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美贸易顺差产生及其持续扩大的原因和应对对策分析
要解释中美贸易顺差的产生原因就必须建立一套新的国际贸易理论。本书所创建的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在有机均衡理论之上的，所以理论会较为抽象和复杂，但是它有着很强的经济解释和预测能力。在介绍新的国际贸易理论之前，按照惯例，我们还是简单的回顾一下斯密和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的国际贸易理论。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国富论》，首次提出绝对优势原理，阐述了自由贸易的合理性与可行性的经济思想，标志着自由贸易理论的诞生，被世人公认为自由贸易理论的先驱。亚当·斯密认为社会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每一个国家都应该生产自己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然后用这种产品换取本国的劣势产品，从中获得利益。这一理论对国际自由贸易的发展具有开拓性的贡献。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在国与国之间奉行自由贸易政策的情况下，按照比较优势理论的原则进行国际分工，可以使劳动配置更合理，增加生产总额，对贸易各国均有利，但其前提是完全的自由贸易，该理论奠定了自由贸易的理论基础。比较优势理论是在绝对成本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根据比较优势原理，一国在两种商品生产上较之另一国均处于绝对劣势，但只要处于劣势的国家在两种商品生产上劣势的程度不同，处于优势的国家在两种商品生产上优势的程度不同，则处于劣势的国家在劣势较轻的商品生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处于优势的国家则在优势较大的商品生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两个国家分工专业化生产和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进口其处于比较劣势的商品，则两国都能从贸易中得到利益。这就是比较优势原理。也就是说，两国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贸易，通过“两利取重，两害取轻”，两国都可以提升福利水平。无论是斯密还是李嘉图，都认为国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能够增进两国的福利，所以他们均主张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实施实施自由贸易政策。李嘉图更是向前迈出了一步，他认为即便处于绝对劣势的国家仍然可以通过国际贸易来改善自身的福利水平，从而享受到自由贸易的好处。
当然古典经济学家中也有反对自由贸易、提倡贸易保护者，例如著名的德国古典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 1789-1846 ），李斯特对斯密和李嘉图提倡的自由贸易学说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亚当·斯密的学说只适用于发达国家，德国必须建立自己的国民经济学，即从德意志民族立场出发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李斯特认为，要求相对落后的德国同发达的英国通过自由贸易进行竞争，无异于让一个小孩同一个成年人去角力。德国要维护本国经济的发展，必须实行关税保护的政策；李斯特强调，实行保护可能会暂时牺牲些眼前利益，但却使将来的利益获得保障，因为这会换来更宝贵的财富生产力的成长。李斯特系统阐述自己观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在1841年出版后，立刻产生了巨大影响，并成为德国制定关税政策的理论依据，李斯特的学说还被当时经济同样落后的美国、俄国等奉为圭臬。但在今日世界，李斯特的学说却受到了信奉亚当·斯密学说的主流经济学界“刻意的忽略”，其影响远不如斯密来得大。
那么斯密、李嘉图和李斯特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论点究竟谁正确呢？从斯密、李嘉图倡导的自由贸易角度来说，由于条件所限，其未必就一定能形成合理的世界范围内的市场分工，自由贸易前提下同样也会出现富国越富，穷国越穷的现象。一些拉美国家甚至还出现了大规模的逆差、欠下了巨额的债务。而与拉美国家相反的是，中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却产生大规模的顺差，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反而欠中国巨额债务。在中国产生巨大贸易顺差的同时，美国却出现了大量工人的失业及其生活福利水平的降低，由于中国靠自由贸易拉动内需，其总体福利水平是上升的。在美国，资本家是最大的收益者，每个资本家都赚取了丰厚的利润，但是其国内工人的生活水平在下降，如果美国不即时恰当的进行产业调整，使得其有机均衡市场实现合理的国际化分工，那么美国国内的整体福利水平不一定会总体上升。所以说仅仅在自由贸易的前提下，由于其他条件的原因，未必会实现合理的世界市场分工，使得各国的有机均衡市场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我们再来看看李斯特的反自由贸易政策，李斯特限定了一个条件即在一国的经济发展初期，由于其经济落后，必须对国内的有机均衡市场实行保护政策，等国内有机均衡市场发展成熟了、发展健全了再开放市场，实行对外自由贸易。事实上，当一国贫穷落后，其并没有构建一个完整的有机均衡市场，有一大部分最终产品靠从国外进口获得，而本国却没有相应的生产能力，即使有，也会被国外的厂商冲垮，这个时候政府就完全有必要实施恰当的贸易保护措施，让国内相应的最终产品及其产业链成熟起来，直到足以和发达国家抗衡为止。所以说李斯特的反自由贸易政策在一国尤其是大国例如德国的经济发展初期是比较合适的。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德，其有机均衡市场遭到严重的打击，但是其国内有着一大批的生产技术人员，有着自己坚实的技术底子，其有机均衡市场的先进的生产技术条件完全不用从国外引进，只需要自己重新建立或开发即可⑦。后来西德根据李斯特的政策，采取贸易保护政策，等国内有机均衡市场完全成熟健全以后再实行自由贸易，其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此看来，在一国尚处在经济发展初期，尤其是该国经济非常落后，有机均衡市场相当不成熟时，李斯特的贸易保护政策是合理的。
