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保卫资本论》的售罄及反对者的攻讦

读书使人充实，讨论使人机智，笔记使人准确。因此不常作笔记者须记忆特强，不常讨论者须天生聪颖，不常读书者须欺世有术，始能无知而显有知。-----培根《论读书》

祝贺许老师的力作广为传播，顶你

加油！发扬光大！

qi509 发表于 2016-12-14 20:59
这又能说明什么？

《资本论》在全世界的印数及销量恐怕是世界第一了。可共产国际还是解体了。坚持的国家 ...

读书而已，没有那样大的气魄


孙文革命：《圣经》和《易经》


（甲）绪言
第一部分 以史为鉴，经世致用
第一章 导言：孙文革命思想的形成与成长历程
一、开宗明义：本书采实证史学方法

二、隐喻《圣经》原旨对孙文的影响
三、隐喻《易经》原旨对孙文的影响
四、“两经”的原旨及其衍生的形式
五、“两经”与孙文从少年到青壮年的思想历程
六、“两经”与孙文从青壮年到中年的思想历程
七、“两经”与孙文从中年到晚年的思想历程
第二章  以史为鉴
一、导言：主观与客观的历史
二、中国大陆的孙文研究
三、台湾的孙文研究
四、西方的孙文研究
五、笔者从海外看孙文研究
六、宏观看中国的内忧外患一环扣一环
七、在一环扣一环的漩涡中“两经”哺育着孙文成长
八、“两经”鼓励着孙文跟阴险暗流与惊涛骇浪搏斗

（乙）从少年到青壮年：
“两经”哺育着孙文成长

第二部分  孙文：从《圣经》到《易经》
第三章  孙文的《圣经》：孙文双重受洗，忘我奉献地“侍人”
一、西学：“在生命上得到新启示”
二、《圣经》：孙文自命为汉人的摩西（Moses）
三、秀才造反？要诛九族的！
四、矢志革命何需誓词？
五、结语：“惟是宗教之力有所穷”
第四章  孙文的《易经》：孙文革命的华夏文化的根据
一、隐喻地说：孙文追求《易经》，结果取得“宏伟的气魄”
二、孙文打通了《易经》和《圣经》之间的壁垒
三、孙文艰苦自学以《易经》为首的华夏文化
四、孙文对《易经》的忠诚盖过其对《圣经》所衍生的人为的信仰
五、洋人的优越感令他们藐视三民主义暨《易经》所孕育的华夏文化
六、洋人既批评中国士大夫落后，又抨击积极向西方学习的孙文
七、欲改革政治，必先知历史
第三部分  孙文的师友：从《易经》到《圣经》
第五章  《圣经》打后卫：乙未广州起义
一、长期被埋没的民族英雄基督徒
二、重阳拜堂？疯了吗！
三、从《易经》走入《圣经》的王煜初牧师
四、舍身掩护孙文逃生的王煜初父子
五、身在《圣经》而心在《易经》的王煜初牧师
第六章  《圣经》当军师：乙未广州起义的“神经中枢”
一、区凤墀：著名儒士竟然当了宣教师
二、区凤墀的高尚人品
三、区凤墀关键性的转变
四、尹文楷乃何许人？
五、“神经中枢”位于何方？
第七章  孙文的师友：身在《圣经》而心在《易经》
一、继续追查“神经中枢”所在地
二、终于锁定“神经中枢”所在地
三、杨襄甫：卖掉丰厚家产去当清苦宣教师的儒士
四、杨襄甫：华人可不是次等基督徒！
五、众志成城，对付恶势力！
第四部分  《圣经》救《易经》
第八章  出险：华人基督徒掩护孙文落荒而逃
一、识途老马
二、港穗基督徒为孙文打保护伞
三、翻越城墙逃生？
四、金蝉脱壳
五、儒士朱淇出卖革命
第九章  逃亡：基督徒医生与基督徒律师“护送”孙文“安全出境”
一、抵达香港
二、惊弓之鸟赶快躲起来
三、向恩师求救
四、执行引渡法？把孙文递解出境？
五、逃出生天：恩师不但救了孙文性命，也救了他的革命事业
六、乙未不了情

