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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前言
科尔姆·托宾没有谈论成为大师应该经历的成长过程，而是先讲了三个写作者的故事：下笔就令人惊叹，却有严重拖延症的女学生，用七年的时间出了一本薄薄的小说集；一个很有才华，很受欢迎的人结婚生子后，快乐地放弃了写作；还有另一个学生，因为听托宾想写40年前的故事，鼓起勇气，把继父杀死了他的母亲这件自己逃避多时的悲剧写成了小说。
在托宾看来，一个人成为作家或者不成为作家，有着各种各样的契机和理由，写作一半构成来自才华，另一半是韧性。与小说中擅长营造的沉默内敛风格不同，现实中的托宾风趣，幽默，谈论时偶然在细节上自我发挥与走神，使得他的言谈如他的作品一般有种微妙的贴切。就像让他更感兴趣的是写出喧嚣中的孤独和沉默，诠释的却是最普遍的，通往每个人心中的情感。
漂泊与回归、爱的本质与复杂、个人的自由与责任，是一直萦绕在他作品中的主题，无论是此前探讨亲情关系的《母与子》、同性恋题材《黑水灯塔船》，还是写文学大师亨利·詹姆斯的《大师》，近期改编成电影，刻画爱尔兰移民一代的《布鲁克林》，而即将在中国出版的，塑造了诺拉这个当代文学中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的《诺拉·韦伯斯特》，都体现了托宾对于爱尔兰社会，移居他乡者的生活，个人身份与性取向，以及个人情感的幽暗洞察。
除了要在风格与内容的探索，在托宾看来，写作这个决心，就是把真实与不真实的东西讲出来，真实与虚构有时候没有太多的区别。
“你是一位作家，不是道德审判者，你必须把是与非看成平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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