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德：《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学》读书笔记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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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之成为可能，既要有它的研究对象，也要有它的研究方法。正是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独特性，把经济学与其他科学区分开来。因此，多德专门研究了古典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发现后者要么是胡说八道，要么是有意欺骗。

以下是笔记，楷体字是我的评论，如果不能显示，就仍然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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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学——一种批判的历史》

[美]道格拉斯·多德 著，熊婴译，刘思云 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经济社会学理论

P17-18（方法论问题）方法论可以被看做系统的理论分析，更确切地说，它研究原因与走向、目的与手段以及特定理论甚至整个思想流派的正确性。它的描述特性与分析的内容没有太多关联，而与选取、组织、运用该内容来构建……经济学理论的途径与原因，以及形成相关政策（或由相关政策导出）的方法有关。方法论类似于验光师，他对你看到什么不感兴趣，而在意你能否看法，以及如果没看清，原因何在。

与这种探究有关的问题包括抽象、真实性和集中：从何处抽象，在什么水平上抽象，以及为什么抽象，集中于哪些因素及集中程度，把什么因素作为该理论的“变量”（以及为什么）。“什么”和“为什么”都很重要。

在此之前，人们坚持认为，经济洞察力至少而非仅仅需要以研究各时期社会联系的历史为基础。不从历史角度入手，经济关系或过程就无法被充分理解；不从它们与社会存在的其他方面（政治、技术、文化）间的动态联系入手，也无法理解经济关系或过程：“经济学”这一特定术语是为了包容“经济分析”而发明出来的抽象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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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本主义 读书笔记 经济学 江苏人民出版社 新古典经济学 资本主义 读书笔记 经济学

P18“经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经济体”）
当经济学与资本主义相伴而生时，“经济体”的概念也诞生了。当然，在资本主义之前已经有了“经济”活动（在讨论经济活动的人当中，最有名的是亚里士多德）。它们在各种社会形态中出现——古代、中世纪、现代早期——人们在一整套原始习俗和社会价值观中从事经济活动，而非由更大的社会过程引发经济活动或是由经济活动支配社会过程。

（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Economy，而是Economy Body，跟Polity Body一样，它有一个产生的过程。早期的经济是镶嵌在社会这一政治体中的、从属于政治体的，而不是独立的、决定政治体的）。
是亚当•斯密首先提出，“经济制度”可以“自发产生”，这正是“自由放任主义”（现在被称为“自由市场经济”）这一术语的起源。（这也是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一法哲学原理的起源）。

R.H.托尼《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P35》：对于中世纪的思想家而言，把社会科学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即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是持续而可测度的力量，可以被当成与其他自然力一样不可避免、不言自明的社会背景而加以接受，其不理性或不道德程度，恐怕不亚于把社会哲学的前提设定为缘于好战或性本能等人类必要特征的不加节制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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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号中是我的评论。

P19（传统经济学理论的产生）是什么导致了传统经济学理论的诞生呢？对我而言最具说服力的观点是“政策先于理论”。换句话说，理论家发现、感知、试图解决、受其困扰或激发的社会政治问题和可能性促成了与理论形成有关的做法和观念，并对其加以引导。这些（或其他）看法、感觉又反过来促使思想家证明特定社会过程的重要性，及该社会过程要求特定变革的发生——变革一经发生，便可维持合意的状态，消除不合意的状态，并（或）让位于更好的社会秩序。

显而易见，前文的推想最适用于17世纪和18世纪“重商主义者”的政治“小册子”。这些小册子通常是为创立、修改或终结某种（与贸易或工业有关的）特定政策而提交给ZF的。稍间接一些看，这些推想同样适用于后来那些更全面、更深刻的思想家——从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到J.M.凯恩斯，差异很大——他们分别从鼓励、推翻、挽救资本主义的立场看待问题。（但是不管立场如何，他们总是有立场的，换言之，都是科学。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就不是这样了）

客观性与中立性

P20（客观性）声称自己符合现代科学标准的作品都必须至少符合两条从根本上定义了客观性的标准：事实标准和逻辑标准。但人们可以在严格符合这些标准的同时，满足某种思想的要求。这不取决于人们是否遵循证据和逻辑，而取决于哪些问题被提出了、哪些问题没有被提出。后者又取决于理论家的经验、兴趣、侧重点、目标、价值观念——这些都具有显著的主观性。所有这一切，给中立性蒙上了阴影。

（中立性）在社会问题前面，没有任何人是“中立”的。事实上，我们不能指望自己发现中立的人——每个人都显然是社会过程的某个特征，他人的贫富、健康或患病、无知或有学问、安全或不安全等的产物。我们肯定都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来关心所有这些问题及其他问题。我们也许会不时地抑制这些想法，然而它们依然存在。思想家越是自觉地去关注这些问题，他们越不可能“客观”，哪怕是在这个术语最不严格的意义上说，也是如此。