（丙）从青壮年到中年：
“两经”哺育着孙文茁壮成长

第五部分  融会贯通《圣经》和《易经》：孙文1896—1897年间在伦敦时对“两经”的反思
第十章  融会：孙文1896—1897年间在伦敦时对《圣经》的反思
一、伦敦蒙难
二、世人对同一史料的不同解读
三、孙文对科学与宗教之争有何看法？
四、孙文的自由主义
五、康德黎医生的宗教观：既科学又虔诚，更身体力行
第十一章  贯通：孙文1896—1897年间在伦敦时对《易经》的反思
一、一个崭新的概念萌芽了！——从神道入治道
二、孔子、孟子、老子、商鞅的治道
三、“复三代之规”?
四、孙文1896—1897年间在伦敦时对中国内政的反思
五、为何当时中国的治道如此糟糕？如何是好？
六、孙文1896—1897年间在伦敦时对中国外交的构思
七、孙文1896—1897年间在伦敦时对民族主义的构思
八、民心开发：隐喻地用《圣经》“侍人”的精神弥补《易经》“应乎人”的真谛之不足
九、政教分离
第六部分  《圣经》和《易经》的异端邪说
第十二章  会党——《易经》的异端：不可专以联结椎埋等辈为计！
一、导言：为何孙文长期执迷不悟？
二、首次受骗
三、问号连篇
四、孙文加入洪门
五、为何孙文一厢情愿到如此地步？
六、晚年孙文对洪门的认识
七、终于大彻大悟
八、“现代公民”？
第十三章  风水——《圣经》的邪说：孙文对风水的态度
一、导言：“皇帝田”的预言
二、孙家笃信风水的悠久传统
三、孙文的祖父敬贤公的“皇帝田”
四、孙文的父亲达成公追逐风水而迁坟
五、孙文可信风水？
第七部分  《圣经》？《易经》？——君子好逑
第十四章  求《圣经》，得《易经》：孙文与卢慕贞的约
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二、让卢慕贞最受不了的事
三、按序分析，逐一提问
四、卢慕贞的传统美德
五、《圣经》！《圣经》！
第十五章  求《圣经》，得半部：孙文与陈粹芬的情
一、一见钟情
二、誓死追随
三、舍身参与
四、功成身退
五、瑞华坊不了情
六、飒爽英姿
第十六章  求《圣经》得《圣经》：孙文与宋庆龄的爱
一、志同道合
二、神魂颠倒
三、终获至宝
四、生死恋
五、誓约俗不可耐
六、结语：孙文的“家事遗嘱”

（丁）从中年到晚年：
“两经”支撑着孙文搏击惊涛骇浪

第八部分  孙文对《圣经》和《易经》的再反思、三反思
第十七章  冒险猛进，有勇如螭：孙文对《圣经》和《易经》的再反思
一、为国还是为己
二、袁世凯的皇帝梦
三、孙文挑战列强
四、济弱扶倾
五、联俄联共
六、孙文对共产主义的评价
七、孙文的民族主义
八、孙文的民权主义
九、孙文的民生主义
第十八章  新解《圣经》和《易经》：孙文对“两经”的最后反思
一、孙文对《易经》的最后反思
二、孙文对《圣经》的最后反思
三、孙文用其亲身经历新解《圣经》
四、孙文对《易经》——华夏文化——的贡献
五、《圣经》《易经》，孰重孰轻？——落叶归根
第十九章  缅怀与沉思：孙文对近代思想的贡献

中外译名对照
参考文献
一、未刊及已刊档案资料
二、英文参考书目
三、中日文参考书目
索引
跋

孟子的学生 发表于 2016-12-14 20:55
祝贺，这年头，卖些书，也不是难事。我同事出了本诗集，我们一人买一本，算是内部消化，买到手，往哪里一扔 ...

