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angb76 发表于 2016-12-14 21:47 
谢谢谢谢
我保证,读者如能严格认真地按照这个顺序解读,并记住我所说的在解读《资本论》时会遇到的政治上的和理论上的困难,那是不会后悔的。
最近一次印刷的《阅读〈资本论〉》封面(2014年)。
第二部分
我现在来谈使得《资本论》第一卷不能很快读懂,有些地方甚至很仔细解读也难以读懂的那些理论上的困难。
让我提醒一下读者,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正是企图用这些困难来说明自己(但它是否真的被自己说服了呢?),似乎它早已“驳倒了”马克思的理论。
头一个困难是一般性的。它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造成的,即《资本论》第一卷只是一部共有四卷的著作中的第一卷。
我说共有四卷。大多数人知道有第一、第二和第三卷,甚至读过这三卷的人通常不会理会第四卷,即使假定他们猜想到它的存在。
第四卷的真名叫《剩余价值理论》(Theoriesof Surplus-Value),法译者别出心裁,把他的译本(如果可以说是译本的话)取名叫《经济学说史》[7],使得人们以为马克思是一位“历史学家”,对他们说起来,第四卷就只是一个“谜”了。
当然,《资本论》第一卷是马克思在世时出版的唯一的一卷,第二卷和第三卷是他一八八三年逝世后由恩格斯出版的,第四卷是由考茨基(Karl Kautsky)出版的[8]。一八八六年,恩格斯在英文版序言中能够说,第一卷“是一部相当完整的著作”。的确,在以后各卷还没有问世以前,它不得不“被当作一部独立的著作”。
今天情况不同了。所有四卷都已出版,既有德文版,也有法文版。读者如果懂德文,我建议经常参照德文本来核对法译文,那会很有好处。因为第四卷是连猜带蒙搞出来的,错误连篇,第二卷和第三卷对某些术语的处理并不总是很确切,由鲁瓦(Joseph Roy)翻译的第一卷虽然由马克思亲自校订过全文,对某些段落作过修改、甚至明显的增补,但是由于马克思对法国读者的理论才能存在疑虑[9],他有时对原文概念表述方法的精确性作出危险的妥协[11]。
若是了解其他三卷的内容,第一卷中某些很难对付的理论上的困难,特别是在著名的第一篇(商品和货币)中围绕着“劳动价值论”的一系列困难,就有可能迎刃而解。
由于受黑格尔科学概念的影响(在黑格尔看来,所有科学都是哲学性的,因此每一门真正的科学都必须建立它自己的开端),马克思当时认为,“万事开头难”的原则“应该适用于每一门科学”。事实上,第一卷第一篇就是采用了一种基本上是由这种黑格尔的偏见所造成的困难的叙述方法。而且,马克思在赋予这个开头以“最终的”形式以前,曾把它改写了十几次——好像他所要克服的并不只是叙述上的困难似的,而这并不是没有道理。
让我很简略地谈谈解决这个困难的原则意见。
一向被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思想家用来奚落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只是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价值规律”的理论的一个特殊情况才能理解。价值规律也就是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分配劳动力的规律,对生产条件的再生产说来,这种劳动力的分配是必不可少的。马克思在一八六八年说这个道理“每一个小孩”都能懂得,从而否定了每一门科学都必然“起头难”的说法。关于这一规律的性质,读者可以参看马克思在一八六八年三月六日和七月十一日致库格曼(Ludwig Kugelmann)的信。
“劳动价值论”不是第一卷中唯一造成困难的问题。我们当然必须提到剩余价值的理论,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思想家最讨厌的东西,他们攻击它是“形而上学的”、“亚里士多德式的”、“死板的”等等。而这个剩余价值的理论,也只有作为一个更广泛的理论、即剩余劳动的理论的一个特殊情况才能理解。
剩余劳动存在于每一个“社会”中。在无阶级的社会里,把对生产条件的再生产所必需的部分留出来以后,剩余劳动由社会(原始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的成员分享。在阶级社会里,把对生产条件的再生产所必需的部分留出来以后,剩余劳动由统治阶级从被剥削阶级那里榨取走。在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里,劳动力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商品,被榨取的剩余劳动采取剩余价值的形式。
这里我又不能再深入地谈,我只能为解决问题提供一点原则性的意见,要证明起来需要很详细的论证。
第一卷还包含有与上述问题或其他问题有联系的其他一些理论上的困难。
例如:关于价值与价值形式必须加以区分的理论;社会必要劳动量的理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理论;社会需要的理论。又例如:资本有机构成的理论;商品“拜物教”及其以后被普遍化的著名理论。
所有这些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都是真正的、实在的困难,而在第一卷中只能找到它们大致的或部分的答案。为什么这样不完备呢?