下面，笔者将给出一个新的国际贸易理论体系。货币只是一种计量符号或计量标准，只有通过货币我们才能把看不见的、难以计量的劳动因子给显性的计量出来。由于国与国之间的货币不能简单的等同，其计量劳动因子单位也不同，因此这就存在一个汇率的问题。当然汇率不仅仅反映上述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反映的短期内各国货币因贸易和投资原因而引起的供求关系。其次，在国与国之间尽管存在着不同形式的有机均衡市场，但是劳动是人类的共同形式的能量支出，因此不同形式的有机均衡市场仍然用有着共同属性的劳动因子来反映。最后，世界各国有机均衡市场的生产技术条件是不尽相同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放松生产技术条件给定的假设条件。另外为研究方便，暂时不考虑资本、制度、信息等因素带来的分配要求，假设国内市场资源能充分自由的流动，并假设国与国之间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最终产品能够自由流动，货币能够自由兑换。为了能够实现相同的最终产品能够在不同国家进行比较，从而最终决定该产品对该国来说是流出还是流入，我们给出下列的最终产品价格公式：P=L×M×H，其中P为最终产品的价格，这个价格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价格，它是国与国之间的比较价格，当实际价格高于P时，就意味着一国该最终产品要出口；当实际价格低于P时，就意味着一国该最终产品要进口。L为生产某最终产品所耗费的劳动因子数，这个劳动因子数的计算要用劳动还原的技术方法算出，在不同的生产技术条件下，L是不同的，它实际上反映出来的是一国的生产技术水平，生产该最终产品的L越低，就表示该最终产品的生产技术水平越高，反过来，生产该最终产品的L越高，就表示该最终产品的生产技术水平越低。L的单位是统一的，即所有国家的L的单位都是劳动因子。M表示一国国内工人的单位实物工资即单位劳动因子能分配到的最终消费品实物数量，这个最终消费品实物数量为了能够在不同国家之间便于比较，我们可以做一个统一的设定，例如中国的单位实物工资是2个面包和1件衣服，而美国的单位实物工资是4个面包和2件衣服，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方便的得出美国的工资水平是中国的两倍。因为劳动力不能在国与国之间流动，所以不同国家的工资水平是不同的。H表示每个劳动因子的各国货币的计量单位，它反映了一国货币供求关系和一国货币因素对国际比较价格的影响。国家之间由于货币种类的不同，它们之间不能直接相互替代购物，只能以一国货币兑换成另一国货币的形式来进行购物，这样由于某些原因会引起一国货币的供需变化，从而使得一国货币兑换其他国家的货币比例经常处在变动当中，结果会对最终产品的国际比较价格产生影响。为方便起见，我们暂时不考虑货币影响因素，即不考虑H，那么对于公式P=L×M。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个是从生产成本的角度来考虑，某一最终消费品的生产成本就是其耗费的劳动因子数和单位工资成本的乘积，由于劳动因子单位在不同国家是统一的，单位工资成本也可以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比较，因此按照这种方法计算出来的最终消费品价格能够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比较；另一个是从实物交换的角度去理解，产品可以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流动，在进出口达到均衡的前提下，相同数量和种类的实物产品在不同的国家其比较价格必定一样，当一国处在进口状态时，相同数量和种类的实物产品的比较价格必定比其他国家要高；当一国处在出口状态时，相同数量和种类的实物产品的比较价格必定比其他国家要低。所以如果以“实物单位”计量价格的话，这种价格就能直接在国家之间进行比较了。那么如何以实物单位来计算价格呢？这要通过计算这种转换的其他实物来实现。例如一个杯子，在中国卖7元，在美国卖1 美元，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只要处在进出口均衡状态，这个杯子的比较价格是相等的，而且它们为生产出来一个杯子所耗费的以及所能转换的其他实物必然相等，那么如何计算这种转换的其他实物呢？可以从对生产杯子所耗费的劳动所需要的实物补偿和从有机均衡市场的实物分配的角度去考虑。在论述有机均衡市场理论时我们曾强调过，工人生产某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因子数等于他分配到的消费品中含有的劳动因子数，现在我们反向理解为工人生产出来的杯子可以被转换为这些最终消费品，这些最终消费品如果我们事先可以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统一比较换算的话，那么就完成了以实物单位计算价格的过程。而P=L×M即生产某种最终产品所耗费的劳动因子数乘以单位劳动因子所能分配到的实物工资正是上述转化过程的实现。可见，无论是从生产成本的角度来考虑还是从实物交换的角度去理解，公式P=L×M都能合理的反映出产品的国际比较价格。当然如果从生产成本的角度去考虑显得更为直观，也更容易被理解。一国的产品国际比较价格为P=L×M，这说明了任何一件最终产品的国家比较价格等于生产它所需要的总劳动因子数与工人工资水平的乘积，这里决定产品国家比较价格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即生产技术条件和工人的工资成本，产品的生产价值是由相应的生产技术条件决定的。