向您推读这篇，消消气


鲁明军 | 全球化、当代艺术与中国社会变革


。。。。。。

互联网、资本与被掩盖的危机
作为全球化的升级版本，互联网在今天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并已全面渗透在艺术家的生产乃至整个实践系统中。事实上，早在2000年前后，一些艺术家在创作中就已经开始使用网络，但此时更多还只是作为一种工具，然而，近年来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或认知方式，并进入了关小、林科、尉洪磊、苗颖等一批年轻艺术家的实践或作为一种艺术语言出现。他们中间，一部分还有在海外学习或驻留的经历和背景，也熟悉西方艺术体系及其运作机制，所以在其语言系统中，身份已经不再是负担，进入艺术系统也是理所当然的，甚至可以说，到了他们这里——至少在意识层面——已经彻底地去“Made in China”化了。换言之，他们并不关心作品是否“Made in China”。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生产本身缺乏自觉，而是显得更加关心生产方式。比如艺术家苗颖，其艺术素材、方法以及观念等几乎都源于网络，源于网络在中国的独特形态、机制，以及其所带来的生活和认知方式的改变，包括“网络审查和监控”、“山寨文化”、“阿里巴巴”、“成功学”、“美图秀秀”、微信表情以及泛滥的信息和“超级素人主义”的盛行等流行文化，皆成为她实践的逻辑起点和问题焦点。她以一种敏锐、冷静的目光捕捉这些信息和现象，并带着一定的反讽并不乏智性、诙谐的方式和态度表征了时代变化的诸种症状。
这一新的潮流被称为“后网络艺术”，根据策展人岳鸿飞（Robin Peckham）的概括，它描述了在网络这一支配一切的全球文化噪音背景下，当代生活是如何被循环变化的信息和互联网上的词汇变形所影响，以至于艺术家尤其对 「從在工作室誕生，到於展廳中展示，直到在世界上被廣為接受」种转化如何影响工作路径感兴趣。[13]大多情况下，他们利用界面式思维，借助影像、装置、表演等各种媒介杂合了他们日常经验中不同来源的图像，形成一种独特的美学趣味。这些图像之间没有既定的观念框架和逻辑结构，它们的组合即使基于某个经验的片段，也是通过一种硬性的嫁接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将历史、现实、未来以及个体、群体粗暴地压缩在一个戏剧化的平面或时空中。看得出来，互联网的界面式思维使得艺术生产变得极其不确定，社会现实也不再是艺术家必然考量的对象。当然，他们的实践也并不是与社会变动无关，反之，它恰恰是社会变动的结果，因为互联网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事实。这里，如果非要对他们的生产方式予以一个界定，“Made in e－China”（网络化的中国制造）可能要比“Made in China”显得更为确切。
在此之所以依然沿用“Make”（制作、生产）这个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2007年左右博览会的兴起，很快，它便以压倒性的攻势取代了双年展、画廊的主导地位。特别是2008年西方经济危机的爆发和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无疑极大地刺激了中国艺术市场和博览会的扩张，而这一局面的变化反向地影响了艺术家的生产方式，加之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助推，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工作效率和节奏，这在某种意义上恰恰强化了艺术的商业属性和消费功能。此外，还有一个与之相关的重要背景是，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世界工厂”便将成为历史，中国不再是被动地融入全球化，而是通过“一带一路”（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推动全球的再平衡，这意味着世界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可能将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也就是说，如果“Made in China” 的核心是中国依附于1990年代以来后冷战格局下的全球化体系的话，那么，以WTO为主导的体系显然已经不能适应互联网带给这个时代的变革，而“Made in e－China”这一概念及其价值导向则意味着中国不再依附于“Made in China”这一尴尬的运作机制。这其中，一个根本的区别是，互联网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抹平了——甚至局部（比如阿里巴巴、腾讯等）颠覆了——原来不平等的支配关系，也化解了认同的焦虑。可以说，“Made in e－China”的本质就是全面的去本土化、去身份化，也无意与全球化本身构成一种紧张或疏离的关系，因此，真正取代“Made in China”的不是“Made in e－China”，而是“Made in Globalization（－China）”（中国化的全球制造）。在本质上，它是重建了一个新的普遍的中国主体。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无视一度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的施压，亦无法预料“一带一路”可能带给中国社会的新的危机和困境，更不能轻忽的是，就像著名艺术史学者、策展人格罗伊斯(Boris Groys)所说的，“大型的信息交流技术公司控制着互联网的物质基础和虚拟现实的生产手段，硬件决定一切。互联网通过这种方式提供给我们一种有趣的组合：资本主义的硬件和共产主义的软件。千百万的所谓‘内容生产者’将他们生产的内容放在互联网上发表，他们得不到任何报偿，内容常常不是知识工作所生产，而是来自于操作键盘的手工劳作。而利润则归控制虚拟生产的物质手段的大公司所有。因此，它不是非物质性的，相反，它恰恰是彻底物质性的。”[14] 这再次提醒我们，当互联网成为当代艺术的一个认知视角和生产方式的时候，也不可回避互联网本身的运作机制及其背后的资本社会逻辑及其深层结构。此时，这一资本社会逻辑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与中国政治社会的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的共谋，其非但没有成为资本主义的制约，反而在互联网的推动下，释放出资本主义更加强大的能量。一方面，它将艺术生产推向了一个新的“兴奋点”，另一方面，也使其身陷危机——但问题是，所谓当代艺术之“当代”不正是一种危机的反应吗？！

