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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ldjdk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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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 【原创】经济制度建构中公共权威的正当性及来源(补充稿) [推广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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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jdkj 在职认证  发表于 2015-10-15 13:49:15 |显示全部楼层 |坛友微信交流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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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制度的正义性来源,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制度建设绕不开的话题。我们总讲社会公平正义,但是这种公平正义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和定义,这就是目前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或者说是基础性问题。王蒙在其《我为什么说文革在所难免》一文中提到:“主席整整一辈子,从来都是强调打破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却很少提建造制定什么法制规范”。李海滢、王立峰的《国家治理视域下的制度正义》(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china/ggzl/20150925129256.html)一文中提出:“中国目前国家治理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如何协调“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许多问题的产生由三者之间定位的混乱、角色功能的模糊、相互间的掣肘导致”。为什么会这样?这就要先了解权威的正当性问题。

  一、 公共权威的正当性来源

    “公共权威的正当性来源及其变迁”。  这个问题最早在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中进行讨论,社会学者中,韦伯思想体系的影响最大。现在很多观点对立的理论体系,如果你追根溯源,很多线索都可以从韦伯的著作中找到。而更令中国学者感兴趣的,是韦伯与马克思的不同,他提出了不同于马克思的命题。 比如,马克思认为利益决定人们的行为,利益差别来自于人们所处的社会身份.也就是说,他的地位、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决定了他的利益,而利益决定了他的态度,包括他的政治态度和选择。  比如说工人阶级一定是反对私有化的,这个政治理念来自于他本身所处的社会结构,他是一个底层的、受压迫、被剥削的阶级,这个地位决定了他的利益诉求和政治理念及行为。但是韦伯很不同,他提出社会行为源于四种不同的动机:除了理性动机(功利、利益)之外,还有价值、情感和习惯。显然、他不认为这些动机完全来自于利益,社会行为可能有多种来源。韦伯区分了四种最重要的动机来源。

    第一是目的,他的目的是什么,这个跟利益有关系;

    第二是价值,他信仰什么,他认为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应该追求的;

这些价值可能跟利益毫无关系,甚至为厂这个价值有人愿意牺牲利益;

    第三是情感,情感常常影响行为,是人们动机的一个来源;

    第四是习惯,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说法。  有趣之处在于,习惯无需思考,甚至和个人的情感、价值、目的都无关,而是看前人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是普遍的人的一种从众心理。

       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对权力正当化的时候,常因上述不同的动机有变。  显然,韦伯角度和马克思角度不一样,这两个人提出问题的思路也不同,书伯认为影响人们行为的动机来源有很多的方向,不是只有一个方向。

      有关人类的统治行为和统治现象。有些权力引发反抗,有些权力获得服从。  原因在于后者获得了正当性,而前者没有。  很明显,被正当化的权力成为权威,社会能够自发的服从,否则就产生社会不服从。  比如,我们在寺庙中发现某种服从的秩序,它并不需要依靠惩处或者暴力来维持,说明它的权力被所有信众的信仰正当化了。市场控制权也是一样,比如一个更新版本的软件上市,没有商家能反抗这么做,他只能拿出更棒的产品竞争。同样,现在我们普遍认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在国家政策扶持上存在不公平的待遇差别,原因就在于“企业身份”的不同,正是由于身份的不同随之产生市场地位的不同。大家承认“自由竞争”具有市场正当性,首先就是自由的市场竞争不承认企业身份的差异。

       那么,在人类的统治行为中,控制权怎样被正当化,正当化的理由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关心的主题。

      (一)公权与私权

      由于政治权力涉及影响和支配他者,用经济学的话说,就是具有天然的外部性,因此政治权力被看成是公共事务,所有关于权力制度的进展几乎都和一个基本分类有关:公权与私权。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公权和私权这个分类的话,所有的现代社会制度是无法产生的。  因为现代的治理是关于“公共”的制度,是关涉到我们每个人的“公共”秩序,而不是个别人的制度。我们关心的是公共的制度,这种制度把政治权力看成是公权。它与私权性质不同.遵循的规则也不同。  比如说,当我们说到权威的时候,我们谈论的是国家的权力,我们说利法律的时候,讨论的是公共的法律,即使是私法民法,也是跟每个人都有关的校律,因而具有公共件。公权和私权作用的领域不同,前者与公共事务有关,后者只与个人事务有关。前者需要由公共定义、采用公共规则进行控制,而后者不必。这种划分是人类制度文明的一个重要演进。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基本的划分,我们就分不清哪些权力是私权,哪些权力是公权,为什么私权不能够涉入公共的权力,又为什么公共的权力不能变成私权。  环顾我们的公共生活,很多大家不喜欢的制度、认为不好的制度,往往就是缺乏这个基本区别。