在美国，由于其生产技术条件比中国的要高，因此生产杯子的所需要的总劳动因子数较中国要低；但是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要高于中国工人的，因此生产杯子的人工成本美国要比中国高。两种因素相互抵消，结果产品仍然处在进出口均衡状态，美国和中国的杯子的国家比较价格相等。如果用下标1表示美国的产品比较价格影响因素，用下标2表示中国的产品比较价格影响因素，我们就可以用公式表示出这种关系：P=L1×M1=L2×M2。如果中国和美国的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的话，那么M1与M2是相等的，即如果中国和美国的工人能互相就业，那么中国和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是一样的，这样的话产品的价格就由它的生产价值唯一决定了。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就得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在各国达到产品进出口均衡状态时，一国的生产技术条件越高，产品的生产价值就越低，工人的生活水平就越高。
在给出了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个基本公式以后，我们就可以对斯密、李嘉图和李斯特的国际贸易理论做出较为全面的评价了。斯密、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理论有效实施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即贸易国之间工人的生活水平不能相差太大，否则，即使一国拥有绝对优势，它也不会像斯密说的那样产品由拥有绝对优势的国家生产。斯密、李嘉图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只考虑到了国家之间劳动生产率差别因素，没有考虑到国与国之间由于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而导致的各国之间工人生活水平不一致的影响因素。假设生产一个杯子在美国只需要3个劳动因子，在中国却要5个劳动因子，然而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假设是中国的两倍，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假设为4，中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假设为2，那么杯子最终是由哪个国家生产呢？我们来计算一下两个国家杯子的比较价格。美国的比较价格P1=L1×M1=3×4=12；中国的比较价格P2=L2×M2=5×2=10。显然中国杯子的比较价格要低于美国杯子的比较价格，因此杯子最终要由有着绝对技术劣势的中国去生产，除非这个世界上只有美国能够生产杯子，中国生产杯子的劳动生产率低的吓人甚至中国根本没有技术能力去生产哪怕是一个杯子。李嘉图要比斯密更为进步一些，因为他从简单的物与物交换中看出了即便处在技术绝对劣势的国家，产品也能由它生产。为了说明这个理论，李嘉图沿用了亚当.斯密所举的英国和葡萄牙的例子，但对条件做了一些变化，如表6-1⑧。在没有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之前，英国生产1单位酒所需劳动人数为120人/年，生产1单位毛呢则为100人/年；葡萄牙生产1单位酒所需劳动人数仅为80人/年，生产1单位毛呢则为90人/年。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葡萄牙生产酒和毛呢，所需劳动人数均少于英国，从而英国在这两种产品的生产上都处于不利地位。根据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两国之间不会进行国际分工。
表6-1 比较优势原理下国际分工的利益
国家分工后 | 酒产量 （单位） | 所需劳动人数 （人／年） |
| 毛呢产量 （单位） | 所需劳动人数 （人／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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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前 | 英国 葡萄牙 | 1 | 120 |
| 1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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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80 |
| 1 |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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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 2 | 200 |
| 2 | 190 | |
分工后 | 英国 葡萄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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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2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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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5 | 1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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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 2.125 | 170 |
