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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这是300万字拙作《道德经新论》第三篇第六章第22节（即老子经济观一节）的一段。
自生自发秩序是新自由主义者（按照有些学者的研究，应该称为新古典自由主义）哈耶克提出的。哈耶克将社会秩序分为两类，一种称为自生秩序或自发秩序，一种则是人为秩序或建构秩序（哈耶克还提到了自然秩序，这也是自发秩序，但与社会领域的自发秩序不同。社会领域的自发秩序是人在自主自为的生存活动中产生的）。哈耶克又将理性主义分为进化论理性主义（亦称批判理性主义、演进理性主义，是波普批判理性的翻版）和建构论理性主义（亦称唯理论理性主义）。前者是自生秩序的形成基础，后者是人造秩序的形成基础。哈耶克两种理性主义的分类是一种“理性观”分类而不是对理性的全面分析。在哈耶克眼里，批判理性主义认为理性能力和知识状态是有限的，也是从经验中逐渐获得的，是一种有限理性或理性自觉。而建构理性主义认为，理性能力和知识状态没有限度，因而理性能够设计出某种终极意义的社会形式，是一种超限理性或理性自负。
哈耶克理性分类颇让人迷惑不解。从他反复唠叨的上下文看，所谓“建构论理性主义”，实则是指运用理性能力去设计制度规则、秩序形式。所谓“批判理性主义”是放弃事先设计。在模糊不清的术语和表述中，哈耶克想说的不过是：秩序不应该设计、建构，这不是理性能力所能达到的。秩序应该在人们的生活交往中、在理性的不断认知中逐渐生成。谁如果去预先设计制订，那就是属于“建构论理性主义”，就是属于超限使用，是一种“陈旧而反科学的方法论”。比如社会主义模式、计划经济形态、法国唯理主义、乌托邦构想、各国的制定法、企业的规章程序等等，全都犯了这个错误。与此相反，不去预先设计制定而是在行为活动中运用理性，最后产生秩序、规则，这个过程中的理性行为、理性方法，就是“进化论理性主义”，英国经验主义就是如此。
哈耶克的分类既非类型、也非能力，更不是对整个理性的划分，而是从理性在秩序的产生方式、产生过程中的行为进行的（理性的活动当然不仅仅是形成秩序，所以他的分类至少是不易理解的）。哈耶克认为法国启蒙运动诸公如伏尔泰、卢梭、圣西门、孔多塞、孔德等全都对理性报以幻想，试图运用理性能力，设计出一种社会模式，所以他们错得不成体统，法国大革命就是历史例证。而英国经验主义诸公如培根、斯密、洛克、休谟、弗格森等并不认为理性具有魔力而持谨慎态度，故主张从历史积累的有益经验和理性认知中，形成社会模式。体现在社会政治方面，法国人是突变革命，英国人是渐进改良。
人为秩序的形成很简单，也是众所熟知的。人们利用理性能力设计模式、制定规范。这是历史和现实中常见的方式，国家、企业等存在体的秩序就是这样形成的。但哈耶克认为，这都是“建构理性”的作品。哈耶克反对“建构理性”、“人为秩序”的理由是：人的理性和知识的有限性。为此，他借鉴甚至也发明了一组术语，如“分散的个人知识”、“理性不及”、“必然无知”、“默会知识（意思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是哲学家波兰尼首创）”等等。其大意是，任何个体（包括立法团体）的理性能力和知识状态都是有限的，因此，一则对现实社会和个体的情况了解不清，成为“理性不及、必然无知”，二则也是更重要的，在这种“有限理性”下，其秩序设计将会限制个人自由，还可能扼杀在个人的自由互动、相互调适中自发产生的别样秩序。
哈耶克的论证初看似乎很有道理，但其实却混沌不清。他似乎认定，所有的建构秩序都是一次性设计成型，似乎以为所有的设计秩序都细化到人的生活行为的方方面面，似乎认为所有的设计秩序都是单纯根据理性原理制订而与生活实践、传统习惯无关，似乎认为自由是无条件无前提的绝对自由（这种自由只能在道境本真之情和涅槃境界中存在）。他屡屡提到伏尔泰、笛卡尔等人的见解甚至是片言只语并作为批判的靶子，却从未具体分析过任何一个历史和现实中的“建构理性”下的“人为秩序”。因而他的许多“论证（表述）”实际上是自说自话，是自我信念、自我愿欲的表达。哈耶克后半生致力于批判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干预，坚定地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虑及于此，他的含混凌乱大都可以理解。我们只需将建构主义和人为秩序当成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就容易明白了。
