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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24 20:42:34 澎湃新闻 [url=]参与评论(19)人[/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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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婴
一人之力译托翁
草婴后来连续翻译了肖洛霍夫的《学会仇恨》和《一个人的遭遇》，“我含着悲愤的泪翻译这些作品，进一步增加了对法西斯的仇恨，也加强了对苦难者的同情。”草婴回忆说。肖洛霍夫先于托尔斯泰进入草婴先生的翻译视野，但对肖洛霍夫的厚爱却给他带来“灾难”。“文革”中江青把肖洛霍夫定性为“苏联修正主义文艺鼻祖”，《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都成了“修正主义的大毒草”，草婴也因此受到牵连遭到迫害，并成为“文革”最早批斗的对象。那时，他不能翻译任何作品。被关押一年后，草婴成了监管劳教对象。1969年夏天，他被派到农村割水稻。1975年，52岁的草婴被责令去建筑工地扛水泥包，结果差点送命。
对于这段遭遇，草婴表示自己并不后悔，“我一辈子翻译俄罗斯文学主要介绍的就是肖洛霍夫和托尔斯泰，肖洛霍夫是托尔斯泰精神的继承者，敢于通过作品和言论来宣扬人道主义思想。”
而系统翻译托尔斯泰则是在“文革”后，“翻译托尔斯泰是因为他的作品反映着人道主义思想，到处透露着人性的光辉。”从上世纪70年代末一直到1995年，草婴先生用近20年的时间一个人完成了400多万字的《托尔斯泰全集》翻译工作。俄罗斯高尔基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汉学家李福清说：“一个人能把托尔斯泰小说全部翻译过来的，可能全世界只有草婴。”在翻译《托尔斯泰全集》时，草婴说:“我要努力在读者与托尔斯泰之间架一座桥，并且把这座桥造得平坦、宽阔，让人轻松走来，不觉得累。”
草婴，1923年生。浙江省镇海县人。1941年后开始为《时代》、《苏联文艺》等刊物译稿。20世纪50年代主要翻译作品有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尼克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等。1960年起翻译列夫·托尔斯泰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还译有莱蒙托夫长篇小说《当代英雄》。
翻译最初是为反法西斯
草婴，原名盛峻锋。说起自己的笔名，草婴先生说寓意很简单，“草———是最普通的植物，遍地皆是，我想自己就是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子民。”这个笔名从18岁一直陪伴到现在，最后很少有人知道草婴先生的真名。
草婴的曾祖父是浙江镇海的大人物，他们家创立的盛滋记酿造厂生产的酱油曾在第一届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荣获奖章，而祖父和父亲两辈则弃商从医。虽然家境一直很富裕，但草婴先生说长辈都忧国忧民，特别是父亲，“他有爱国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我从小受他影响。”草婴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
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是草婴先生人生的转折点，14岁的他在那年12月随家人避难上海。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激起了少年草婴朦胧的爱国心，也从那个时期开始阅读各类进步书籍，从此与俄语、俄国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当时的苏联是进步的象征，我开始对俄罗斯和苏联文学产生了兴趣，所以我想学俄语。”
第一位俄语老师是上海的俄侨，“我是从报纸上看到她招学生的广告，她是家庭妇女，不懂中文，也没有课本和词典，学得很吃力。但不管怎么说，她是我的俄语启蒙老师。”“当时学俄语的人很少，而且你也不能让别人知道你会俄语。俄语和苏联、红色、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所以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就麻烦了。”就这样，草婴偷偷摸摸和那位俄侨家庭妇女吃力地学习了两年。这位俄罗斯妇女肯定没有想到，她当初教的这个15岁小男孩，几十年后把大作家托尔斯泰的所有小说都翻译过来了。
“遇到地下党员姜椿芳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他对我学习俄语影响最大。他知道我在学俄语，就主动来帮我解决学习困难。他在哈尔滨学习的俄语，所以俄国文学修养很好。”草婴先生回忆说。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地下党和塔斯社在上海创办《时代周刊》，“我就开始在那里做翻译工作。”草婴说，他翻译的第一篇俄罗斯小说是普拉多诺夫的短篇小说《老人》，“当时刊登在《苏联文艺》杂志第二期上。我翻译俄罗斯文学是有一定的责任使命感，当时希望通过翻译俄罗斯文学为反法西斯斗争出一点力。”
对过往的生活细节，草婴先生的回忆不太清晰，但谈到自己的翻译，草婴先生有点激动地说，“我一般先把原著阅读几遍吃透后再开始翻译，然后把名字、地点等名词列出来统一翻译以免前后矛盾。翻译的第一稿是草稿，修改后从头到底把稿子念一遍，然后给编辑修改，编辑修改出校样后，我自己再看一遍。”“像我们这样的译者，现在是吃不开的。”草婴先生笑着说。
一些读者说，读草婴所译的托尔斯泰小说，最后分不清哪些是托尔斯泰的，哪些是草婴的。有时候会猜测，草婴先生的托尔斯泰小说会和原著有差距吗？草婴先生却笑着说：“这里可能有些外行的误解，文学翻译是艺术再创作，我把文学翻译是当作艺术创作来对待的，逐字逐句地直译不是文学翻译。作家和译者的关系，这和作曲家演奏家的关系差不多，同一首曲子在不同的演奏家手下是不同的。”虽然译作是艺术再创作，但草婴先生认为，“再创作应该体现原著的精神和艺术内涵，而只有把翻译技术和艺术结合起来，这样的译者才是翻译家。”所以，草婴先生说，自己无愧于几十年的翻译生涯，也无愧于读者。“有朋友问我怎么会一辈子搞文学翻译？我说是历史作的安排，我无怨无悔。”草婴说。
“几十年来，在翻译上我从没有中断过，365天每天都会翻译一点。但我每天翻译的很少，平均就1000字左右，我所了解的翻译家每天的翻译量都差不多这个量。”
每天译千字，从不中断
“60年来，翻译一直是我的事业。”草婴说。这其中包括400多万字的《托尔斯泰全集》，还有肖洛霍夫、莱蒙托夫文集。草婴说，几百万字的译文都是自己几十年积累的结果。“几十年来，在翻译上我从没有中断过，365天每天都会翻译一点。但我每天翻译的很少，平均就1000字左右，我所了解的翻译家每天的翻译量都差不多这个量。”对于现在的译者动辄两三个月翻译一本十几万字小说的速度，草婴说：“我能理解，靠翻译养家糊口很难，只能靠量了。”但坐在一边的草婴先生夫人却说：“他在翻译《托尔斯泰全集》的几十年里一直是个自由职业者，没有单位，就靠稿费生活。”
草婴说，现在文学翻译很繁荣，但很少再有他们那个时代那样的翻译作品了。在草婴先生看来，文学翻译者很多，但翻译家却很少。“上世纪90年代，上海翻译家协会被有关部门要求更名为翻译工作者协会，但我们坚决不同意。我们始终认为翻译者和翻译家是两码事，翻译家主要是指文学翻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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