| 2.2 | 220 | |
英国 葡萄牙 | 国际交换 | 1 | 1.125 |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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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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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李嘉图认为，葡萄牙生产酒所需劳动人数比英国少40人，生产毛呢只少10人，即分别少三分之一和十分之一；显然，葡萄牙在酒的生产上优势更大一些，虽然它在毛呢生产上也具有优势；英国在两种产品生产上都处于劣势，但在毛呢生产上劣势较小一些。根据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应“两利取重，两害取轻”。即英国虽都处于绝对不利地位，但应取其不利较小的毛呢生产，葡萄牙虽都处于绝对有利地位，但应取有较大利地位的酒的生产。按这种原则进行国际分工，两国产量都会增加，进行国际贸易，两国都会得利。从表6-2中可见，分工后投入的劳动人数虽没有变，但酒的产量却从2单位增加到2.125单位，毛呢从2单位增加到2.2单位。如果英国以1单位毛呢交换葡萄牙1单位酒，则两国都从这种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得利了。因此，这种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对两国都是有利的。
李嘉图由于没有考虑到英国和葡萄牙之间工人工资成本的差异，其理论显得不够严谨，现在我们考虑这个重要影响因素。由于现在要考虑两国的工资成本因素，因此在各国工资成本因素不确定的条件下，各种贸易形式都有可能发生，包括斯密的绝对优势的贸易形式，李架图的比较优势的贸易形式，甚至两国之间无贸易发生。我们现在重点要考虑的是李嘉图比较优势贸易的成立条件。李嘉图贸易的最终形式是葡萄牙生产酒，假设英国的工资水平为1，要使得葡萄牙生产酒就必须满足条件P1=L1×M1﹥P2=L2×M2，其中P1，L1，M1分别代表英国的酒的比较价格、生产单位酒的劳动人数、工人生活水平；P2、L2、M2分别代表葡萄牙的酒的比较价格、生产单位酒的劳动人数、工人生活水平。把相关数据代入上式，得出M2﹤3/2，也就是说，只有当葡萄牙的工资成本低于英国的工资成本的3/2时，酒才可能由葡萄牙生产。我们再来看看要使英国最终生产毛呢需要满足什么条件。仍然按照公式P1=L1×M1﹥P2=L2×M2，其中P1，L1，M1分别代表英国的毛呢的比较价格、生产单位毛呢的劳动人数、工人生活水平；P2、L2、M2分别代表葡萄牙的毛呢的比较价格、生产单位毛呢的劳动人数、工人生活水平。把相关数据代入上式，得出M2﹥10/9，也就是说，只有当葡萄牙的工资成本高于英国的工资成本的10/9时，毛呢才可能由英国生产。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李嘉图比较优势贸易形式成立的条件是3/2﹥M2﹥10/9，即葡萄牙工资成本水平必须要在英国工资成本水平的10/9到3/2之间，上述贸易形式才可能实现，这种状况表明在总体生产技术条件和工资成本水平差别不大的条件下，西方国家之间通过自由贸易能够获得比较利益。否则如果M2﹤10/9，则酒和毛呢全部都由葡萄牙生产，这也就是斯密的绝对优势贸易形式的实现，这种状况可以用来分析拉美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绝对处于劣势，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使得这些国家出现大量的贸易逆差，甚至负债累累，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从贸易中获取了大量的利益，最终结果是富国越富，穷国越穷；如果M2﹥3/2，则酒和毛呢全部由英国生产，这种状况就可以解释中美之间为何出现较大的贸易顺差，而且到目前为止是愈演愈烈，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重点引进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中国的有机均衡市场生产技术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但是由于外贸出口拉动的性质决定了中国工人工资水平增长缓慢⑨，产品因生产技术条件得到改善而使得其生产价值持续下降，而工资水平却增长缓慢，是造成中国产品国际比较价格持续低于美国产品比较价格的根本原因，因此，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中美贸易顺差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一状况会持续下去，同时美国生产工人的生活水平在下降。当中美生产技术水平达到一致时，中美生产工人的生活水平也要达到一致贸易顺差才会消失。那么中美的自由贸易是否只对中国有利，对美国就不利呢？对中国有利是毋庸质疑的，中国的有机均衡市场靠外贸改善了生产技术条件并且外贸还拉动了内需，中国实现经济高速增长有一大半功劳要归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么中国持续的贸易顺差对美国的经济的影响是好还是坏呢？从有机均衡市场理论的角度来考虑，中国持续的贸易顺差会使得有一部分美国工人失业，但是假设美国的有机均衡市场劳动资源能够充分的流动，那么美国这部分失业工人就可以被视为市场新增的劳动因子，如果这部分新增的劳动因子经过重新培训实现再就业的话，那就会推动美国经济的增长，有的读者可能就会问：“美国市场总就业人数不会因为上述原因而增加，美国经济怎么会增长呢？”由于中国生产出来的廉价商品源源不断的运往美国，即便美国的就业人数不变，但是美国工人的消费集合较以前相比福利提高了许多，因此可以视同经济增长带来的效益，这只是算了小头，而真正的大头就在于美国资本家在中国赚取的丰厚利润，这部分利润虽然不能计算在国内生产总值，但是应该计算在国民生产总值内。美国的经济增长必须要考虑这部分因素。如果是国外出口贸易的话，美国资本家则希望中美的贸易顺差越大越好，因为顺差越大，他们赚到的利润就越丰厚，至于这是否会引起美国国内产业工人的失业，他们并不关心。
