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去世

本文通过整理成思危先生的近几年的观点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梳理，以纪念这位著名的学者。哲人已逝，风骨长存！


1
中国股市存在四大问题

中国股市从宏观角度看进步不小，从微观角度看问题不少。中国股市发展需要解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市公司质量、投资者素质、监管等四大问题。

股市需要长线的机构投资者。投资者要注重在股市操作中加强学习，了解宏观经济形势，了解所投资的上市公司的情况，培养风险意识，评估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有很多投资者并不清楚风险承受能力，股市好的时候就借钱拿房子抵押炒股，这很危险。

股市监管应该遵循“合法、依法、合理、适度、有效”的原则。对于虚假信息、恶意操作事件等一定要依法严惩，不严惩这些违法上市公司实际上就是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

（2012年1月，在十六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的发言）

2
好公司都无人问津的股市肯定要出问题

健康的股市需要满足四个基本条件：第一，国家经济的基本面要好。当前，我们正处于结构转型期，对股市当然有影响。股市最灵敏的是资金进出。如果股市净流入资金是正的，股票数量没有增加，股价就上去了。如果净流入资金是负的，股价自然会下跌。资金进出与国家政策、投资者信心和银行利率都有关系。最近，股市之所以比较严峻，与中国经济下行也有关系。

第二，上市公司质量要好。短期评价是财务绩效，股票投资回报率要高于债券回报率，至少应高于银行存款利率。长期来看，公司治理才是企业发展的根本。我曾经鼓励南开大学进行相关研究，他们提出了“南开公司治理指数”，从6个方面确立了19个评价指标。从前几年的指数看来，可以说，中国大部分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方面都是不及格的，及格的仅有30%左右。这说明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第三，监管要改善。股市监管应该合法、合理、适度、有效。证监会出台新规能否对症下药，药到病除，谈何容易。比如股市疯涨的时候，提高印花税，股市还在涨；股市下跌时，减少印花税，但股市还是跌。说明这一措施未能改变投资者的预期，效果自然很有限。

第四，投资者素质要提高。经过20年的锻炼，中国投资者素质确有提高。过去散户特别多，现在机构投资者逐渐增多。但机构投资者不应该偏重短期行为，那样就等同于大散户，但由于其资金雄厚，信息较灵，会进一步损害散户的利益。机构投资者更多地应该关注价值投资，不应该搞短期投机性的卖出买进，追涨杀跌。

中国股市的换手率比国外高得多，为什么？就是没有坚持价值投资的理念。股市的重要作用就是扶优汰劣。如果ST公司受到热捧，好公司反而无人问津，这是绝对不合理的，这样的股市是要出问题的。

（2011年12月，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

3
不能把所有国际金融活动都当做阴谋

在金融研究实践中，忽视或缺乏战略观的情形并不少见。金融安全是现代经济安全的核心。对于这一问题，我们既不能麻木不仁、丧失警惕，也不能神经过敏、草木皆兵。

例如，一些人把所有的国际金融活动都当成阴谋，把国际金融活动比作你死我活的战争，主张要抗击国际阴谋。实际上，这并不符合当前国际金融的实际情况。有些人可能是真的担心，但更多主张“阴谋论”的人有着不同动机。

不管动机如何，这种以抗击阴谋为战略目标的金融安全观起码在以下两个方面缺乏说服力：一是要真正提高抗击阴谋的能力，就必须提高自身的金融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还是会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也无法抵御国际金融风险。二是当前国际金融领域既有斗争又有合作，并不是零和游戏。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功筹办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应善于利用国际金融形势的变化来争取最大利益，而不能把所有国际金融活动都拒之门外。应努力提高我们自身的金融实力，进一步深化和推进金融系统改革，提高我国金融的国际竞争力，并在国际竞争中增强我们的话语权和国际金融地位。这才是正确的战略目标。

（2015年5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

4
超发的货币就是关在笼子里的老虎

长远来看，货币过度供应必然导致通货膨胀。超发的货币就是关在笼子里的老虎，早晚要放出来。最近中国大妈大量购买黄金，也是手头货币太多；房价持续降不下来，也是因为很多人手头有货币，觉得保值买房子更保险。过多的货币是关在笼子里的老虎，我们不能不给予警惕。

（2013年5月，在中国经济大讲坛上的发言）

5
中国应发展绿色经济
从产业发展和社会角度两个方面着手

当前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居世界第一位，节能减排对中国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在环境保护上加大力量，努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话，那么我们将把环境债务留给子孙后代，这是不可持续的发展。中国在节能减排和发展新能源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中国对新能源的投资在世界上占到第一位或者第二位，可能十年内累计将达到5万亿元人民币，表明了中国ZF对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责任感。

