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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家经济智囊，吴敬琏以投资效益下降反对投资，这是有理由的。
夏斌有企业效益减少的论证：据测算，2005-2008年，1元社会融资量能带动4元GDP，到了2012年，1元社会融资量只能带动1.93元GDP。2012年，未扣除利息前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收益率为8.88%，但银行一般贷款的加权利率却为7.07%，如果算上各种理财、影子银行中的高利率因素，企业的资产收益率实际上已接近其融资成本，有相当部分企业已低于融资成本。而在 2013年5月，居民与企业的债务却已超过82.9万亿元，若仅以7%的利息测算，每年的利息就高达5.8万亿元（有人以非金融企业债务合计算利息，利息高达8万亿元-9万亿元），分摊到每月为4840亿元。也就是说，要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速，企业除本来需增加一定的正常贷款外，在企业资产收益率接近甚至有些企业已追不上融资成本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其日常生产和投资活动而不“崩盘”，还需另外增加一块以偿还利息为目的的新贷款，才能维持整个资金链的不断裂。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2013年一季度GDP增速比2012年一季度下降0.4个百分点，但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速却是同比上升64.2个百分点的原因。”
而林毅夫则以消费是结果而非原因，即消费不足为由支持投资，这也是中国2008年4万亿投资的理论基础。
这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事实上是可以统一在新宏观主义的这句判断中的：投资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因此，他俩都说对了一半，不能相互否定。
但吴敬琏以需求为短期，供给为长期为由提出供给侧才是唯一的良方则走向了完全错误。
该论点的逻辑出发点为，长期看，经济增长取决于人们的收入，而收入又决定于产出效率，因此，提高产出效率就能提高收入，进而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
这个逻辑的问题出在第二句判断上，收入决定于产出效率。
从直观的角度看，一个企业的产出效率越高，那么它的核心竞争力越强，进而市场份额越大，获取的利润越高，工人工资收入与企业家的利润也随之增加，似乎就是经济增长了。
但是，这里犯了两个不易觉察的逻辑谬误：
第一是它把微观当做了宏观，把个体视作整体。
要理解这一问题需要先从理解微观与宏观的不同性质入手。微观是个体观察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它的好处是直观具体，缺点是容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没有理论抽象，看不到整体的变动脉略。就经济而言，微观视野中的市场是无限大的，个体只需要关心自己的产品品质更高，数量更多即可，为此闭门专研高新科技，加强管理、节源开流，以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抢占更大的市场份额，就可以比他人更快地致富。但宏观上市场无限大并不成立，因为它受制于货币流通链条。
实际这家竞争力超强的企业的收入增长是建立在其竞争对手失败的基础之上的，换句话说，是内部竞争的结果，即货币存量不变，正是由于竞争对手的亏损，才导致了这家企业的盈利。在货币循环层面，这是一个在封闭体内的零和游戏，它不会导致整体性的收入增长，从而不会形成经济增长，因为经济增长不是一家的收入增加，而是全部个体的平均值。
如果整体效率提高呢？
那么结果将是产能过剩，因为效率提高改变的是产品的数量与品质，即供给数量增加，而货币存量并没有变化，故通缩，也就是效率提高，效益下降。
如果将这种内部竞争扩展到世界，那就是追求顺差的重商主义，它的本质是出口实物利润，进口货币利润，经济增长迅速，债务水平低，但本国物价高涨、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且累积的债权最终无法兑付，存在福利损失，故这种模式只适用于后进小国的追赶期。而逆差国产业空心化、失业严重、债务压力大，无法偿还债务，不得不竖起保护主义大旗。因此，大国不会长期依赖顺差拉动。