在自由贸易条件下，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是不可避免的，一定程度的贸易顺差对中国和美国都有好处，美国要做的是尽可能的调整产业结构，并可适当考虑向在中国投资的美国资本家加征利润税来弥补产业工人的失业损失。但是持续过大的贸易顺差对中美尤其是对中国经济的伤害是较大的，一来会使得中国国内工人工资水平增长缓慢，尽管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较高，但由于巨大贸易顺差的存在，一大部分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在为别人生产；二来巨大的贸易顺差会引起国内有机均衡市场中的产业链分布非常的不合理，这会加大中国对美国的经济依赖程度，一旦美国市场发生变化，中国国内不合理的产业链就会引发国内经济危机；三是巨大的贸易顺差会使得中国出现“资本外流”现象，即巨大的贸易顺差使得中国成为美国的债权国，从而引起预付资本流入美国，中国有着大量的潜在就业者，需要资本积累，资本反向流入美国会引起中国预付资本的不足。四是货币只是劳动因子的计量工具，只是一种信用手段，它本身并没有价值，中国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很容易造成损失，如果美国大量发行货币，中国手中的美元一定会大幅度贬值。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原因主要在于美元与黄金挂钩，这时的 美元不仅仅是一种信用货币，更是一种“特殊支付商品”，早期的金属货币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以金属货币为媒介进行商品交易仍然没有脱离物物交换的范畴，一国出现贸易顺差，那么别国会支付它相应数量的金属货币如黄金，黄金属于商品，于是该国也就贸易平衡了；同样道理，一国出现贸易逆差，那么它会支付别国相应数量的金属货币如黄金，黄金属于商品，于是该国同样实现了贸易平衡，因此早期的国际贸易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顺差和逆差。到了纸币出现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纸币不是商品，它只是一种纯粹的信用手段，以纸币为媒介进行商品交易已经脱离了以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物物交换的范畴了，一国出现贸易顺差，那么别国会支付它相应数量的纸币，纸币不属于商品，因此该国没有实现贸易平衡，该国出口了商品给别国，别的国家只是支付了一种信用凭证给你表明自己欠债未还的事实，就像欠债的人给你打了一张欠条一样；同样道理，一国出现贸易逆差，那么它会支付别国相应数量的纸币，纸币不属于商品，于是该国出现了贸易逆差，该国支付他国的纸币也同样表明了这样一种信用关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明确美元与黄金挂钩就是明确美元是一种“特殊支付商品”，各国之间的贸易也就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贸易顺差和逆差了。然而，战后欧洲国家本身就有足够的生产技术条件，它们要做的只是在战争废墟中重建家园罢了，这与真正一穷二白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不一样。由于欧洲国家工资成本水平低廉，结果它们很快就出现了大量的顺差，而美国却出现了大规模的逆差，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大规模的逆差必须要用黄金支付，美国崇尚自由贸易政策，因此出现了美国无力偿还债务的地步，而且美元与黄金挂钩使得美国丧失了国内独立的货币政策。摆在美国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要么取消自由贸易，要么废除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巧妙的选择了后者，因为在以后的自由贸易中它不但可以到处打欠条，而且还可以实施国内独立的货币政策。无论是美国出于有意还是出于无意，它都不能否定这样一个事实，即无论对于战后的欧洲国家，还是对战后的日本，还是对现在的中国，美国对其大量贸易逆差所打出的欠条都在不断的“赖帐”，这些大量持有美元和美国债券的国家它们的财富正在逐步被通过大幅度发行美元的美国所蚕食，美国经济增长获取的最大好处以及美国崇尚自由贸易捞到的最大利益就是这种“赖帐”带来的，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美国是不会白白援助欧洲国家的。中国目前要做的不是大量持有美元或美国的有价证券，也不是考虑如何用外汇进行投资，美国国内的货币政策完全可以使得债券利率为负值，中国最稳妥的办法是用一大部分外汇直接购买黄金、石油等易储存、易保值的商品和自然资源，也可以直接向美国购买国内市场所需的最终消费品，缓解贸易顺差，中国用外汇对外投资还不如对国内投资效益明显，因为国内的资本利润率高于国外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是外资不断涌入国内。中国与其大量持有美元不如大规模囤积黄金等易变现易保值的商品，中国早晚会成为亚洲的经济领袖，人民币要成为亚元国内必须要有大规模数量的黄金做后盾，中国应承担得起这个责任，实现人民币直接与黄金挂钩。另外，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是造成中国国内CPI消费指数持续上扬的重要原因，中国是靠外贸拉动经济增长的，外贸顺差越大，那么就有越多的工人生产了非国内产品，就有越多的工人为国外生产产品，但是这部分工人他们的最终产品消费只能来源于国内，只能由国内市场供应，根据有机均衡市场理论，如果不考虑技术条件改善带来的工人生活水平增长的因素，国内工人的整体实际工资会下降，也就是国内CPI消费指数持续上扬，这时就会促使国内有更多的潜在劳动者进入有机均衡市场来生产出更多的最终消费品，以满足市场消费需求的增长，这就是典型的外贸拉动模式。而贸易逆差国则相反，持续扩大的贸易逆差会使得国内CPI消费指数持续下降，甚至引起通货紧缩，对于经济互补性差的国家来说，还有可能引起国内经济增长停滞不前的后果。