创新是发展新能源的重要保证，新能源将引领第四次产业革命。人类过分依赖化石能源，给未来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威胁，所以，必须通过发展新能源来解决能源资源有限以及化石能源排放的二氧化碳造成温室效应的问题。以太阳能为例，太阳能的成本大大高于火电成本，中国最近也出台政策，对太阳能发展予以补贴，但从长远看，靠补贴来推广新能源是不行的，所以，关键问题还是要通过技术创新来降低成本，使得太阳能能够广泛应用。

国际上很多人提低碳经济，这是非常热的话题。我们提绿色经济，并不是标新立异，而是更加全面。绿色经济就是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三者的结合。发展绿色经济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人和自然的和谐相处。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发展低碳经济要有自己的特点。因为：

第一，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达到中等发展国家水平之前，还是要不断发展。既然要不断发展，就要不断消耗能源，因为能源是发展的重要条件，我把它比作经济的粮食。所以我们现在的重点，不能像发达国家一样，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而是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也就是要降低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发展中国家，首先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所以我国宣布，到“十一五”规划末期，我们的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要在2005年的基础上下降20％，到2020年下降40％—45％，这是一个很高的目标。如果大家仔细算算，GDP到2020年比2000年目标翻两番，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实际上还是会有所增长的。

第二，从中国的能源结构分析，目前来看，化石能源占到90％，我们确定的目标是2020年降到85％。我国近中期的目标应该是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

中国前些年过多追求经济增长，对环境保护不力。现在应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不注意，我们会犯历史性错误。我们计算过，2005年，由于能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我国的环境成本占GDP的13．5％，而当年的GDP仅增长了10．4％。这说明如果我们不注意环境保护，就把环境债务隐性地留给了子孙后代。所以我们要力争做到“三低”：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下一次的产业革命是新能源引领的能源革命。前三次分别是蒸汽机、电力、电脑与互联网。从长远发展角度来看，可再生能源将是未来产业革命的一个增长点，所以，我们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

中国应如何推动绿色经济的快速发展？可从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从产业发展来分析，低碳经济有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发展不排放二氧化碳的产业，包括水能、风能、太阳能、核能、地热能等等。同时，包括文化产业、现代服务业等等。第二个层次，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比如现在发电水平是350克标准煤发1度电，而全国最先进的地方仅需要283克，如果平均降到300克标准煤发1度电，将会是很大的节约。第三个层次，利用二氧化碳。化石能源燃烧必然产生二氧化碳，现在利用二氧化碳的主要是饮料工业，有局限性。利用二氧化碳最大的地方应该是化学工业。现在化学工业领域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此外，发展林业也能吸收二氧化碳。第四个层次，封存。当然，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在荷兰、丹麦也在做这项工作。

人类最终还是应该依靠可再生能源。人们最早是用动植物烧柴火，用动物油点灯，然后是利用化石能源，但是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总有一天会用完，最终还是要用草木和太阳能这些可再生资源。所以，我们要把产业、经济、社会和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改善。

第二，从社会角度来说，要认识到绿色经济不仅是一种产业发展模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转变。这就要求人们树立绿色经济的意识，养成从点滴做起的习惯。比如说，我们有没有必要开这么多和这么亮的灯？可以少开一点。离开房间时，能不能及时把灯关上？这都是小事，但做好一点小事，就可能节约很多能源。再比如说，大家开车多了，就带来道路拥挤、环境污染等问题。我们能不能够平时在市内上班的时候，多利用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是跟同单位的同事拼车。发展绿色经济，不仅是产业企业的问题，也是每个人能否养成绿色生活方式的问题。

（2013年10月，接受《中国经济时报》专访）

6
学者有四大责任

学者应肩负怎样的使命和责任？在“2013首都经济管理学界新春联谊会”上，我提了四句话。

第一，探讨理论基础。当前，中国社会面临很多严峻的问题需要执政党去解决，但作为官员来说，他可能没有充分的时间去仔细研究这些问题，作为学者，就应该从理论的深度和高度去深入思考和研究这些问题。比如，中国改革现在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有四个关系需要深入研究，即法治和人治、公平和效率、ZF和市场、集权和分权，每个关系背后都有一大堆需要研究的问题。就拿公平和效率来说，没有公平的效率是不稳定的效率，没有效率的公平则是低水平的公平。这二者之间确实有个辩证关系，其背后的理论和问题很值得深入研究。

