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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经济学越来越数学化，已成和现实没多少关系的思维游戏
提问：您和夏斌老师发起当代经济学基金会，是不是意识到现在世界的主流经济学出现了一些问题？希望在应对主流经济学的困境中起到中国经济学家的作用？您认为现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主要问题和困境在什么地方？
韦森：是，我们恰恰正是感到了这一点。两年前，夏斌教授先提出要建立一个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基金的想法,当时我马上表示赞同，我们俩可谓是一拍即合。反思当代基本经济理论问题，事实上已经不是一个中国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首先我要说的，对于当代主流经济学，我没有多少成见。我自己在78年上大学时在学校里是学马克思主义经济政治经济学的。到了国外留学十几年，才慢慢从自己的古典经济学知识框架中走了出来。我深知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框架转到完全是现代经济学的思维是一个多么困难的过程。但是，经过多年的学、教现代经济学，尤其在读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和以及凯恩斯的一些原著之后，尤其是这些年大范围地读经济史、货币史和货币思想史的文献后，我个人发现，现代经济学的体系是有一些问题。
应该说，在二次大战后，可能没有哪个学科能像经济学这么蓬勃地发展起来。现代经济学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理论世界。在当代，无论是哲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等，都不像经济学这样形成一个庞大的理论世界（可能语言学是个例外），这主要是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的《通论》出版后，逐渐演化除了一个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为分野和主要构架的当代经济学体系。而当代经济学核心体系的核心，就是主流的新古典综合派。二次大战后，随着西方大学经济学系学院和商学院大批大批地招收学生，各大学的经济学院也在教这种不断演化着的教科书的体系，就形成了当代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这个当代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不断随着经济学内部“分工”和“专业化”的研究和发展而不断演化，也不断把其他新的经济学流派的理论吸引过来，包括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博弈论的研究进展，等等。可以说到现在为止，在国际上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比较成熟、完整和规范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现代经济学，或者说现代经济学的教科书体系，是与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的市场经济运作体系、现代公司制度、国民收入统计制度、金融、外贸、汇率体系连在一起的，是人们认识和解释和试图理解当代市场经济制度运行的一种理论体系。
现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大学里的经济学院所教的经济学，以及我们现在国内大学经济学院里所教的经济学，就是这种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为体系的经济学理论。由于我们的青年学生一入大学就学这种经济学，导致了现代经济学就像一个人生活在中国社会就要说汉语，生活在一个英语国家就要用英语交流一样，变成了每个生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就无法摆脱的认识、描述和参与市场活动和决策必须使用的一种思维语言和知识体系。所以，在今天中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当下的中国，大学的经济学教师、学生，金融和实体行业工作的企业家、以及财经媒体的记者都在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词汇和理论在说话、写文章、写书。甚至一些批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也在用凯恩斯本人发明的术语——如消费倾向、流动性、流动性偏好、乘数、预期收益、资本的边际效率等等来批评凯恩斯。
但是，这个理论又有一些很大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个理论的主要问题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济学越来越“科学化”、“精细化”，从而变成了一个非常数理化、公理化的一个体系。当代经济学的主流趋势是，按照一些基本假设，去推导人们和企业微观行为，推导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越来越数学化、导致百分之八十以上乃至绝大部分经济学论文只求逻辑上自洽，数理上严密和数学模型优美，变成了经济学人内部互相欣赏、只供少数同行和专业小圈子内部互相讨论而与现实经济运行已经没有多少关系的一种“mental games”。这种发展趋势也使经济学家变得越来越“理性的自负”，认为通过一些建立在人的基本行为的公理化的假定基础上的数理推导，就可以证明人类各种社会的经济运行的必然的和决定性的结果。因而到20世纪末，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当代经济学的发展已经能够认识和解释现实经济世界运行的基本法则了，可以预测乃至消除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了。