在分析了中美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原因以后，我们就可以研究相应的对策来防止顺差急剧的扩大。因为过大的贸易顺差对中国自身经济的发展来说是很不利的。防止中美贸易顺差的措施很多，主要有：1、中国方面可以扩大进口，进口的商品包括为国内市场所需的消费品，以改善国内工人的工资福利水平；进口的商品也可以是一些技术专利，也可以是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中国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只能考虑用廉价的劳动力去购买；进口的商品还可以是黄金、石油、稀缺资源等对以后国民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的商品，这些商品易于保存，也易于保值。中国扩大进口是缓解和抑制日益扩大的顺差最好的办法，尤其是当国内CPI消费指数上升势头过快时应该扩大对最终消费品的进口，而不能简单的加息，加息正如火上浇油，会加大中国的贸易顺差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2、实行“藏汇于民”的政策，中国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国内生产技术水平不断的得到改善，但是国内生产工人的生活水平却增长过于缓慢。中国的贸易顺差越大，国内生产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就越缓慢，若不考虑技术增长带来工人生活水平提高的因素，过大的贸易顺差会使得国内工人的生活水平出现负增长。于是顺差越大，工资水平增长越缓慢，工资水平增长越缓慢，顺差就越大，就这样中美贸易陷入了恶性循环。而中国的外汇管理政策却加剧了上述过程的恶化。企业的外汇收入被国家强制性的兑换为人民币，大量的外汇盈余被国家无偿占有，中国的外贸顺差成果最终以外汇盈余的形式为国家所控制。国家发行货币是不会有任何成本的，但是为换取外汇盈余而发行货币会使得本国货币流动过多，也就是国内流动性过剩产生的根本原因，顺差越大，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就越严重。国家发行的货币如果不即使回收，容易产生通货膨胀。我推荐的做法是，国家用外汇盈余进口国内需要的最终消费品，国内消费者以人民币购买这些最终消费品的同时国家也就回收了以前发行过多的人民币了，这也就是等同于以外汇盈余换取人民币的过程。这样一来既可以让货币及时回笼而实现正常的货币循环，防止通货膨胀恶化，又可以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以及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目前中国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除流动性过剩问题的，例如国家发行债券回收流通的货币，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回收的货币不能被消灭，它早晚又要流通的，发行的债券早晚要还的。当然，国家也可以不断的发行债券来“永久性”的来冻结过剩的货币（前期债券一到期马上再发行新的一期债券），于是就出现了“国家银行”，但是这样做会有很大的副作用。一来巨额的利息费用国家是要承担的，这部分利息费用的支付国家只能靠加税来偿还，这会干扰经济正常运行。二是紧缩性货币政策会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藏汇于民”的政策即允许企业和私人持有外汇，国家应鼓励他们用外汇直接进口商品，甚至可以让他们用外汇提高自身福利水平。3、以增加税收形式减少出口。对于那些容易污染环境、生产需要消耗大量自然资源以及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品，国家应该以降低出口退税或以直接加征税收的形式来减少这类产品的出口数量，对于国内需求旺盛的最终消费品国家也可以以税收的形式降低其出口量，以优先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增加国内居民的生活福利水平。中国征税与美国征税效果是一样的，即都是为了降低中国产品的出口或美国产品的进口，但是国内加征税收应该要先于美国的关税，否则中国不征税而等到美国征税，这部分税收利得就落入了美国的腰包。4、人民币升值。由于中国和美国的法定货币的差别，美元不能直接在中国流通，人民币也不能直接在美国流通，美元必须兑换成人民币以及人民币必须兑换成美元才能在各自的国家里流通，因此这就存在着一个汇率因素，这个汇率因素足以影响到产品的进出口价格。以前人民币是钉住美元的，即中国实施的是固定汇率，这样一来，影响产品进出口价格的汇率因素就不存在。现在美国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也就是说要靠汇率的调整来影响到产品的进出口。由于考虑到汇率因素的存在，前面建立的产品国际比较价格的公式要做出一些修改，即P=L×M×H，其中P，L，M，H分别为产品比较价格，产品的生产价值，工资成本和每个劳动因子的各国货币计量单位。假设中美贸易均衡且P1=L1×M1=P2=L2×M2，其中P1，L1，M1为中国的产品比较价格，产品的生产价值和工资成本；P2，L2，M2为美国的产品比较价格，产品的生产价值和工资成本。