第二，借鉴国际经验。比如社会保障，各个国家有各自不同的做法。有的是以社会统筹或者社保税为主；有的是以公积金为主，个人账户为主，如新加坡；有的实行双重政策，即社会统筹加个人账户，中国就是这样。在解决所谓改革成本的问题上，也有各种不同的办法。医改也是如此，有英国模式、意大利模式、美国模式等等。作为领导，没有时间去认真分析比较这些模式，有的领导干部到哪国考察就觉得哪国模式好。作为学者，就有责任把世界各国的经验加以分析、比较，提出自己的看法，供领导决策参考。

第三，完善政策框架。政策是由ZF官员制定的，政策出台以后就要去执行，但官员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对很多问题尤其是细节问题可能没有认真考虑。作为学者，就要补充和完善这些政策框架。比如房改，按照当时的设想，就是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加商品房三个层次。但是，由于跟经济适用房相关的政策规定得不细，就出现了很多问题，也使经适房分配领域成为腐败高发区。其实，有了经济适用房这么一个政策框架，相关的分配条件、管理办法等等，都得完善，得跟上。政策制定者往往考虑不了这么细，就需要学者通过调研提出建议来完善。

第四，分析政策实施的难点。任何一个政策，它在实施过程中都有意想不到的困难，学者就有必要去分析这些难点，提出可行的应对之策。

（2013年10月，接受《中国经济时报》专访）

7
年轻人有条件就赶紧买房，不要等

中国住房市场一直呈发展态势。自2006年关注房价以来，我一贯的观点是：有需要有条件就买，不要等。尽管楼市目前面临增速乏力的现状，但中国的住房市场依然保持发展态势。

有两个理由，一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有需要在城市购房的农民越来越多。二是每年那么多大学毕业生，那么多人结婚，都需要买房，刚性需求不会减少。

住房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买房的过程就是把财产从现金的形式转变成不动产的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就是用个人银行存款，加上从银行按揭贷款的钱，买了一套房产。这个房产具有耐用性的同时，也具有投资性。当需要用钱的时候，可以把房子抵押或者卖出去。

所以，如果年轻人有条件，不买房，结婚就晚了，享受的时间也就晚了。

（2014年4月，接受《国际金融报》专访）

8
中国ZF不会允许房地产崩盘

中国的房地产不会崩盘，这点是肯定的。为什么？因为有两方面原因，一个是我们在进行城镇化过程中，需求在那里，城镇化过程每年1100万人到城市，每年700万大学生毕业，还有相当数量的家庭要改善住房。原来都是分的房，面积小，房子也旧了，但是位置好，所以要不就是拆迁补偿，要不就是卖二手房加点钱在别的地方可以买大点好点的房子，所以一方面是需求放在这。

当前来看，由于房价涨比较快，所以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北京、上海这类地方，实际上是需求还是潜在的，一旦房价下降马上需求释放，北京最近二手房上涨大家看到，上海我看的一个例子，一个台湾朋友看见房价要掉，把房子当天卖了，结果过几天一看卖出房子又涨。对于这类地区，一线的房子还要限购，还要抑制需求，增加适合的供应。

另一类就是有一些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像鄂尔多斯这些地方，报纸报得多，开发过度，供过于求，对于这类城市我们要采取取消限购，鼓励周围农民和老百姓进城买房，逐步消化存量。

根据住建部的数据消化存量需要20个月，大概现在房地产进入了调整期，这个调整期大概是两年左右。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中国ZF不会允许房地产崩盘。

因为一旦房地产崩盘带来的问题是很多的，房地产联系到60多个行业，钢铁、木材等等，现在房子需求减少，钢铁卖成白菜价，大家都知道，这样的话对国民经济有相当大的影响。

另外一个，现在房地产贷款在银行大概占银行30%，这个也是房地产出问题银行就要出问题。还一点很明显，房地产价格下跌的话，老百姓财富就会缩水。如果真的房地产崩盘，中国80%的居民财富都会损失，所以大家可以看到，ZF是希望抑制房价的过快增长，但是并不希望房地产崩盘。这个道理很清楚。

（2014年11月，在第23届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上的发言）

（根据网上公开材料、侠客岛等站点内容编辑整理）

沉痛哀悼！

不知道有什么原创贡献？！知道的普及一下。。。。

化工专业出身的都成著名经济学家了，可见我泱泱中华之经济学界如何人才不出啦

忽悠大师

成思危老师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