       (二)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

       第一个区分是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行事规则。  普遍主义是说对待其他人的时候,使用统一的、一致性的标准。  特殊主义是说针对A用一个标准,针对B又用另外的一个标准。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规则行事。比如我们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是普遍主义,而当我们说“朝里有人好做官”那就是特殊主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人情观是一种很强大的社会世俗观,这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功名社会所具有的公共意识是很不相同的。普遍主义的行事规则是一视同仁的,不分对象。而特殊主义的行事规则相反,是亲疏有别的。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很重要的一个社会界限特征就是身份。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政治文化中以儒家思想的根基:“君君臣臣子子父父”为基点嬗变出无数个不同的社会地位——身份。正是这些形形色色的身份构成了不同的权利和义务架构——等级制度和分配制度。阿玛蒂亚▪森在其《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想》一书中,他结合自己少年时期遭遇印巴分治前后的杀戮以及成年后因为印度裔身份屡遭另眼看待的经历,探讨了身份认同、多重身份、宗教身份等诸多因素与暴力及冲突的关系。在他看来,个人对多重身份进行自由选择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如果没有普遍主义规则为基础,一个社会推行法制是难以想像。同样,如果没有普遍丰义规则为基础.公权力可以对不同的人提供有差别的服务,它可以照顾一些人,疏忽另些人,也必将产生巨大不公和抗拒。

       (三)权力与权威

       第三个区分是权力与权威。  权威是被正当化了的权力,因而可以产生自愿的服从.但权力是强制性的,如果它没有被正当化,就只能用强制力量迫使他人服从。  这个时候,不仅没有自愿服从的秩序,而且还可能破坏秩序,激起反抗行为。  权力正当化对于秩序的维系相当重要,因为在经历正当化后,社会成员承认并愿意接受的权力,自然成为权威、受到他们的尊重。因此,权力的正当化有助于稳定,维系秩序的成本大大降低。

所以,就社会统治原理而言。政治权力属于公权力,公权力的正当化促进社会秩序和服从公权和私权的分界事关公共组织的现代转型普遍主义行事规则提高公权的权威和信用。

       (四) 权力的不同正当性来源

       一种确认权力正当的途径,是依据习惯或传统。简单说,就是前人怎么定,后人都接受,都承认。  理由是父辈就是这样做的,上一代就是这样做的,历史上一直是这样做的,习惯上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这样做。这就是传统的正当性来源,比如包括中国在内的“长子继承制”。当掌权人过世以后,长子继承他的权力,如果没有长了,可能是次子,如果根本没有儿子的话,可能是兄弟的儿子接替等等。  这种接班继承的次序在历史中往复不息,试图避免权力纷争。但这些传统规则是不是大家所接受的呢?  不知道,也没有人间这个问题,因为长子继位的传统刁惯,确立了下一位继承人的正当资格,其他人不具这样的资格。  当权力按照这个传统规则进行交接的时候,人们就接受,服从这个权力。比如说英国皇室继位,为什么是查尔斯继位,而不是公选人继位呢,这就是历史传统的正当性来源。

       第二种确认权力正当的途径,是依据领袖个人的路力。英文中有一个独特称谓,叫克里斯马权威。  这种权力通常集中于一个具有个性的英雄,人们认为他的成功挽救了社会大众,所以是救星,他的果敢、智慧、强大和魅力使人心神向往,他的历史成就和故事,在社会中家喻户晓。  比如说拿破仑,甚至希特勒和日本天皇裕仁。当这些领袖出现的时候万众欢呼,人们认为他们“代表天意”无可超越,值得尊敬,应该服从。  在中国,很多人认为,孙中山和毛泽东也是这样的权威,人们敬畏他,服从他,追随他,是因为他超凡的历史功绩和魅力、当然他是正当的领袖。

       第三种确认权力正当的途径,是依据公认的程序选择。也称为法理权威。  法理权威的正当性来源跟前两种完全不—样。  前两种权威跟被统治者的选择无关,可是法理权威的产牛必须和被统治者有关。这是因为,治理权威必须经由一个选择程序获得同意,他必须是公众同意的权威。但那么多人,同意用什么方法来表示呢?  这时选举投票竞选等制度必须是以选举者认可的规则所建立,他们的作用是根据一定的程序选择人、授予权力并集聚同意。  如果无法亲自参与选择,就要授权——委托给代表去投票,于是代表的选举等等一系列相关的委托授权方式就发展起来。

