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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引出了全球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诸多基本面问题。
过去十几年来，产能过剩不仅是中国，也是全球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充当了世界工厂的角色，产出超过了自身需求，并通过向发达经济体出口消除过剩产能；另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充当了世界的终极消费者，过度进口商品，扩张房地产，并通过扩张性的货币和信贷政策促进消费，以克服因收入增长放缓所导致的需求不足。房地产成为一个理想工具，只要房价能够持续上涨，依托两项独特的金融创新安排——“贷款与财富挂钩”和“按揭净值提取安排（MEW）”，居民工资没有提高也可令财富增加，收入上升，消费扩张。
经过近十年的不断上涨，美国房价最终步入下降周期，整个金融和经济大厦随之倒塌。美国信贷过度扩张的增长模式宣告结束，未来很难再依赖信贷扩张来维持经济增长，鉴于家庭债务比率已升至GDP的100％，金融机构的债务高达GDP的120％，去杠杆化已是不可避免。
美国无疑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因此，我们预计美国经济不仅短期增长率会很低，中期（即未来的三到五年）也将保持低速增长。这对中国来说意味深长。中国必须做好出口将在更长时间里缓慢增长甚至会负增长的准备；而未来的经济增长只能依靠内需。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正在深刻改变着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模式。
全球各国政府在金融危机中纷纷抛出了刺激计划，以期至少在短期内减缓经济的急速下滑。中国出台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约占其GDP的13.3％；而美国除了7000亿美元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还通过了7870亿美元的刺激计划，约占其GDP的5.5％；欧元区的经济刺激计划资金约占其GDP的1.7％。
有趣的是，如果我们对这些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进一步分解，就会发现，所有国家似乎都在延续各自原有的增长模式：新兴经济体还是大幅投资于制造业与基建项目，而发达经济体则继续鼓励消费。具体来说，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100％都是政府投资和政府支出，主要投资于工业与基建项目；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刺激计划的60％为政府转移支付和减税，其余40％为政府投资和政府支出，这还不包括信贷刺激及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中的政府转移支付；德国的这一比率为60％和40％，法国为60％和40％，意大利80％和20％，西班牙82％和18％。
所有国家都在遵循其旧有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是它们过去所熟悉的，并且知道这样的模式短期内会奏效。然而，这些却不是解决长期问题的万灵丹。这是中国的悖论，美国的悖论，也是全世界的悖论!
中国“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将会拉动GDP增长，但也会使长期存在的产能过剩的结构性问题进一步恶化。“危中有机”，这是中国真正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变为国内消费导向型经济的最佳时机。
长久以来，中国已经意识到自身的结构失衡问题，并要进行重组。自2006年末以来，中国的政策一直都在明确地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虽然力度还是不够），其中包括下调或取消出口退税、对能源/资源密集型出口产品征收出口关税、抑制低附加值及加工贸易出口、人民币升值等等。
但是，自2008年夏季以来，金融危机打乱了上述政策的步伐，目前似乎出现了一些政策回潮，如提高出口退税，鼓励银行向出口企业（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出口企业）放贷。但我不认为这是政策上的转变，这只是为了确保就业，保证社会安定，以避免短期冲击的应急措施。
中国何时才会改变其增长模式？目前似乎尚未发生。但是，我预计转折点很快就将来临！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摸着石头过河”，很难想象中国会出现重大转变，除非无路可走。中国已经承诺要改变其经济增长模式，但改革力度一直不够，因为过去十年来，中国并未面临过真正的挑战。比如，在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发现仅依靠鼓励出口就可以轻易地渡过那场危机，因为，发达经济体仍保持着强劲的需求。这次危机就完全不同了。这是一场在所有国家和所有行业同时出现的危机，是百年不遇的危机。中期来看，美国、欧盟、英国和日本的经济必将出现低增长，直至他们找到各自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因此，我们预计，转折点将在明年下半年左右出现。一方面，此轮产能过剩是由大规模的投资导向型经济刺激计划造成的；另一方面，过剩产能已无处可去。那时，除了刺激消费以在国内消化过剩产能外，中国已没有其他出路。
也只有在那时，“真正的”消费导向型而非投资导向型的政策，预计就会逐步出台。“真正的”消费导向型政策是提高居民的家庭收入，刺激家庭消费，是“让居民用货币投票”，而不是“让政府替居民花钱”。只有这样，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真正的”消费导向型政策可以通过三个方面来提高家庭收入：政府转移支付、消费补贴和税制改革。第一点是可行的，因为中国的公共部门依然相当健康；第二点正在做，今后程度和范围都将进一步扩大；第三点则需要结构性改革，而不仅仅是提高税项的起征点，这应该是个中期目标。
加薪在经济衰退中可能性不大，但是，中期来看，随着通胀的温和也会走高。另一方面，政府应通过大幅改善社会福利、医疗保障、教育体系和多层次住房制度，来降低储蓄倾向，刺激消费。在中国，鼓励家庭花更多时间在文化、休闲、娱乐方面，而不是超负荷工作，也许更加重要。幸运的是，中国人口众多，可以利用其尚未完全利用的巨大市场潜力，起到缓冲作用。我们对中国必须进行的转变充满信心。
我认为，此时此刻美国所面临的挑战比中国多，可用的杠杆比中国少。美国现在的资本援助计划和问题资产救助计划都试图重新启动信贷市场的活力。但长期来看，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这样的稳定计划是必要的，但与支持实际增长的行业，包括工业、研究、基础设施和能源行业的资金需求相比，其作用被夸大了。美国的未来应该依靠“真正的”实业创新，而非“金融”创新，但其是否能够实现仍然是个问号。
如果美国不能很好地实现转型，那么，目前以公共债务、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迅速攀升为代价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就不具备可持续性。美国中央预算办公室（CBO）甚至在经济刺激计划前就向政府发出警告，“2030年－2040年的某个时候，强制性支出将超过税收收入”，换言之，政府将会破产。
对美国巨大的内债和外部赤字的担忧，将直接对其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构成挑战。过去几年，美元在国际贸易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在资本市场却败给欧元。中国正在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当前全球储备体系的不足，以及被迫保持美元储备的过度敞口风险；另一方面，除了继续持有数以万亿计的美元储备，以避免资产过度缩水以外，中国也别无选择。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应为全球金融的长期稳定创造一种“超主权储备货币”，当然这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我们预测，中国政府至少在今年还会继续保持“紧盯美元”政策，但对未来新增的外汇储备，中国会更积极地做多样化努力。最终，当中国更多是朝着国内消费导向型经济发展，并且贸易盈余下降或者甚至为负值时，结构失衡问题可能就会逐渐得到解决。美国惯用的贸易制裁威胁“王牌”，也将在谈判中逐渐失去威力。
中国正在重拾信心，并且有理由这么做。中国将赋予“人口红利”新的意义：这不仅是众多的廉价劳动力，还意味着巨大的消费市场。经济脱钩论可能很快会卷土重来，但是，至少从可预见的未来看，我们认为邻近新兴经济体从中获益的可能性较小，因为中国的中期经济增长将更有可能呈现出自产自销的结构。发达经济体倒有可能受益，如果他们愿意卖给中国想买的东西。■
作者为中信证券首席宏观经济学家（全球）。本文是对史蒂芬?罗奇“中国增长模式缺陷”一文（见《财经》杂志2009年第11期“观点评述”栏目）的评论，简缩版发表于《财经》杂志2009年第11期“评之评”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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