余论
自上世纪初，特别是1960、70年代，判断艺术的标准已经不再是一种自足的语言创造，而是取决于社会效应。到了今天，变得更为复杂的是，全球化资本特别是互联网的渗透直接导致原创的消失，早已进入了“后制品”的时代。在汪晖看来：“创造力的萎缩正是去政治化的后果。”[15]问题是，当原创性彻底被瓦解了之后，当代艺术何以自处？当创造力被资本（包括披着抵抗和学术外衣的消费）耗尽之时，所谓艺术的政治何以可能？
这让筆者想起去年的一次讨论会上，亚洲艺术文献库研究员翁子健说到中国当代艺术在西方所遭遇的“双重挫败”。他说如果谈政治社会，总觉得自己被对方特殊化，矮人一头，从一开始就处在西方中心主义这样一个不平等的结构中；而如果谈艺术，对方则直言这些语言和方式在西方并不鲜见，有的甚至早在几十年前已经发生或出现过。[16]当然，与之相对的一种激进的观点则认为，根本无须理会西方人怎么看，我们可以自己玩自己的，完全可以制造自己的价值系统和文化标准。本质上，这其实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它基本无视中国和世界的现实。
借此，筆者想回到田霏宇在针对“本土”这个展览的策划谈到的两点。一点是“本土”这个概念，他特别指出，“本土”并不是上世纪90年代后殖民背景下试图对立于全球化的一种地方性或在地性的意思，即所谓的“Localization”，当然，他也不回避这一点，只是这里的“本土”不仅仅是这个意思，因为这样一种解释很容易将“本土”和“中国”狭隘化，所以，他强调的是“本土”本身的模糊性、丰富性和真实性，试图呈现艺术家是如何通过不同的视角和方式应对中国以及世界的变化的。甚至在某个侧面，“本土（Bentu）”恰恰是在消解“本土（Localization）”，消解“中国”，以此建立一种多元和平等的对话关系。另外一点，他提到这个展览其实也是对近年UCCA展览的一个小结和反思——因为所有的参展艺术家都与UCCA合作过或即将合作。[17]这里筆者比较关心的是，UCCA本身是由艺术收藏家尤伦斯夫妇（Guy and Myriam Ullens）创办的一家跨国艺术機構，包括馆长田霏宇本人的美国身份——你可以说他们代表了一种西方人的眼光和标准，但不能否认，他们也是中国本土的一部分。所以，在田霏宇看来，无论是西方艺术机构关注中国当代艺术，还是UCCA持续策划、举办西方艺术家的大型展览，这其实说明它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偏见，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也是这么实践的。更何况，其中一些参展艺术家很早就已经和海外画廊合作了。所以，有时候，在面对类似质疑的时候，他反而有意地在回避和掩饰身份的偏见和自己的立场，尽量保持一种客观的眼光和审慎的态度。筆者想，他之所以在「本土」展览的副标题避开了“当代”这个词， 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呈现一个复数的主体。
尽管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如果不谈所谓的原创，单就创造性而言，这一开放的视域固然建构了一个平等、自由的资源共享平台，但同时，资源本身的疾速变化、流动和消费也成为创造能动性及其效应生成的阻力或困境。这意味着，到了这里，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西方，全球化的重心已经不再是欧美中心主义与霸权支配体系，去政治化或许已经成为全世界面临的困境。今天看來，它甚至恰恰是在瓦解着西方中心主义。此时，即便是诉诸一个单一性的中国主体，也不同于以往，它是处在变动当中，甚至有可能，所谓的“中国”最后只是一个空壳而已——何况单一性主体早已土崩瓦解。这样一种混杂的局面（包括各种危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兴许会导致新的危机，当然，也有可能萌发新的政治和创造的能量，进而彻底摆脱“Made in China” 的生产逻辑和主体机制。

孟子的学生 发表于 2016-12-14 20:55
祝贺，这年头，卖些书，也不是难事。我同事出了本诗集，我们一人买一本，算是内部消化，买到手，往哪里一扔 ...