到了2007年2008年出现全球金融风暴并接踵出现最近这次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之前，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如卢卡斯、伯南克都相信“人类社会的商业周期已被驯服，针对商业周期的任何举措所带来的益处都会微不足道了”，“预防萧条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整个西方经济学界好像都忘记了哈耶克在1972年12月11日在斯德哥尔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知识的僭妄”（The Pretence of Knowledge）中的警示：“市场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现象，它取决于众多人的行动，对决定某一过程之结果的所有情形，几乎永远不可能完全认识和被度量。……市场过程的每个参与者所拥有的特殊信息，都会对价格与工资产生影响，而这方面的全部事实，是任何科学观察者和任何一个单独的头脑都无法所确知的。这其实正是市场秩序的优越性之所在，也是在不受政府权力所压制情况下市场秩序会取代其他类型秩序的原因。……我们这些从事观察的科学家，由于无法知道这样一种秩序的全部决定因素，结果也无法知道在某种具体的价格与工资结构下需求总是等于供给，因此我们无法度量对这种秩序的偏离程度，也从而无法从统计上对我们的理论与‘均衡’的偏离加以检验……”。哈耶克的这篇或诺奖感言中的这句话，我觉得恰恰道出了当代经济学的根本问题。
正是在当代经济学的体系基本上成熟的时期，中国开始了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1978年以后的改革对外开放之后，我们国家一大批青年人到西方国家学习经济学理论。拿到博士学位后，有的在国外大学留了下来教书和做研究，或在国外的一些大公司和金融机构工作和创业，也有一大批回到国内来教书。这些经济学专业和管理学专业的归国博士和硕士，整个知识框架全都是现代经济学的，在回国后教授的也是现代经济学。写文章著书也是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和理论来做。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学的经济学院里的经济学课程也从主要教授政治经济学到现在主要讲授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课。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统计也从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生产总值的统计变成了按国际上通用GDP的统计方法，同时，我国也慢慢在公司管理制度、金融体系和以及外贸、汇率制度几乎完全与国际接轨。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的整个经济学理论也基本上“现代化”了。除了高校的政治思想教育课外，政治经济学大致已经变成了经济思想史的课程。
但是，整体上来说，我们中国的经济理论基本上还处于一个“引进阶段”，就是说，尽管这些年来我们华人经济学家在国际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和出版的专著多了起来，但在整个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我们华人经济学家所贡献的基本原理和理论还很少，还可谓屈指可数。这说明我们华人经济学人对整个人类的现代经济理论的贡献还不是太大。但是，这不是说我们中国的经济学人要永远做学生、做经济学理论的引进者。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融入世界市场分工体系，特别是随着一些发达国家的市场体系出现过的问题（如股市波动、产能过剩和经济周期）也会在中国经济体内部开始出现，现在中国的经济学人尤其是未来的中国经济学人，不应该妄自薄菲，要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思考，在未来的经济学理论发展上做出我们的贡献。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我们成立了这个现代经济基金会。我们应该着眼未来，支持新一代学人研究和关注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
从货币看，人类社会正发生根本性变化
提问：您觉得中国经济学家有可能在什么地方做出独特贡献？
韦森：现在我还说不出在哪些方面中国经济学人可以做出我们独特的理论贡献。我个人觉得，要从经济思想史角度来看待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将会非常有意思。这里我们不妨做一点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回顾。
