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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emoglu, Daron, Philippe Aghion, LeonardoBursztyn and David Hemous. 2012. "The Environment and Directed TechnicalChang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2(1):131-66.
环境与方向性技术变化
Daron Acemoglu, Philippe Aghion et al.
许文立简译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xuweny87@163.com
相信已经很多人看过本文了，就冲着前两个作者（编者注：Ace哥top5的经济学家，2005年克拉克奖得住，诺贝尔奖呼声很高，如果他得奖，估计这个DTC是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所以Ace哥现在“拼命地”将DTC用于更广领域的研究，环境DTC是其中一个方面，哈哈；Aghion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top5，如果对内生增长理论感兴趣的应该都看过他的《内生增长模型》一书。），估计所有经济学研究者都会看这篇文章，而不仅限于环境经济研究者。
编者注：这篇文章能发展AER上，与这两个作者名气不无关系。DTC在环境方面的应用应该就始于这篇文章，这几年陆续有三篇文章也关注到环境与DTC，包括Aghion et al.（2016，JPE）、Acemoglu et al.（2016，JPE）以及Chin-Yoong Wong et al.（2014）。而在国内，只有一篇土地使用的DTC文章（2014，经济研究）。因此，这个方向继续研究的空间非常大。
下面进入正题：
本文主要是想解决一个问题：政策如何影响技术进步方向？假设有dirty tech. 和clean tech.两种（编者注：技术种类有多种划分方法，Aghion（2016）将技术划分为污染技术、灰色技术和清洁技术。），如果没有ZF干预，laissez-faire market会使得技术向dirty的方向发展，下面再来解释，所以需要政策来重新定向技术进步方向。
本文构建了一个两部门（dirty和clean sectors，分别使用污染和清洁投入）增长模型，包含有环境外部性，还有研发部门。研究显示：（1）当投入之间具有足够大的替代性时，ZF实施环境税和补贴来重新定向技术变化向清洁技术发展，那么，可持续增长就可以实现；（2）最优政策是环境税和补贴同时使用，环境税是抑制排放，补贴是诱导清洁技术进步，但要避免环境税的过分使用；（3）污染部门使用不可再生资源会加速技术向清洁技术转移。
编者注：本文的理论模型构建对于增长模型，尤其是growth model with DTC来说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建议对此感兴趣的读者认真仔细研读，而对DTC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研读Acemoglu（1998,2002）。此外，本文中的环境税与补贴政策一定要配合使用，Ace哥在文章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笔者今年的一篇paper也强调，不要仅仅关注于环境政策（环境税、排放权交易、环境支出等等），而应该与其他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使用，这也是笔者解读环境宏观经济学系列文献的最重要目的：希望大家能够跳出仅仅关注环境政策的这个圈子，而将视野打开“环境政策与其他政策配合使用”。
此外，本文虽然是DTC在环境领域的第一篇研究，但是笔者个人倒是觉得DTC并不是最大的亮点。那么，最大的亮点在哪里？答案就是：两部门，此文的两部门并非传统两部门设置，而是上下游企业设置，就笔者所读到的文献，多部门的设置，往往采用Dixit-stigliz加总，各部门之间无相互影响，但是在现实经济中一个部门的产出可以作为另一个部门的投入，因此，ACE的这篇文章最大的亮点在这里，对此有了解的读者可能就明白笔者想表达什么方向了吧，如有机会，以后笔者会再次讨论这个话题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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