第二个逻辑错误是没有区分实物利润与货币利润的差别。
实物利润就是实物的增值，比如投入一千斤粮食，产出1千2百斤，2百斤就是实物利润。货币利润指的是货币的增值，即投资一千元，收入1千2百元，2百元就是货币利润。
重农主义强调实物利润，因为它观察到财富都是从土地与农业中生长出来的，而货币不过是实物——货币——实物增值的连接媒介。
重商主义则从商人角度深刻体会到了金钱的重要性，即货币——货币的增值，中间的过程具体并不重要，于是催生了拜金主义和金融欺诈。
斯密将经济从重商主义拉回到实物利润，但对货币重视不够，认为货币只是交换媒介，货币中性。这实质停留在自然经济，情有可原。因为《国富论》成书1776年，处于第一次工业革命萌芽期，尚没有发生真正意义的经济危机。
随着分工与交换的扩大，第一次工业革命与专利的迅猛推动，市场扩展到整个世界，商品经济形成。市场逐步饱和，世界性的经济危机降临，人们惊慌失措，1867年《资本论》问世，它要求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它的问题是将孩子与脏水一同倒掉了，这就是马克思盛赞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极大解放——充裕的实物利润，后来共产主义实践结果证明的确如此。
事实上，斯密与马克思都忽略了两大问题：货币流动性与货币利润。即重商主义并非一无是处。
那么从自然经济发展到商品经济，到底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呢？
起因在于货币性质的变化。自然经济的货币来自金属采掘业，地主与之交换可得，没有债务遗留。或者地主私人发行的借据，不能兑现的后果就是赖账或个人倒闭，不会产生系统性的债务危机。为了解决金属货币的数量不足与分布不均，以及私人纸币带来的交易高成本高风险，央行出现了，它统一发行社会公认的现代货币——纸币，这种货币解决了前面的问题，然而也带来一个问题——它需要还本付息，也就是货币由内生转变为外生。
货币性质的转变促使投资需求的性质也发生了转变，即自然经济中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同为最终需求，实物利润就是财富，因为地主没有货币的还本付息压力。而商品经济中投资需求转变为中间需求，实物利润只是实现货币增值的中间过程，它必须转变为货币才能实现价值。
这样最终需求就只有消费需求了，但消费需求来自收入，而收入又来自投资需求，因此，消费需求来自投资需求，故消费需求小于投资需求，它不可能为投资需求带来利润。如果资源、技术、劳动力、管理等生产要素适宜，无数的个体可以生产出实物利润，但货币利润却受到上述制约，所以商品经济中存在着实物利润无法实现货币利润的困境。
假设市场上只有一家顶级企业联合体，能生产所有的消费品，其它的企业为中间级加工商。市场存量货币为零，它从央行借贷1万亿元投资，用于雇佣工人与中间加工品；接着中间加工品商雇佣工人，并购买次一级的中间加工品，最终1万亿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形成工人工资，一部分形成中间级企业主利润。如果前者为7千亿，那么后者就是3千亿，进一步考虑企业主的自身消费和工人工资储蓄，两者对冲，假定仍为7:3。
进一步假设顶级企业共生产了1万2千亿件商品，每件定价一元，它所能得到的销售收入只有7千亿，剩下的5千亿商品本来中间级企业主有能力购买3千亿，但因为它不是用来消费的，而是要保值增值的；还有2千亿商品从价值上讲属于顶级企业的利润，但外面却没有货币购买力；如果强卖给消费者，那么只能让他们借贷购买，并且无法偿还，因为工资不可能大于顶级企业的投资成本。所以，从总量看，5千亿的商品在价值上属于企业主、而不是消费者。
因此，指望消费者去库存是缘木求鱼。
该模型即为产业树模型，如果假设顶级企业从银行总贷款为M1,工资率为w，利润率为p，工资收入为Ⅰ，投资收入为Ⅱ，
可得：Ⅰ=M1w/[1-(1-w)(1-p)]= Gw/(p+w-wp)
Ⅱ=M1(1-w)p/(p+w-pw)
以p=0.1，w=0.2代入,则Ⅰ=5/7M1，Ⅱ=2/7M1，Ⅰ＋Ⅱ=M1，消费者的比重5/7≈70%（这与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GNP中消费需求比重极为吻合）。
商品经济要求实物利润货币利润同步，然而市场只能生产供给实物利润，不能提供货币利润，因此需要对市场进行价值补偿。
