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7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们一直在致力于一个大项目,其目标是:宏观经济学应具备微观经济学基础。用通俗的话说,这意味着我们关于重大政策问题——增长与通胀,繁荣与衰退——的讨论应基于对个体行为的研究。通过这样的表述,该计划听上去显然是可取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我承认我曾长时间受到它的诱惑。
多数经济学家会声称,这个项目取得了成功。但他们依据的是现代学术界以自我为参照的标准。如今,你对一种经济学观点所能给予的最高赞誉是它很严谨。当今的经济学模型无疑是严谨的。
然而政策制定者和大众对模型是否严谨并不感兴趣,这合乎情理。他们感兴趣的是,模型是否有用以及能否说明问题,而这些严谨的模型在这方面的得分则不尽人意。事实上,在项目初期,其主要设计者之一、因其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奖的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提出了知名的“卢卡斯批判”。他提出,判断统计有效性的一般标准不应运用于项目的预期。按照他的同事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的说法,卢卡斯担心那样的测试会否决掉“太多很棒的模型”。
与物理学家一样,经济学家一直在寻找一个可以解释一切的理论。如果这样的经济学理论存在,候选者其实只有一个,并且建立在极端理性和市场有效性之上。其它任何理论都不得不解释个人信念的演变和人类认知水平的提高,而没有人会认为存在一个可以解释人类所有行为的理论。也不是完全没有人:少数疯狂的该项目实践者相信,他们的理论确实可以解释所有的人类行为,而真、善、美之类的概念都是随意的社会学构想。
然而这些人一开口就令自己丧失了信誉。人们会对激励做出理性反应,以及市场价格体现了关于世界的信息,这些都不是糟糕的假设。但它们也不是普遍真理。创造盈利机会和引发全球经济不稳定的因素,大多都是这些假设失效的产物。羊群行为、资产错误定价和信息严重不完善,使我们走到了今天的境地。
可以解释一切的经济学理论现在不存在,以后也不会存在。物理学可能会有所不同,也可能不会。我们能够企望得到的经济学知识是零散的、暂时的,不同的理论将解释不同的特定情况。我们应该观察基于经验的规律性,同时,就像医学和工程学等其它应用学科一样,我们经常会找到实用而有效的解决办法,即便我们并不完全理解它们为何有效。
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说,他躲开经济学是因为它太难了。凯恩斯认为,普朗克可能只需几天就可以掌握数理经济学的主体——要是在今天,或许需要几个星期。凯恩斯接着解释道,对经济学的理解要求同时具备逻辑、直觉和对事实的广泛了解,而它们大多是不精确的:“有些人的天赋主要在于尽最大能力去想象和探究那些相对简单且得到准确认知的事物的意义和先决条件。对他们来说,要达到这个要求相当困难。”在这点上,就像在其它大多数问题上一样,凯恩斯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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