我们必须认识到,当马克思发表《资本论》第一卷时,他已经写出了第二卷和第三卷的一部分(后者是以笔记的形式)。无论如何,正如他和恩格斯的通信证明的那样,他当时至少大致上已在头脑中装有《资本论》的全部内容[11]。但是毫无疑问,马克思不可能在一部包括四卷的著作的第一卷中把“一切都搬到纸上”。此外,虽然马克思已在头脑中装有《资本论》的全部内容,他还没有得出其中一切问题的答案——这一点在第一卷的某些地方可以觉察得出。只是在一八六八年,即在第一卷发表一年以后,马克思才说对理解第一篇有关键意义的“价值规律”是“每一个小孩”都能懂得的道理,这决不是偶然的。
因此,第一卷的读者必须认识到:第一卷包含的某些答案,只是在第二、第三和第四卷中才提出问题,而它包含的某些问题,只是在第二、第三和第四卷中才提出答案。如果考虑到马克思是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跨进一个从未开发过的大陆,这一点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实质上,第一卷的客观困难大部分是由这种“不确定的”或者说“初步的”性质造成的。因此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并得出相应的结论,即在解读第一卷时要考虑到第二、第三和第四卷。
然而,还有严重妨碍解读第一卷的另一类困难。这些困难已不是由《资本论》包括四卷这一点造成的,而是由马克思的语言以至思想中残留着黑格尔思想影响造成的。
读者可能知道,我以前曾捍卫过这样一个观点,即马克思的思想根本不同于黑格尔的思想,因此在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有过真正的断裂或决裂。我越研究就越感到这个观点正确。然后,我必须承认,我那时说这一决裂可能是发生在一八四五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那就显得太突兀了。有些带决定意义的东西的确是从一八四五年开始的,但是在马克思能够用真正新的概念记载下他同黑格尔思想的决裂以前,他需要一段很长的革命加工时期。著名的一八五九年《序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还是充满着黑格尔主义和进化论思想。一八五七年~一八五九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本身打着黑格尔思想的深刻印记,因为在一八五八年马克思怀着惊叹的心情重读了《大逻辑》(Logic)。
当《资本论》第一卷问世时,仍然保留着黑格尔影响的痕迹。只有到后来,这些痕迹才完全消失。《哥达纲领批判》(一八七五年)以及《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八八二年)就完全彻底地摆脱了黑格尔影响的一切痕迹。
所以,对我们头等重要的是知道马克思是从哪里开始的:他的起点是新黑格尔主义(这是一种从黑格尔退回到康德和费希特的思想),然后转到纯粹的费尔巴哈主义(Feuerbachianism),之后再转到充满黑格尔影响的费尔巴哈主义(《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2],到一八五八年又重新发现了黑格尔。
同样重要的是知道马克思是朝哪里走的。他的思想的趋向不可抗拒地驱使他坚决抛弃任何一点黑格尔的影响,这从一八七五年《哥达纲领批判》和一八八二年的《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可以看出来。马克思在无情地抛弃一切黑格尔的影响时,继续承认黑格尔的重要功绩:是黑格尔第一个把历史理解为“没有主体的过程”。
考虑到这种趋向,我们就能把第一卷中留下的黑格尔影响的痕迹看作是最终要被完全抛弃的残余。
我已在关于每门科学“起头难”的那个典型的黑格尔问题中提出这些痕迹,第一卷第一篇是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这种黑格尔影响可以很确切地在第一篇马克思所用的词汇中找到。例如,产品的社会有用性和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可是马克思在谈到它们时实际上却用了一个共同的词语,即“价值”:一个是使用价值,另一个是交换价值。马克思在一八八二年的《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以他特有的严峻态度公开嘲笑瓦格纳(Adolph Wagner)(那个“蠢汉”),因为瓦格纳似乎相信,既然马克思在两种场合都使用同一个词语“价值”,那么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就是对“价值”概念进行(黑格尔式)分割的结果。而事实只是马克思没有留意把“价值”一词从“使用价值”中去掉,没有像他本来应该做的那样简单地说产品的社会有用性。可是在一八七三年《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的《跋》中,我们发现马克思曾承认,“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即第一篇),他甚至敢于“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我们应该从这里得出结论,而这最终意味着,我们应该重新改写《资本论》的第一篇,使它成为一个不再是“困难的”,而是很容易和简单的“起头”。
在第一卷第八篇第三十二章,马克思在讨论“剥夺剥夺者”时,宣传“这是否定之否定”[13],这个轻率的说法也同样显露出黑格尔的影响。说它轻率,是因为它至今还在造成危害,尽管斯大林从辩证法的规律中删去了“否定的否定”,这一次是做到了,但是必须说,这使得有可能造成其他甚至更严重的错误。
最后一条黑格尔影响的痕迹,是关于拜物教的理论(第一篇第一章第四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这是最露骨和最有害的一条,因为所有的“物化”和“异化”的理论家都把它当作他们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唯心主义解释的“基础”。
读者会了解,对这些问题我不能深入地谈,因为其中每一点都需要长篇的论证。不过,我还是把它们指出来了,因为它们所浸透的黑格尔主义和进化论思想(进化论是可怜人的黑格尔主义),同那非常含糊和(可惜!)非常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八五九)一起,在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史上已经造成了危害。我注意到,列宁一分钟也没有受这些充满黑格尔主义和进化论思想的篇章影响,否则他就不能与第二国际的背叛进步斗争,就不能创建布尔什维克党,就不能带领俄国人民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