尽管在各国历史上尤其是古希腊哲人那里和中国的先秦思想家那里都有一些关于人类社会经济运行的论述，或言“经济思想”，但是，经济学作为一门学问开始出现，我们一般都认为是亚当·斯密斯密那里开始，当然也有人认为是从是从爱尔兰的坎德隆（Richard Cantillon，1680-1734)那里就开始了。但是不管怎么认为，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这应该是共识。现在看来，在古典经济学阶段上，经济学理论的是以劳动分工和劳动价值论为基石的一种经济学理论，而主要的理论贡献，一个是亚当·斯密的分工和市场理论，就是说有市场交易才有经济增长；另一个就是大卫·李嘉图，即比较优势学说，说明市场交换和国际贸易可以增加人类的福祉。现在，不知道大家意识到没有，无论是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还是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都还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和西方世界兴起前的时代的经济学理论，在那时候，市场交换的深度、广度，以及国际贸易的范围还不大，工业组织也不是现代大工厂制度，银行和金融体系也还很不发达。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从人类社会的货币制度演变史来看，纸币尽管在东方和西方一些社会中都很早出现过并实行过一段时期，但是在斯密、李嘉图乃至后来马克思的时代，西方国家在整体上来看还是处在金属（主要是金、银、铜）铸币时代。这个时期的经济学，被称为经济学的古典时期，或古典经济学时期，其基石和核心理论就是劳动价值论，或者说劳动价值论还是金属铸币时代的经济学理论。
19世纪30年代后，工业革命来了，蒸汽机来了，火车、轮船出现了，在西欧和北美开始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海外市场和国际贸易的范围也大大扩展了。到了19世纪后半叶，尤其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后，英国、法国和德国，乃至美国，市场交易中开始大量使用纸币，以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纸币（法币）成了主要的货币形式，金属铸币反而成了辅助货币形式。现实经济运行方式的变化，人们使用的货币形态的变化，现代银行制度和金融体系的出现和不断成长，市场分工体系的加深，使人们无法再从商品价值的维度来解释经济现象，这时候就出现了马歇尔、瓦尔拉斯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典型特征是只讲价格，而不再讲抽象的“价值”。讲价值，也不再是劳动价值论，而是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学派的门格尔、庞巴维克、维塞尔和法国的瓦尔拉斯、美国的克拉克所差不多同时发现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是人类社会经济思想史上的第二次革命。但是现在看来，新古典经济学还主要是微观理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主要采取了纸币制度，但为了怕通货膨胀，也几乎无例外地采取了金本位制。但是，在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英国病”，即在几十年时间里英国的经济增长完全停滞。在大西洋的另一方面，美国正在崛起为世界第一大超级强国，而德国和日本这些后期的工业化国家在法西斯“国家社会主义”和军国主义的体制下政权更替、社会动荡但同时出现了畸形的快速经济增长。
一次世界大战后三、四十年的“英国病”，加上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的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从一国经济总量上研究“宏观”经济行为。故可以认为，现代经济学以凯恩斯为界，之前的叫“新古典”，主要就是现在的微观经济学；凯恩斯之后，“总体经济的研究”又成为一个主流，形成了宏观经济学。这也是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的主要意义。这在经济思想史上被认为是经济学的第三次革命。
但另一方面，在20世纪初马歇尔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经济学的第二次革命的理论分析框架已经比较完善，于是就在经济学中出现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分野，即微观经济学基本上仍是马歇尔的体系，而宏观经济学则是凯恩斯及其后来的各种变异体系。之后几十年的时间里，这两种体系不断交叉融合，逐渐演变，形成了现在的以新古典综合派为主流的当代经济学体系。而这种经济学理论体系，从货币形态上来看，都还是在凯恩斯经济学框架下的纸币时代的经济学，包括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以及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货币理论也不例外，当然米塞斯、哈耶克和罗斯巴德均主张金本位制和百分之百的银行准备金制度。
二次战后，西方国家经历了近40年的高速增长时期，这一段时间也被称作为“凯恩斯革命时期”。伴随着西方各国二次战后的高速增长，现代经济学也蓬蓬勃勃地加速度发展了起来。