简而言之，一个人对社会问题所持的立场决定了他的兴趣。如果某人是“社会科学家”，他就社会事实所提的问题——它们是什么，它们的细节，哪些是核心，哪些被当成“给定的条件”——由兴趣产生，而无论是出于有心还是无意。

（新古典经济学为什么是卑鄙小人之学）：

当这种推理被用于经济思想时，结果可能会令人震惊，但不会出人意料。因此，注明主流经济学家研究/不研究什么、提/不提什么问题、考虑/不考虑经济学的哪些特征（及其与社会过程的其他部分间的重要关联），会让人心惊肉跳。关于这一点，将“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与19世纪晚期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方法对照起来看，可能会给人以启迪，后者在被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颠覆之后，再次占据主导地位。

斯密和马克思都是科学家：

为了很好地回答“你想了解经济学的什么内容”这一问题，以及与此问题最相关的“要让经济学为我们的人类、社会、生态需要服务，我们能做什么，必须做什么”，我们可以由回答备受关注的公共需求和期望入手。

在《国富论》中，斯密真诚、可敬地力图至少回答上述问题中的一部分，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其他著作中也进行了探索。在此过程中，这些表面上简单的问题变得“丰富”起来，没法解释，只能顺其自然。如果斯密和马克思回答的是同样的问题，那么显然，对他们而言，“我们”和“我们的”各有所指。

在斯密看来，“我们”和“我们的”指早期工业资本家；而在马克思看来，则指工人阶级。两者都假定，对工人的剥削是资本主义的关键；但斯密的读者大部分是（或将是）剥削者，马克思的读者是被剥削者。指出这一点并非毫无意义。两者都光明正大地回答了问题，但他们是以反映出“客观性”和“中立性”间的重大差异的不同方式来回答问题的。两者都是客观的，没有超出事实和逻辑的范围，但都不中立：他们为对立的社会利益代言。

（新古典经济学为什么是骗子的学问）：

但新古典经济学没有从任何立场出发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它从一套假定、价值观念（温和的或是想当然的）出发，仅凭逻辑推理，（借助假定）断言并非事实的结论，继而提出一套分析和方案。尽管这些分析和方案是为在资本主义现状下握有权力的人服务的，新古典经济学却声称它们对整个社会是同样有效的。

新古典经济学家并不把经济学看成力图告诉公众“应当了解经济的（22）什么内容”的学科，因为他们的经济学对经济只字不提。它对经济学的定义是“有关将稀缺资源配置到无限需求中的科学”。但事实是，资源并不稀缺，人的需求也并非无限——除非在以下意义上说，即资源通过草率和浪费的消费与生产模式，而被改造成稀缺的，广告使需求增长并成为无限。

（斯密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比较）：

亚当•斯密的巨著是由时间序列的特殊关键点入手，研究各时期复杂的历史过程的。商业与政治、技术与商业、各集团（斯密称之为“阶级”）的物质条件间的联系是第一章讨论的中心。这种探究方法被称为“政治经济学”。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思想向“现代”转变。在那个过程中，上述联系被一个接一个地——最终是全部——被搁置一边，当成“给定的变量”，即无人理睬，被忽略，甚至被人们当成没有意义的东西。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余波中及余波以后，这种经济学不负责任地退居幕后。现在它卷土重来了。其急切与嘈杂的军团似乎已经由存（23）在中定义了“政治经济学”——它曾经是、现在依然是经济学科的基础。（“由存在中定义了”？怀疑是翻译错误）

（按照斯密的标准，主流经济学家们不过是商人中的骗子）：

现代经济学之父斯密研究了（几乎）所有与他的分析有关的问题是如何运作和互动的。也许在人要问，今天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国富论》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基础——中有多少人研究过其中的某些联系，更遑论所有联系。事实上，人们可以这样问：有多少经济学家读过斯密？如果有的话，对斯密关于“商人”的观点，他们又作何感想？

（斯密《国富论》）一个与公众兴趣迥然不同的群体，他们总体上喜欢欺骗甚至压迫公众，并且在许多场合两者兼备。

（与本论坛中赞同新古典经济学们的白痴们不同，多德有着惊人的经历）：


第22页注①：
我在加州伯克利分校就读经济学专业和博士学位时（1950年），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深入透彻的研究（透彻到被归入该领域中“非凡”者的行列）。但我从来没觉得经济学与经济无关有什么奇怪之处。当我说自己通过研究权威理论没有学到任何与经济有关的东西时，我并没有夸大其辞；我是在学习经济史、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产业组织、“劳动力市场”的运行等过程了解经济的。我为什么能学好理论？因为这是人们成为经济学家（并教授反对它的知识）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