《阶级斗争的教条和阶级斗争的真实》），而这种做法在伯恩施坦看来是“一种比承认（马克思）在方法的理解和应用上原先的推断过于片面还要有害得多的投降（向资产阶级的投降）”。 （ 《阶级斗争的教条和阶级斗争的真实》）而用这种使“事实粉身碎骨”的办法来维护理论的尊严，恰恰是对马克思理论生命力的最大扼杀！而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是马克思自己为他的信徒们树立了教条主义的榜样呢？
历史已经发展到了21世纪，离伯恩施坦修正马克思的理论所依据的时代也已经近150年，在今天的时代大背景下，面对经典的马克思理论，假如我们还不能像百年前的思想家那样，批判地接受他，修正他，我们的社会焉能进步，我们的思想焉能进步，我们的文明焉能成为真正的现代文明？
而假如有人打着马克思的旗号，不仅仅让自己成为教条主义者，更是成为投机主义者的时候，我们面临的就不是社会是否会进步的问题，我们首先要问的是：我们还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体制下！
草作于2015年7月2日下午 于从吾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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