到了80年代之后，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迅速进入了一个以计算机网络为主干的信息社会。伴随这种互联网技术和信息社会的迅猛发展，各国银行慢慢进入了数字化和虚拟化的货币时代，纸币发行越来越少，而各国央行的货币投放主要是通过“电子货币”和“数字”来实现的。实际上，80年代之后，尤其是在近几年，纸币正在退出人类社会市场交易和金融交易。像在一些北欧国家，纸币基本上没大有了，人们都是银行刷卡。近30年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也基本上到进入了电子货币或言“数字货币”时代。比如，像我们现在130万亿元的广义货币中，M0即央行印出纸币和铸币，大约只有7万亿元上下，而120多万亿则全是“电脑数字”。且随着数字货币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基本上几乎全部同时抛弃了“金本位制”。现在各国的货币，既不与黄金挂钩，也不与“美元挂钩”，变成了一个完全“无锚的”“集体意向性”（德国哲学家布伦塔诺、胡塞尔和当代语言哲学家约翰·塞尔所使用的一个“术语”）。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的市场交换、国际贸易、银行和金融系统的业务，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系统，都主要通过计算机联网的电子数字货币瞬间交易网络来实现、来运行。这实际上是一场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场静悄悄的但是实在是巨大的革命性社会变革。
这几年我一直在学习和思考货币理论，研究货币制度史和货币思想史，也同时研究货币理论与商业周期关系。通过从把货币制度史与经济思想史以及人类社会的经济史三个史叠加了起来考虑，会发现理论经济学的三个阶段非常有意思：在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时候，人类大多数社会大致还是金属铸币时代，理论经济学其主要理论基础是在劳动价值论市场分工和市场交易理论；在经济学的第二次革命时期，即新古典经济学时期，马歇尔、瓦尔拉斯、帕累托、以及奥地利学派门格尔和庞巴维克阶段，实际上是从铸币向纸币时代过渡时期的经济学，其经济理论的基石是均衡价格论和主观价值论。到了凯恩斯和现代经济学阶段，到目前为止，包括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和哈耶克的经济思想，大致还是纸币时代的经济学理论。
如果从这种视角来看待试图描述和理解人类社会经济运行的经济学理论，我们会发现许多奇怪的现象：为什么2007-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和最近这次世界经济衰退后，美国、英国、欧元区各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央行都在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投放了大量基础货币，但是这些国家七、八年下来却没有通货膨胀，反而几乎全出现了通货紧缩？为什么中国广义货币近几年高速膨胀，目前到了130多万亿元，这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在2007年中国40万亿元上下的广义货币时，出现了近两位数字的通货膨胀，而到现在一百二、三十万亿元的广义货币了，为什么还在过去两三年中中国经济却处在通缩的边缘？这些新的现象，是凯恩斯的理论、弗里德曼的理论，乃至米塞斯和哈耶克的理论所能解释得了的么？
今天我们难道不应该问：人类社会迅速而悄无声息地进入了互联网的“电子货币”或“数字货币”时代，人们的消费行为、生产行为、投资行为、乃至人们的财富观和整个经济行为，是否也跟着发生了变化？我们的现在建立在纸币时代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思维，能否解释得了人们互联网时代的经济行为和经济运行？具体一点说，到了互联网的电子货币时代，货币尤其是广义货币存量（电脑数字）是央行“印发”出来或“投放”出来的么？再进一步问，到了电子货币时代，凯恩斯的以“流动性偏好”为轴心的货币需求理论还有效？还在多大程度上适用？如果货币需求和整个货币供给（产生）理论都发生了变化，我们的宏观经济学又该如何写？又该怎样解释和预测宏观经济运行？另外，如果在数字和电子货币时代，人们的消费行为、投资行为和财富观是否正在发生变化，这些不都在向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提出问题？
单从货币这个角度来看，人类社会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这种角度来看，我觉得理论经济学也应该发生一些变化，但好象整个经济学界还没有完全反映出来人类信息化社会的变化所引起的这个东西。这是我最近几年沿着哈耶克与凯恩斯的经济学争论而逐渐感到的一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目前我们国家的整个市场经济体系还不是一个完备的市场体系，或者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市场经济体系。跟西方国家的民主法治下的市场体系不同，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的总体特征是政府高度参与、操控乃至统御市场的一个特殊体制。甚至连中国的银行和金融体制都有政府的强力控制和参与在其中。这种体制的运作，显然也不是能用现有的来自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的经济学理论所能完全解释的。这种体制尽管目前看来还是一种转型或过渡模式，但是无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会沿着自己的存在方式而不断演化变迁。我们经济理论该怎么做？怎么解释这种现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中国的理论经济学还有个双重的任务。
尽管对于中国经济体制还具有一种过渡市场体制和转型体制的特征，我们不能完全把它作为一种定型的体制来研究和来解释，但至少在目前从主流的现代经济学是不能完全解释这个体制运作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至少我觉得基本经济理论应该面临一些根本性的变化，需要重新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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