在当代经济中，自然经济成分与商品经济成分同在。前者如农户，它基本不受现金流量表、利润表、资产负债表的束缚，这就是重农主义、供给主义产生的源泉；后者如公司，它受到三张财务报表的严格束缚，这就是重商主义、需求主义的来源。但显然农户在当代经济中处于从属地位。
有人说，央行印钞不就解决了吗？
的确，央行印钞可以增加货币数量，进而抬升物价，改变通缩。
但这里还有一个暗礁——货币增量是有债务性的。央行增量货币发行是再贷款，必须有贷款人出头才行，谁又在普遍预期亏损的情况下甘愿承受损失呢？这就出现了流动性陷阱困境。
如果国家出头，即为凯恩斯主义。结果导致国家债台高筑，市场经济中的发达国家的国债如此累积成天河。
如果企业借贷，那么将形成铁路总公司的4万亿债务。
如果消费者借贷，那么将形成次贷危机。
这些债务累积到最后，还本付息的压力超过收入的增长，无法继续前行，只有减免债务，勾销债务，消灭债务，转嫁债务，于是债转股、资产证券化、集资诈骗层出不穷，但真相会逐步露出水面。
经济每一时刻都是由实物生产和货币供应完成的，货币发行带来的债务总是约束着经济增长，因为长期都是由短期组成的，长期不能脱离短期而存在的，所以债务性不消除，政策就要不停地摇摆。
2007年底，中央作出紧缩的决定，但2008年中又不得不转向宽松刺激。
2008年的4万亿投资引发产能过剩与投资效益下降的担忧，这一点在作者发表于2008年12月10日的《南辕北辙的4万亿政府投入》有详细论述，并准确预测到了产能过剩，以及针对 “国家发改委张平主任说本次政府4万亿投资方向不同以往，不但有基础设施，还包括医疗、教育、农村民生工程”的论断，做出以下判断：然而结果必然是过剩，因为并非不想消费，而是无力消费，是有钱的不买，想买的没钱，徒增国债赤字与银行呆坏账。这同样是微观个体竞争力的提高无法让宏观整体摆脱价值约束困境。
中国目前口头上宣传货币紧缩与供给侧管理，但私底下又央行货币放水，发改委批项目。
2015年7万亿投资中，3万亿为交通、1万亿信息电网、1万亿油气矿产、1万亿清洁能源、4千亿生态环保、3千亿健康养老、3千亿粮食水利。
2016年5月12日中国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日前联合印发《交通基础设施重大工程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交通运输部11日晚间在网上公布的一份报告称，计划涉及铁路、公路、水路、机场和城市轨道交通的303项。
这和十大产业振兴计划一样，尽管名词更新更令人振奋，但一点是没有变的——它们都是利用债务来刺激中国的经济增长，这无疑是加杠杆。这就陷入了李扬讲的悖论——去杠杆，经济衰退；为了挽救经济，又不得不加杠杆，周而复始，形成周期性经济危机。
凯恩斯说，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其意并非指只顾眼前，而是要人们关注现在，关注眼前的危机。一个即将要死的人，不去给他治病，而只是给他描绘未来多么美好，这样的精神鸦片能坚持多久呢？
可见，目前的经济学还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经济解决方案，这就是国家鼓励理论创新，尤其是经济理论创新的出发点。
新宏观主义的解决方案为通过分析顺差拉动的优劣点，对外汇占款制度进行优化，得出储备需求的方案。
即将市场分为消费市场和公益市场，前者生产消费品，对应需求为消费需求；后者生产准公共品，对应需求为储备需求，两大需求都是最终需求。
央行购买准公共品，带动社会过剩资本购买、投资并长期持有公益资产，此举最大化利用了货币存量，减少了货币增量，消除了滞胀和长期通胀的根源。
同时，由于货币存量直接投资，大幅减少了商业银行的借贷，即实现了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商业银行的债务创造随之大幅减少，实质为由部分准备金制转向了弗里德曼主张的100%的准备金制。
央行购买准公共品的增发货币为社会的负债，它的偿还方式不是纸币，而是社会免费使用准公共品，这样消除了货币内在的债务性，进而消除了债务危机的根源。
央行购买对象包括支付基础设施的通行费、环境绿化的空气清洁费用、自然资源的勘探成果、人力资源的重大专利等。
这种储备将传统储备前延，即不是简单地储备粮食、钢铁、煤炭、原油等产成品，而是储备资源、环境、智力，实现以天地为仓，智力为库的可持续发展。
典型应用为改进当前的PPP模式，选择一批收费高速全天候、全社会免费通行，央行根据通行量支付通行费，以大幅降低中国的物流成本。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2788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