我也注意到,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幸的是,斯大林把一八五九年序言当成了他的参考作品,这从《联共(布)党史》(History of 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Bolshevik)中题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节(一九三八)可以看出来。这种情况无疑是毫无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个人崇拜时期”的许多事情的原因。我还要在别的地方专门谈这个问题。
让我再补充一点,要防止第一卷读者可能产生的一种很严重的误解,这与我刚才说的那些困难已毫无关系,而是与必须很仔细地解读马克思的论述有关。
这种误解涉及到的是从第一卷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开始讨论的对象。事实上,马克思在那里讨论的是资本的有机构成,他说,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每一个给定的资本中都有一部分(譬如说40%)构成不变资本(原料、厂房、机器、工具),另一部分(在这个场合是60%)构成可变资本(购买劳动力的花费)。不变资本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它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保持不变:它不产生新的价值,所以就保持不变。可变资本之所以称为可变资本,是因为它产生比原来的价值更高的新价值,产生新价值的途径是榨取剩余价值(发生在劳动力的使用中)。
现在,绝大多数读者,其中自然也包括“经济学家”(如果我可以这样说,这些人作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行家,一味从事歪曲,是注定要这样“疏忽”的),都以为:马克思在讨论资本有机构成时,是在建立一种企业的理论,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一种生产单位的理论。然而,马克思说的与这完全相反:他一直是在讨论总的社会资本的构成,不过是采用具体例子和具体数字的形式(例如,一亿资本中,不变资本=四千万,占40%,而可变资本=六千万,占60%)。马克思借用一个有数字的例子,并不是谈某一个企业,而是谈“总资本的一部分”。马克思围绕一个“具体的”(即有数字的)例子谈问题,是为了使读者易于理解,为了“使他的思想具体化”,这个具体例子只是给他提供一个谈论总的社会资本的方便形式。
为此,我要指出一个事实,即在《资本论》中根本没有谈到任何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单位或资本主义消费单位的理论。因此,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理论还有待于补充。
我还注意到这种混淆的重要政治意义,列宁在他的帝国主义理论中对此有明确的论述。我们知道,马克思曾计划在《资本论》中讨论“世界市场”,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扩展到全世界的趋势。这种“趋势”最终采取了帝国主义形式。领会这一事实的决定性的政治意义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和第一国际对这个事实就看得很清楚。
事实上,如果资本主义剥削(榨取剩余价值)存在于雇佣了雇佣工人的资本主义企业里(工人是这种剥削的受害者,因此也是它的直接见证人),那么这种局部的剥削只是作为一个全面剥削体系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这个剥削体系稳定地从城市大工业企业向农村资本主义企业扩展,然后向其他部门的复杂形式扩展(城乡手工业者、“一家一户的农业”单位、白领工人和职员等),不仅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而且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里,最后扩展到全世界(通过依靠军事占领的直接殖民剥削:殖民主义;然后是不借助军事占领的间接殖民剥削:新殖民主义)。
因此,实际上有一个真正的资本主义国际,从十九世纪末以来则成为帝国主义国际,而工人运动及其伟大领袖(马克思,然后是列宁)与之相对应搞起了工人的国际(第一、第二和第三国际)。工人阶级战士们在奉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过程中认识到了这个事实。具体地说,这意味着他们知道得很清楚:
1. 他们在劳动所在的资本主义企业(生产单位)中直接受到剥削;
2. 他们不能只是在他们自己企业的范围内进行斗争,而必须在他们行业的全国规模上进行斗争(工程、建筑、交通等的工会联合会),然后在全国不同行业联合的规模上(如法国的总工会),最后在全世界的规模上(如世界工人联合会)进行斗争。
这是说经济的阶级斗争。至于说政治的阶级斗争,虽然已没有一个正式的国际,情况自然还是一样。正因为如此,解读第一卷时不仅必须参照《共产党宣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且还必须参照第一、第二和第三国际的章程,当然也还要参照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
说这些,完全不是离开《资本论》第一卷来对一本似乎只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书进行“政治宣传”。恰好相反,这是严肃对待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以惊人的发现为科学知识和人的自觉实践开辟了一个新的大陆,历史科学的大陆,而且,就像每一门新科学的发现一样,这个发现伸展到这门科学的历史中去,伸展到已在这门科学中认识了自己的人们的政治实践中去。马克思未能按照计划给《资本论》写出题为《世界市场》的一章作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以与资本主义国际和后来的帝国主义国际相对应,但是马克思在一八六四年创立的第一国际,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前三年就已开始用事实写这一章了,而列宁,他不仅用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本书,而且还用成立第三国际(一九一九)的行动续写了这一章。
如果你是一个“经济学家”或者甚至“历史学家”,更不必说你只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思想家”,那么很自然,这一切如果不是完全不可理解,至少也是很难理解的。相反,如果你是一个无产者,即受雇于(城乡)资本主义企业的雇佣劳动者,那么这一切就很容易理解。
为什么对一些人那样难,对另一些人又那样容易呢?我认为遵循某些马克思自己的作品和列宁在他的《全集》的前几卷中评论马克思的《资本论》里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