       法理权威获得正当性的第一个要点是授权,第二个要点是程序。  就是授权和同意必须经由大家同意的程序来确认,这些程序形成法律,法律规定了权力产生和消失的条件,规定了权力的界限,尤其是规定了各项不同权力的相互关系。  当这样的法律确立起来并根据它建立的权力就被认为具有了正当性。

      很显然,上述三种途径都有各自的规则,都正当化了权力,但有重大的差别。这些差别直接影响了权力交接的稳定性。首先,法理权威的稳定性最高,原因是经由授权和程序将多元和分散集聚为同意和认同,人们的分歧不用再指向具体的人,指向产生他的按律程序即可,如果你认为这些程序正当,那么它产生的结果(当权者)就正当。 如果你要改变当权者,按照程序做才正当,如果你认为程序不对,那么要先说服大家改变程序。  这样,权争就变成了依据程序的竞选。使权力的变化更加和平、可控,人类的权力行为更加理性。

    但传统权威和克里斯马权威就难以有这样的稳定性。政敌要竞争、弟弟要争家产、农民要获得土地,但无门。因为无法改变习惯和权力的正当性,剩下的办法就只能是暴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国家发生军事政变,暗杀或叛乱以及社会爆发革命的现象,使权力交接常遇危险,结局变化莫测。所以,现在社会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 法理权威是唯一可以持久的正当性权威。

      二、经济制度的正当性及来源


       文件政治作为我国政治生态的现实表达,在我国的党政系统运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由我国的党政部门制发的“红头文件”,甚至是中国政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没有了文件,政治系统可能会无法运转。因而,有学者认为在中国的国家治理中,存在着典型的“文件治国”或"文件政治"现象,"国家机器的运转、政府的社会管理不是依靠法律进行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依靠党和政府的'红头文件'实现统治和管理的”(《中国乡镇基层政权中的文件政治:象征、效能与根源》来源:“政治学人”微信公众号作者:罗大蒙 任中http://www.21ccom.net/articles/china/ggcx/20151017129768.html
)。我国是行政法规最多的国家,至今我们的行政法规中还包括数不清有多少的“通知”、“意见”、“办法”、“建议”、“要求”、“批示”之类的东西,类似的包括那些“领导讲话”和“会议精神”之类的东西。这些似是而非的文件大都没有经过法定的行文程序,也不考虑上位法和下位法的法定关系,有的连“报批”和“抄报抄送”的备案手续都没有,过后也没有哪个部门或经办人能说得清。所以,我国现行的的行政管理中既有法规也有这些似是而非的“权利”被“参照执行”而夹杂在其中。正如王蒙所言:“动辄搞一个五人小组、七人小组、联络员,这些非正规军一出现,就把其他的什么组织都管住乃至作废了。”例如,山东济宁市在1997年出台了一个以“企业改革领导小组”下发的文件(即当地俗称1号文),以“规定”的形式制定了43家市属企业集中破产的处置政策。问题在于,这个一号文既然是以“规定”下发,那么就应该按照《立法法》的规定履行立法程序,并《国务院行政公文管理办法》的要求履行“超报超送”的备案程序。这些程序都没有,只凭那个子虚乌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的名号,那些破产工作组就越俎代包:“不要跟我谈什么《破产法》,对错我都只讲1号文”。现在操持这些事的人早就“各自归巢”了,那位市长大人也不见了,连备案都没有,至今倒真成了“永远消失的电波”。由此可见,那些“通知”、“意见”、“办法”、“建议”、“要求”、“批示”之类的东西,还有那些“领导讲话”和“会议精神”之类的东西大多原本就不具有制度的正当性来源。数不清的“意见”和“精神”,时有时无的“领导小组(或是办公室)”实在是现实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中国特色”。别说合法性或者正当性的问题了,就是清理“归堆”都难上加难。      罗大蒙、 任中在上述那篇文章里进一步认为:“ 在吴国光看来,"文件政治"既不是多数人依靠法律进行治理的民主政治,也不是一个人统治的独裁政治,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由少数人组成的最高领导阶层治理国家的模式。这一界定既反映了"文件在中国政治体系日常运转过程中的不可替代性",也显示了我国的"文件治国"模式与西方民主政治视野下的"法律治国"和传统专制体制下"个人独裁"的区别。"文件政治"是中国政治的现实表达,对中国党政系统的运作模式和政治过程做出了有力诠释,是中国政治生态的反映。但不无遗憾的是,"文件政治"提出之后,并没有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在学术研究上十分"不给力",以至景跃进先生近期发出呼吁,希望"文件政治"能成为"研究中国政治的一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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