由于中国的L1是以人民币计量的，美国的L2是以 美元计量的，我们现在考虑中美贸易的货币因素，结果有P1=L1×M1×R= P2=L2×M2×D,其中R为每个劳动因子的人民币计量单位，D为每个劳动因子的 美元计量单位，移项处理得：R/D= L2×M2/ L1×M1= e，这里的e我们称之为汇率影响因素。由于事先假设L1×M1=L2×M2，这时候e=1，也就不存在货币因素的影响，当不存在汇率因素影响时即e=1时的R/D我们称之为标准汇率。当中国出现贸易顺差时，人民币需求增加，于是R/D必然会上升，e﹥1即人民币会升值，这时候就存在着汇率影响因素。中美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原因是中国生产技术条件持续得到改善而工人的工资水平增长缓慢，由此导致产品的国际比较价格持续偏低，结果贸易顺差持续扩大。这时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来缓解中国生产出来的产品国际比较价格持续偏低的状况，利用汇率影响因素来提高中国产品的比较价格，防止中国贸易顺差的进一步扩大。利用货币因素来影响产品的国际比较价格不是最好的办法。人民币升值会降低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其手法和加征关税是一样的，只不过前者是利用货币设置障碍。但是利用货币设置障碍来实现贸易平衡的做法是不理智的，因为实现贸易平衡很难想象可以靠设置货币障碍来达到。只要中国国内生产技术水平持续改善，工资水平增长又缓慢，贸易顺差就不可避免，即使人民币持续升值，但是中国不扩大对美国的进口，中国国内居民的生活水平不得到有效改善的话，仍然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相反，如果人民币升值过高的话，会使得中美贸易额锐减，其产生的福利水平比简单的征关税还要差。相关的模型我不想在这里建立，我只做个比喻，用人民币升值的方法就好比为降低市场需求国家强制性的提价，国家强制性的提价没有任何收益，另一种降低市场需求的方法是国家实施征税，两种措施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但是后面一种措施因为有税收收益所以其福利水平明显比前者高。逼迫人民币过度升值还不如中美两国认真考虑一下如何增加中国对美国的进口和减少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来的福利高。当然我并不是不主张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应该按照其标准汇率进行缓慢的升值。标准汇率为：R/D= L2×M2/ L1×M1，当e=1时即不存在利用货币因素影响国际比较价格现象时的国家之间计量单位劳动因子的法定货币的比值。由于中国的现实状况决定了其标准汇率是上升的，标准汇率真实的反映了两国商品的比较价格，排除了两国货币差别因素的影响。中国的人民币升值应按照标准汇率的上升来进行，否则如果升值过快，会产生货币障碍阻止两国贸易的问题，其效果甚至比纯粹的征税还差；如果升值过慢，会引起中国国内商品价值被低估的问题，中国贸易的顺差会迅速扩大。由于R和D分别为中国和美国的每个劳动因子的单位货币计量标准，因此标准汇率会受到两国货币的计量标准的影响，也会受到两国的货币政策的影响。假设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000个劳动因子，其发行的货币总数是10000元人民币，那么每个劳动因子的单位货币的计量标准为10元人民币/每个劳动因子，现在中国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假设是发行的货币总数变成了9000元人民币，那么每个劳动因子的单位货币的计量标准为9元人民币/每个劳动因子，假设 美元的每个劳动因子的单位货币的计量标准保持不变，且为2 美元/每个劳动因子，那么中国实施货币紧缩政策后标准汇率便由以前的5上升到了4.5，由于中美两国的标准汇率上升会给人民币的升值造成很大的压力。同样道理，如果美国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发行了过多的货币，也会使得标准汇率上升，从而给人民币升值造成很大的压力。近期人民币升值压力大的原因也和美国发行了过多的货币有关。5、除了上述增加进口减少出口的措施降低中国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外，中国更应该采取措施降低对外贸拉动内需的依赖程度，中国可考虑健全消费信贷制度（事先要健全个人的信用制度，比如说建立个人信用的电子档案，记录个人的不良记录，并便于互联网查询，使之公布于众，建立个人信用体系非常重要，它属于基础设施建设，其产生的效果要比简单的处罚好的多），扩大消费信贷属于直接消费拉动内需政策，是拉动内需政策中效果最好的之一。中国还应该减少对国外技术的依赖程度，技术创新是唯一的出路。中国没有自己的科技创新人员，只知道一味的学习和模仿别国的技术，那么中国永远只能跟着别人后面走，永远都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强国。然而，由于制度成本太高，中国的创新性人才的确很少，中国要有一大批世界级的创新性人才非一日之功，要有好几代人的努力，当然前提是相应的制度体系要动大手术。中国目前虽然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是暴露的问题还很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最突出的就是东西部发展不平衡，而且穷的越穷，富的越富，两极分化明显。中国在减少贸易顺差和降低对外贸拉动内需依赖程度的同时，必须要重点考虑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问题。中国经济不发达地区有着丰富的劳动资源，其大有潜力可挖，一旦这部分地区能够实现经济强劲增长，中国经济再保持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我认为非常有可能。