哈耶克主张“进化理性”或“批判理性”（哈耶克本人从未对这个概念进行说明，事实上他也很少用这样的词），赞同自发自生秩序。那么，自生自发秩序如何产生？机制何在？哈耶克以为，自生自发秩序就像生物进化、文化进化那样，没有预定目的、不存在预先设定的形式，而是在人们反复互动中逐渐形成的。其中，规则或一般性规则是秩序形成的前提、根据，人们根据规则交往、行动，于是就形成了秩序，所以规则就是秩序的形成机制。然而规则如何形成？哈耶克认为，规则不是预先设计、刻意发明的，“而是通过渐进的试错过程慢慢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正是无数代人的经验才促使这些规则发展成当下这个状况（《自由秩序原理》）”、“它们是进化过程的产物，而 该过程的结果则不是任何人曾预见的或设计的(《法律、立法与自由》)”。他还说：“对于这些规则所具有的目的或起源,我们常常是不知道的,甚至对于这些规则的存在,我们也常常是不意识的（《法律、立法与自由》）”。所以，哈耶克的规则是在行动、经验中自发产生又经历史选择而积淀下来的东西。哈耶克把这类规则称为内部规则、正当行为规则、一般性规则等等。最早的规则只是小范围局部遵循，但经过别人仿效，就扩展开来。他又将人为设定的规则称为外部规则（与其他自由主义者不同，他意识到“法律”在自由市场中的效用，所以他的自由基本是“法律”下的自由，这一点倒是相对而言的长处。当然，他的“法律”不是成文法或制定法，而是所谓的“自由的法律、内部规则、私法”等他自己创制的模糊术语，实际上就是一些共同遵守的规则，其中有的成为显态的规范，有的只是隐态的规则）。
哈耶克对秩序、规则的两分法，实际上没有多少价值，尽管他自己及其追随者认为意义重大。这是因为，首先，现实的秩序规则往往是人为和自发的混成之果，并且也是在实践或行为中不断修订完善的。实际上人为秩序与自发秩序同样，如果在实践行为中被证实缺乏效用，必然会被修改甚至淘汰。其次，关键在于，哈耶克无法证明人为秩序规则与自发秩序规则的优劣。由于他坚持自发秩序，否定人为秩序，他就应该证明自发秩序优于人为秩序，但他其实证明不了。反倒有大量的人为秩序优于自发秩序的证据，如企业组织、生产管理。再次，哈耶克将秩序生硬地分成人为建构秩序和自生自发秩序，但现实中的秩序、规则，即便是理性建构，也必定有着经验基础，而且因为目的明确，效率一般更高（设计较为合理），另外也很容易从效果与目的的比较中进行修订完备，乃至重新设定。又次，哈耶克认为建构秩序危害了个人自由，但他也没能证明自发秩序对自由是损是益。而且建构秩序也不是都对个人自由有损（哈耶克等自由主义者的自由，事实上都是富人的专用品。穷人的自由即便存在也与富人迥然不同，穷人的自由就是自由乞讨、自由失业，富人的自由就是自由赚钱、自由享受。哈耶克所反对的正是对富人获利的阻碍，他所主张的则是富人获利不受约束。当然，已逝的哈耶克可能会辩解说，不受约束的谋利活动对任何人都是开放的，穷人条件具备后则晋升为富人，自然享受同样的待遇。但我们说，在现实中，除非社会动荡或产业更新或者投机获利，穷人是不大可能有机会晋升富人阶层的）。复次，当哈耶克坚持进化论理性主义时，他已经将理性认知当成相当被动的、没有多少创造和预见的东西。如果说建构理性是理性的自负，那么哈耶克的进化理性就是理性的自卑。
哈耶克的小心翼翼和喋喋不休，其意图无非是要消除政府国家对自由市场的调控、干预。他对个人自由和经济自由充满了迷恋和执着，对国家的干预调控充满了惊惧惶恐，对自由市场的弊端甚至危害或视而不见或百般开脱。他对理性、秩序、规则的两分和阐述，与其说是对现实的分析和论述，毋宁说是为了先在的信念和意图。
这当然不是说哈耶克的见解全无意义。他在前人基础上明确抽绎出了自生自发秩序，认为自生自发秩序可以形成，也比较正确地意识到秩序的成因（历史积淀下来的规则），具体到市场经济，他认为市场等人类行为活动能够自发产生秩序，这些都是富有意义的思想。另外，他的常用词之一是“正当行为规则”，“正当”这个修饰词表明他也认识到自发秩序可能是或者说也会有“不正当”的样式。
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与老子的自发秩序具有根本性不同（老子的组织和秩序见老子社会观，也可参考老子自性观、老子法则观）。老子人生社会的秩序分为三种，分别对应于理想、改良、现实。理想境域是完全根据天德自性产生的秩序，是自然、无为中形成的秩序，属于良性秩序，是真正的自发秩序、自然秩序。现实境域是“有为秩序”，即人为的、有意的创建的秩序，这是恶性秩序，属于“异化之德”的创制。改良境域是统治阶层（国家政府）“无为”而普通民众“有为”情境中产生的秩序，这种秩序是良性秩序，是“异化之德”受到约束限制后形成的。
哈耶克的秩序对应于老子现实境域的秩序。但老子的秩序是指人与人之间在生存活动中形成的秩序，即人际、群体、社会秩序，人是秩序的承载者，秩序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到体现。哈耶克的秩序却不仅仅指人与人之间的秩序，他认为道德、语言、文字、宗教、货币等都属于秩序（他的看法稀奇古怪、莫名其妙，大约在他眼里，这些是自生自发的东西，故而属于秩序范围，但他遗忘了人）。
