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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张廉租房，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
茅于轼强调，经济学家看问题会比一般人看得更加长远。他的言论也因此引起众多的争论。
奥斯卡·王尔德说：“与不列颠四分之三公众观点相左，乃是保持理智的首要之选。”在这个浮躁的年代，茅于轼让那些一味迎合大众观点的“经济学家”们相形见绌。
茅于轼和很多国内经济学家的持有大致相同的观点，但是不同的是，茅于轼已经在前面的很多年中树立起了在社会和学界的声望，而且独立于体制外的他更加敢言，深厚的学养和惯用的通俗易懂的经济学语言让他更加善言。
茅于轼批评政府多过批评企业。他认为，企业家创造了社会财富，应该得到保护，“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不让有钱的人有势，不让有权的人捞钱”。在企业家因为“原罪”一个个倒下的时候，茅于轼可谓一语中的。
在30年来避重就轻的改革方式已经难以为继的时候，在触及到重大利益分配的深层次改革已经迫在眉睫的时候，茅于轼的言论代表着来自学者、精英知识分子阶层的一份冷静的思考。
2009年3月7日下午，茅于轼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发表了题为《几个有争议的政策问题》的演讲，在他发表演讲前，观点地产网在中大荣光堂对茅于轼进行了专访。
以下为部分采访内容：
问：应该怎样改变国富民穷的现状？
茅于轼：现在宏观上收入的分配给老百姓的越来越低，给政府的、企业的越来越高，政府就是税收增加了，大企业、国家垄断的大企业，通讯，电力，银行，石油这些企业垄断部门利润非常高，其高额利润不是靠改善管理得到的，而是靠垄断地位得到的，所以这种所得不是很恰当的，是没有效率的，所以应该把税收降下来，垄断行业应该向民众开放，这样收入分配格局就可以变化。
问：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应该把握哪些细微的方面？
茅于轼：我们应该有很大的吸纳劳动力的项目。很多项目花钱多，劳动力却吸纳不了多少，这些项目要谨慎。还有机构调整，外向型的要变成内向型的，这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说基础设施，原来铁路、公路、航空都是针对外向型的，那么现在要变成内向的话，这些设施都要受到影响，这些都要调整，调整到适应内需的方面来。
问：中国的房地产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茅于轼：这里面的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和资金问题，房地产一要资金周转，二要土地。现在房地产出的问题就是这两样东西不透明，往往有很多幕后交易。资金不是凭竞争的，利息率是不浮动的，竞争的结果就是利息率要浮动。现在房地产的资金是靠关系，特别是靠政府，土地也是靠政府，跟政府关系好就能搞好。所以要把资金和土地都市场化，由市场来配置，而不是政府来配置，但这个很不容易的。包括我反对的18亿亩耕地红线也是这个意思，不是计划配置，而是市场配置，一块地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每块地发挥它最大的效用，有红线卡着就不能。
问：您对经济适用房怎么看？
茅于轼：经济适用房从个人利益来看是好事情，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就不是这样了，为什么便宜了？土地价格低，政府以很低的价格从农民手里拿地来补偿，公平吗？从效率的角度来看，经济适用房没有做到物尽其用，价值没有最大化。经济适用房既不公平又低效率。
经济适用房造成了很多不良的风气，破坏了社会风气，消灭贪污腐化最好的办法就是消灭审批。我的一个朋友在发改委工作，收入很高的，应该去买商品房的，但他就买了经济适用房。他是发改委的领导啊，政策是他们定的啊！
政府有责任让每个人拥有住房条件，但是没有满足每个人占有房产的欲望的义务。怎么办？我主张廉租房，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这样的房子有钱人才不喜欢。
问：华南的一些大的房地产企业近期受到很多传言的影响，包括被调查等等。
茅于轼：做房地产容易犯规，我记得王石讲过一句话，他从开办到现在从来没有行过贿，我觉得这个很了不起，就应该严格的管，行贿绝对不可以的。房地产在土地方面的猫腻特别多，有了行贿市场就被破坏了，但行贿的原因就是政府手里头有地。政府的地应该交给市场去分配，这样就没有行贿的机会了，也不必要了。你买个面包吃有没有什么贪污腐化？买土地跟买面包一样，就没有土地引起的贪污腐化了，现在买地要审批，一审批贪污腐化就来了。市场是最有效的，18亿土地红线一控制，那就更糟糕了。（编辑：陆思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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