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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行业收入差距最高与最低的比值在逐年拉大，今年一季度公布的数据显示，最高的证券业是全国平均的5.9倍，行业收入最高与最低的比例扩大到了11：1。”“而这种差距约1/3是垄断因素造成的”。“我国国民收入中用于雇用职工的工资比重大幅下降。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10年下降了11.66个百分点，严重影响了就业总量。”
以上几组数据是全国政协委员宋晓梧在全国政协“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专题协商会上作专题发言时提及的。为此，宋晓梧建议调整分配结构以促进就业。
宋晓梧还列举了好几个“颇具震撼力的数字”：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表明，1980年，我国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拉动200多万人就业，这一比例到了1990年下降至100多万，21世纪以来基本徘徊在100万左右，有的年份只有80万。目前我国的就业弹性大致为0.1。2007年欧盟地区总的就业弹性为0.78。1992年至2004年“金砖四国”的就业弹性，巴西为0.9，印度为0.3，俄罗斯为0.2。
按照国家发改委分配司有关报告列举的18个行政性垄断行业的工资总额推算，以2007年行业平均工资为基数，节省下来的1/3工资福利可以多容纳700万人就业。如果把行业差距缩小到多数市场经济国家合理的差距，达到最高与最低比为2:1左右，节省下来的工资福利可以多容纳1000万人就业。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缓慢。可以大量容纳就业的第三产业，近十多年来产值比重长期停滞在40%左右，就业比重长期停滞在30%左右。提供城镇80%以上就业岗位的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长期未得到解决。
宋晓梧委员不无忧虑地表示，我国现在突出的问题是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高，但就业弹性却一直下降。我们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保经济增长就是保就业、保民生，但经济工作往往还是最终落脚在保GDP增长上，地方政府很难从依靠投资拉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中摆脱出来。
为此，宋晓梧建议，近期乃至“十二五”时期宏观调控都应将促进就业作为首要目标，下大力气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调整三次产业结构，提高服务业的就业比重；加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改革力度，加快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完善对民营经济的金融服务，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宋晓梧认为，这不仅有利于经济发展模式的还变，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更有利于缓解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造成的社会矛盾，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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