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人们生活水平在逐步提高，而且贸易顺差还在不断的扩大，然而，为什么许多发展中国家如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缓慢，而且还出现巨大的贸易逆差，甚至欠下巨额债务，有的国家还到了无力偿还的地步。同样都是发展中国家，同样都是一穷而白，为何会出现冰火两重天的景象呢？要解释这个问题要重新回到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毛呢和葡萄酒生产的例子中。沿用上例，如果M2﹤10/9，则酒和毛呢全部都由葡萄牙生产，也就是说毛呢和葡萄酒将由拥有绝对劳动生产率优势的葡萄牙生产，这也就是说斯密的绝对优势贸易形式得以实现。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工资水平比发达国家的要低很多，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技术条件非常落后，甚至其本身没有生产某些最终产品的生产技术条件，结果发展中国家有相当一部分最终产品的国际比较价格反而比发达国家的要高，甚至发展中国家有相当一部分最终产品要靠国外进口。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逆差便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就很容易导致发展中国家出口其自然资源，进口大量的最终产品，结果是富国越富，穷国越穷。如果我们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有机均衡市场看成是一个有机均衡市场，所不同的是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这时我们就能清楚的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的视野下这两个国家的工人是如何进行国际分工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先进生产技术的支持，他们一般生产一些简单的初级产品，甚至直接出口自然资源和原材料。发达国家由于有先进的生产技术条件，它们生产复杂的、高技术含量的最终产品，于是在这个庞大的有机均衡市场中，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停滞不前，甚至会有所恶化，而发达国家的工人由于其生产技术条件还在不断的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仍在增长。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造成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本原因是有机均衡市场中的生产技术条件落后，只要发展中国家想方设法引进发达国家的生产技术条件，健全自身有机均衡市场中的产业链，发展中国家必然会实现经济较大的增长。李斯特的贸易保护政策在发展中国家就非常适用，因为他提倡先进行贸易保护，防止自己国家的有机均衡市场遭到过大的冲击，等到自己国家的有机均衡市场成熟起来以后，再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后来的西德正是实施了李斯特的贸易保护政策才似使得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但是李斯特的贸易保护政策忽略了一个关键的因素即技术条件，二战后的德国其本身就有先进的技术条件，它所要做的只是在战争废墟中重建家园，不必去重点考虑如何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条件。现在的发展中国家就不同，它们是真正的一穷二白，它们最缺乏的就是发达国家先进的生产技术条件。发展中国家即便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却不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其经济仍然不能实现有效的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所要做的不仅仅要进行贸易保护，而且还要想办法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为此，唯一的可行办法就是像中国一样在初期实施贸易保护，鼓励民族工业的发展，重点是鼓励外资进入，鼓励国外出口贸易的发展形式，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条件。然后以国外直接投资带来的先进技术条件带动国内民族产业的发展，如果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和中国一样较大的国家，那么还必须考虑尽可能健全自身的有机均衡市场，使得国内所需要的最终产品本国都能生产；如果发展中国家比较小的话，可以考虑重点就某类最终产品的生产建立国家竞争优势，以便在国际有机均衡市场分工中占据一席之地，但是这样做的风险较大。根据新建立起来的国家贸易理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很低，只要能够想办法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再在初期实施必要的贸易保护政策，待在国内有机均衡市场成熟以后再实施自由贸易政策，其最终产品的国际比较价格必然会低于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必然会因此产生大量的贸易顺差⑽（，接着发展中国家大量的贸易顺差就会产生外贸拉动内需效应，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上面我所总结的实际上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了技术和劳动力双重推动经济的增长，笔者认为是当前最好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模式，很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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