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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社会融资总量创下天量，但宏观经济则表现低迷。4月份经济疲软的状态仍未得到改观，货币政策“失灵”的迹象逐步显现。人们猜测这背后隐藏着资金在金融系统的“空转”现象。
空转模式1：银行-企业系统的资金“空转”
企业A向银行借入100元，并通过委托贷款、借道银行发行理财产品的方式（信托也可以扮演这一角色）把钱借给企业B，企业B按照同样的方式把钱借给企业C。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共有300元的资金被计入社会融资总量，但其起到的作用与银行直接贷款给企业C是一样的，但后者只产生100元的社会融资总量。企业作为资金的中间商存在于融资链中，或许是社会融资总量虚高的重要原因。而资金中间商越多，融资链条越长，社会融资总量中的泡泡就越大。
我们很容易质疑的一个现实是企业A和企业B的存在价值。银行为何不直接把钱借给需要钱的企业C呢？银行、企业A、企业B和企业C之间因为什么达成默契。
对银行而言，委托贷款不受银行存贷比的限制，银行在未变更其资产负债结构的情况下获得中间业务收入，它显然会乐于接受这种方式。
企业A可以直接以低成本从银行取得贷款，从实际情况来看，企业A更有可能是从事传统业务的国有企业（建筑、钢铁、能源等）。在多数实体经济领域产能过剩、投资收益率严重下滑的背景下，将资金拆借给其他企业远比投入生产更实惠。
企业B在链条中扮演是一个投机者的角色，这一类企业的相当部分很可能是与企业A有密切联系的企业，或者是政治腐败在经济系统中的利益代言人。
企业C是资金的最终接受者。在遭受层层“盘剥”后资金成本高企是一个问题。那么，什么样的企业C愿意接受高昂的资金成本？答案是那些有融资需求又面临融资困难的企业：一是从事高毛利的业务的，典型如房地产和白酒，当然也包括一些优质的新兴行业；二是中小企业。
很显然，不论是银行还是企业A、企业B还是企业C都从这个链条中各取所需。银行获得了大量的中间业务收入，企业A和企业B则获得了价差收益，由于能够获得低成本资金的权利是一种隐性的资源，企业A和企业B不会主动放弃其资金周转中介的角色。
“空转”的危害是很明显的。
对于银行而言，其信贷风险表面上集中于企业A，由于企业A资质较好，银行认为这笔贷款的风险可控性强；但风险实际则集中于位于资金链末端的企业C，这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无法体现。大量委托贷款的存在将导致金融风险的不可控。
经营性的筹资活动是从企业C开始的，“资金中间商”的层层加价抬高了社会生产活动的融资成本，一些优质企业的扩张能力和扩张意愿都降低了。而房地产商利用其在市场上的定价权进行成本转嫁，推动了房价的进一步提升。在这一过程中，作为“资金中间商”企业A、企业B分享了企业C的利润，无论是对于完成利润指标，还是不法分子中饱私囊，都有好处，却扰乱了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空转模式2：票据套利中的资金“空转”
企业A和企业B为关联企业，企业A向银行存入30元的保证金，开出100元的承兑汇票，并向企业B承兑（企业B贴现票据），企业B通过地下渠道将100元转移到企业A的账户上，企业A将这100元再次作为保证金存入银行，银行向企业B承兑333元，如此循环。
银行除赚取大量中间业务收入之外，还通过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变相实现了揽存。我们将这一过程中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变化解读如下。
初始状态
资产
负债
存放同业及央行 200
其他存款 100
企业A存款 30
所有者权益 70
步骤1：企业A存入保证金，银行开具承兑汇票并承兑
资产
负债
存放同业及央行 200
承兑汇票 100
其他存款 100
企业A保证金存款 30
企业B存款 100
所有者权益 70
步骤2：企业B将资金转移至企业A，企业A再次存入保证金
资产
负债
存放同业及央行 200
承兑汇票 433
其他存款 100
企业A保证金存款 130
企业B存款 333
所有者权益 70
可以看出，在经过步骤1和步骤2的处理后，银行实现了其资产负债表的迅速膨胀，企业A则通过企业B获得了333元的资金。如果票据直贴现率和存款利率出现倒挂，即存款利率高于直贴现率，则企业A还可以通过票据业务进行套利。
在步骤2结束后，该银行的存贷比上升至433/（100+130+333）=76%，超过了监管红线，但银行可以通过对票据进行卖断（或者虚假的正回购）来进行处理，降低存贷比，并将票据资产置换为收益率更高的贷款。
在步骤1中，企业B完成了100元的票据融资，并计入社会融资总量。但很显然，这一部分融资很快又摇身变成了企业A的保证金，对实体经济毫无意义，也就是说，这一部分社会融资总量是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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