然而老子现实境域的秩序却不是自发秩序，而是人为秩序。哈耶克与老子恰相反对，乃是他自认为的自发秩序。换言之，哈耶克所谓的自生自发秩序正是老子的有为秩序、人为秩序，是“异化之德”有意建成的秩序。这种差错一方面缘于哈耶克将语言、文字等都视为秩序，另一方面则因为思想根基、立论基础的不同。老子是从德性论出发的，哈耶克是从历史和现实出发的。事实上，假如哈耶克的秩序仅限于人际，他恐怕无法得出自发秩序，正是因为他昏头胀脑地混淆了秩序范畴，将人类发明创制的事项纳入秩序之中，他才能自圆其说，因为语言、文化等就是自发产生的，而不是预先设计的。哈耶克用了“正当行为规则”，大约正是考虑到人际秩序的非自发性或者说不全是自发的，比如国家、企业组织等等。
所以，从老子来看，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基本不可能产生，所能产生的就是“异化之德”驱动下的恶性秩序，这正是哈耶克反对的人为秩序、建构秩序。这就是说，哈耶克坚持的市场自发秩序必定是恶性秩序、建构秩序，即强智阶层驱使民众实现自我利益的秩序形态，他自以为是自生自发秩序但实质上必然是建构秩序、人为秩序。正如我们前文说过的，若无市场之外的约束限制，唯利是图的个人心行必将导致冲突动荡，最终形成强智联盟的压迫阶层和辛苦劳作的受屈阶层。于是，在老子这里，哈耶克为自由市场的竭力辩护徒劳无功。
有学者认为，西方自由放任的市场管制思想，与中国哲学尤其是老子思想很有关系（见匡安荣《经济之道：道法自然与经济自由》一书<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中国渊源>一节）。另外，高连奎著《中国大趋势4：中国经济未来10年》一书<哈耶克主义为什么在中国这么红？>一节也说：“1966年9月，哈耶克在东京做《自由主义社会秩序诸原则》的演讲，谈到自发生序理论时激动地反问道：“难道这一切不正是《老子》第57章的一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吗？”从这里，可以看出老子的“无为思想”对哈耶克有着很深的影响，哈耶克对老子思想也熟悉到了信手拈来的地步。”
很可能，自由放任（无为而治、自然无为）、自生秩序确与老子思想有关联。从朱谦之所著《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来看，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根源之一就是中国传统思想和传统治理之道（我国历史上国家的管控是宽松的，接近于自由经济）。不过，斯密哈耶克们都没有准确理解老子的本意。“无为”确实是说不要干涉扰乱、不需指导驱使，让民众以其需要和心性，自由地行为处事。但有两个前提，一是统治者必须“无为”，这在近代民主国家容易做到。二是必须有公平正当、合乎民情的规范，用于防范制止不良行为——主要是强制和欺诈。当然还有特殊情况下（如天灾等）的财富调剂。统治者（政府国家）无须对具体的经济活动进行种种干涉，民众自会选择取舍且形成良性秩序。哈耶克认为规则先于秩序，或许也是正确之见，但老子没有这方面的明确说法，因为老子的规则蕴涵在自性（“自然”）中，见老子“法则观、自性观、辩证观”等节段。在这两个前提下，市场、社会自然自发地形成良性秩序，达到老子所谓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此时斯密的国家无须代替个人制定规划，哈耶克的“理性不及、必然无知”，可以作为国家政府“无为”的理由。
拙作《道德经新论》（副标题：揭开宇宙和生命的玄秘），全书计分九篇，共300万字，历经20年，已于日前完成。兹发布于网络，供有兴趣者参研、指正。参见本人博客，内有下载链接、内容简介、阅读建议、章节目录等。拙作无意出版、仅作网上交流。http://blog.sina.com.cn/u/3178680977 ; http://mkongjian.blog.163.com/； http://user.qzone.qq.com/1171724360/main
第二版下载链接：http://pan.baidu.com/s/1mg3P0MW
第一版下载链接：http://pan.baidu.com/s/1kT9kX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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