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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才是硬道理”是邓先生当时搁置一切争论，得到大多数人共识的核心观点。“锅里没有，大家碗里也没有”简单的道理让大家再明白不过，所以说“不折腾”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成为第一要务，无疑是把准了当时面黄肌瘦的中国的脉搏，开对了方子。
即使是真理，也只是相对的真理，再英明的决策也只能针对特定的时代背景有效。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当社会各界都在津津乐道主唱三十年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丰功伟绩时，同时也回荡起了故意抢劫入狱的现代版“警察与赞美诗”以及无钱而水葬母亲的不和谐音符。这应该提醒大家回过头来想想，经济增长的目的和本源究竟是什么？
在资源有限条件下经济人效用或利润极大化，是西方经济学大厦的基石。在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这两个理性经济体毕生追求的目标中，效用最大化应该才是本源和目的，利润最大化只不过是前者的手段，为了增长而增长，这样的增长是我们的目的吗？
发展是硬道理，谁都没有理由反对发展。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同于邓先生说出这话的时代背景，物质财富的总量早已经可以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要。为什么曾经被我们所嘲笑的“警察与赞美诗”故事和“死无葬身之地”的诅咒在今天的中国人民身上应验。
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分配原则是奖勤罚懒、优胜劣汰。水葬母亲的王某和先后上演“赞美诗”的一老一少绝对不能用懒惰为其作注解，但即使真是因劣而汰，我们的二次分配制度应该保障其基本生存权。
在这里先承认，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是效用的极大化，商品效用的非厌足性是西方经济学中效用函数的一个基本假设。但这个假设是否合理？ 正如经济学经典教材中所列举的吃馒头的例子，随着馒头数量的增加，边际效用会越来越小甚至为负，如果我们也稍微愤青一点去想，富人们干嘛宁愿负效用也不调剂一点给穷人呢？
大家都会认为这个想法白痴，财富不仅仅只是馒头，但即使不是馒头，任何一种物品，在你多的一辈子都消耗不了时也就成了一种负担。当然你会又认为，持有货币呀，不仅要自己这辈子用不完，子孙后代都不愁钱化。。。。甚至你还可以说，扩大再生产，自己得到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让社会利益最大化，所以致富光荣，利润极大化有理。。。
当然这里不是进行道德说教的场所，不会用“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钱多了其实是害子女”去说服富人们放弃财富的最大化，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这种极端的财富最大化是不是一种动态的最大化，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效用最大化的本质又是什么？
首先讨论财富应不应该适当被二次分配给低收入人群。
中国的近三十年经济增长从源头来看，一是社会分工带来的增长，另一个是生产技术的追赶带来的增长。首先讨论分工带来好处的分配情况，由个体生产n种产品改为n个人生产一种产品或一个产品的某个环节，会大大提升生产效率而给整个社会带来好处，但好处的分配会落在一个由相对价格和相对生产效率组成的一个区域范围[a,b]内，落在边界a点或是b点会使所有的好处被一方全部占走，而另一方只是没有得到损失，落在区间内任一点，会使双方都得到好处，好处的具体分配情况要靠双方博弈能力来决定。毫无疑问，权力和资本走的越来越近使得富人群体博得了分工利益的绝大多数好处，而使低收入群体只是达到接近没有变坏的境地。
生产技术的提高有两种情况，一是机器设备性能的提高，另一种是人力资本投资所引起的提高。前一种提高，离不开资本，低收入的人群没有资本理所当然不能享受有设备技术提升带来的增长回报。但中国的机器设备技术的提高只不过是打开国门抽开挡板后的一种溢出效应，资方并没有付出多少研发成本，相比之下，使得资方享受到的增长好处更是大大高出劳方。至于人力资本投资所引起的增长回报，由于教育的市场化，堵塞了过去低收入人群子女还可以通过知识来获得增长好处的通道。
资本的收益无可厚非，但社会分工带来的收益被权富集团所独占似乎就说不过去，在这一点，毛主席说的好，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更客观些，人民群众也是经济增长的创造者。既然是经济增长的创造者，在社会已经具备了这个生产能力的时候，给他们一份基本的生存需求， 使他们不至于想方设法进监狱避免挨冻受饿让他们死有葬身之地 ，应该说是不算一份无理的要求。
第二，财富有没有再分配给低收入人群的必要性。
在中国刚开始出现部分产品相对过剩时，很多人就意识到，要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内需，才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但中国加入WTO组织，使精英们相信，把消费这架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缰绳套在了洋人的脖子上，不改变现有的低水平社会保障体系，照样可以使经济高速增长。全然忘记了笃信多年的资本主义会发生经济危机的教条。 这次，金融危机，使我们第一次领略了产能过剩，社会生产体系部分停滞的可怕之处。但更为担心的是，即使体会到了危机的阵痛和认识到了内需的重要性，在社会保障范围的扩大和提高上，精英们政策制定时还是边打边撤，能拖则拖、能躲则躲，还是没有从法律上认可任何社会公民都有基本的经济生存权。低效和模糊的保障对象确认标准和发放体系，使人们特别是低收入人群在对将来的预期上充满了太多的未定因素。如果人口分布呈金字塔状分布的大多底层低收入人群，对经济前途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捉襟见肘，如何完成系统经济大循环，富人们的财富如何能保证持续增值。从这个角度来说，普及社会保障其实是在帮助富人自己。
另一方面，俗语说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生存权是人的第一需要，没有基本收入来源，在生存需要不能得到满足，又没有合理的诉求渠道，铤而走险获得非法收入同样是一种无奈的最优决策。不能获得最低生存保障的人口比例越大，富人们用于保护自己资产而投入的比例也会越高。这同样存在着一种均衡调整，应该使用于财产保护的边际成本等于低收入人群的最低生存成本。进行转移支付而避免低收入人群的铤而走险。
经济学中对经济个体效用最大化的定量描述，其实不是很准确。效用函数只是商品种类和数量的增函数，并且满足稻田条件（u,(x)>0,u,,(x)<0),但这种假设不符合现实，现实生活中消费产品的种类有限，个体对某种产品的消费能力也有限，想想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商品和货币都不能解决最高层次的需求，中国也虽然有句“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俗话，但还有句“钱不是万能的”俗话，可见，用货币来衡量的商品数量来衡量效用，这些都说明了个体消费者效用对消费产品的数量绝对递增假设不能解释现实世界。那既然现有效用函数有疑问，有没有更好的效用函数来替代现有函数呢？
在这里，不妨借用统计学中自由度的概念来度量效用，纵观人类社会发展，不就是一个不断摆脱外界对人类的束缚而使人类自由度不断扩大的过程吗。这个自由度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自然的等多维空间，在每个维度上，并不是数量不断增加使我们的效用在增大，而是时间序列上的通过高级对低级、先进对落后、丰裕对短缺、文明对野蛮、强壮对孱弱等等的替代而使我们的效用在增加。
试想一个基本生存线上挣扎的个体，每天为基本生存而不得不冒任何风险来获得生存资料时，他有选择是去听一场音乐会还是去看一场高水平足球比赛的自由，有选举和被选举的自由吗，我们把这种基本生存水平定义为零度空间，在在这个基础之上，根据自由度在空间的拓宽和时间上的延伸，来对效用进行度量，不是更加人性和符合现实吗。
说到这里，可以给经济增长的目的下一个粗浅的结论了：就是让一个社会最底层收入者在纵深上不断增加自由度，而不断摆脱被必然的束缚，由必然世界走向自由世界。
鬼魅魍魉 金钱 +30 好文章 2009-1-14 13:4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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