方才为您荐读，审核了，再发一点，


系统性生产与身份的焦虑
也有人将刘韡和徐震视为新自由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的两个典型案例，批评他们与资本、中产阶级趣味以及现实的合谋。[7]然而，論者忽视了一点，今天真正的景观不是庞大的装置—物，甚至其大小本身（对于刘韡而言，还包括装置材料）就决定了它其实并不商业，至少并没有为资本和新自由主义所妥协，反而提示我们，庞大的全球新自由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共同所带来的阶级区隔、社会分化，以及经济—文化结构的不平等，普遍的空虚、脆弱这一当代精神困境。因此，刘韡和徐震是以现实的方式在反思和抵抗现实的危机，而这在本质上与新自由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恰恰是背道而驰的。更何况，今天，网络、计划以及非物化、流动性早已取代了这些庞大之物成了一种新的景观。对此，批评家毕莎普（Claire Bishop）深刻地指出：“即使艺术家不约而同地反对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人们却只能从形式上理解他们灌注在其作品里的价值（反对个人主义和商品对象），而没有意识到，该艺术创作的许多其他面向其实和新自由主义最近的形式更加吻合。”[8]在这中间，有的作品甚至是以反生产的生产或反“Made in China”的“Made in China”这一悖论方式出现，比如艺术家李燎的《消费》(2012)。
2012年10月9日，李燎通过应聘进入深圳富士康（龙华园区）当一名流水线工人，工作四十五天，直到用自己生活之余的工资可以购买一部该部门的产品iPad mini时离职出厂，完成作品《消费》。在此期间，李燎将自己作为一个生产的要素，彻底扔进资本机器的链条中，并以此揭示了我们所身处的这一不平等的经济体系和社会结构。不过，宏大叙事和盲目表态不是李燎实践的初衷。在这个过程中，当作为客体的生产者转换为作为主体的消费者时，艺术家所要传达的与其说是主客之间或生产与消费之间边界的消失，不如说是二者之间极度的不平衡，以及其对我们日常生活角落的野蛮入侵。而这样一种直接了当的方式，所释放出的则是一种更为隐深的日常生活中的霸权，和与之相对的反抗能量。

有些观点引起的争议越多，越有生命力。

醒思木 发表于 2016-12-14 20:57
许老师：
作为您《保卫资本论》的续编…应当是《发展资本论》…对吗？

很期待这样的研究：


赋税制度、租佃关系与中国中古经济研究


序
第一章 绪论
一 选题意义
二 学术史回顾
1.唐代社会性质与中国史分期研究
2.唐宋变革论与唐宋社会经济概观研究
3.反思中国史诸分期说和唐宋变革论
第二章 社会生产结构变化与魏晋南北朝赋税制度发展
一 汉魏社会生产结构变化与魏晋户调制产生
1.两汉大土地经营方式转变与社会经济自给化、实物化
2.曹操对汉末赋税制度的整顿与户调制的产生
3.西晋户调之式及其影响
二 南北分治时期赋税制度对西晋户调式的继承与改变
1.北方地区赋税制度演变与均田制的出现
附论：从《魏书—张彝传》看北魏前期合户现象
2.南朝大土地经营的继续发展与户调制的废弃
本章小结
第三章 北朝后期赋税制度发展及唐代租庸调制的形成
一 北魏后期租调制由床调向丁调过渡完成
二 北朝后期租调制演变与户等的恢复
1.东魏、北齐租调制及其变化
2.西魏、北周租调制及其变化
三 隋朝均田令与赋役制度改革
1.应对人地矛盾：隋朝均田令的调整与变化
2.隋炀帝与大业税制改革
四 唐代租庸调与户税、地税
1.唐代力役的变化与租庸调制的形成
2.唐前期的户税与地税
本章小结
第四章 契约选择、效率分析与中国中古租佃关系新探
一 唐宋租佃关系研究及其问题
二 中古租佃关系发展中的经济学逻辑
1.新古典模型中的分成租佃制困惑
2.基于新古典的分析：唐宋租佃契约安排中的经济学逻辑
3.中古社会高、低定额租及其对社会生产结构的影响
4.唐宋间地租率的变化及对新古典租佃模型的反思
5.回溯魏晋：建立观察中国中古租佃关系发展的新坐标
本章小结
第五章 余论：从中古到近代——为什么中国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参考文献

degulayishi 发表于 2016-12-14 21:34
有些观点引起的争议越多，越有生命力。

语言这一关最难过，所以口水仗不断。。。。



清末语言文字改革运动中的“言文一致”论

1887年，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依据东瀛及泰西诸国之经验，指出“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1]这通常被认为是“言文一致”论在近代中国的首张其帜。自此后，关于语言文字改革的历次运动——从清末的切音字和简字运动，到民初注音字母的制定和推广，再到五四白话文运动以及此后的国语罗马字运动——都把言文一致当作主要目标。1931年，黎锦熙在《三十五年来之国语运动》中总结道：“三十多年来，国语运动的口号不外两句话：‘国语统一’‘言文一致’。”[2]而在1934年的大众语讨论中，以及从1928年一直延续到1955年为止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中，言文一致或语文统一也仍然被当作根本性的目标。[ii]由此可见，在现代汉语书写语言的建构过程中，言文一致是一个贯穿始终的目标。



清末的语言文字改革运动接受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言文一致”运动的直接影响。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当时的知识分子先后通过创制切音简字、采用万国新语、倡导白话文等方式改良语言文字，力图启蒙民众，富强中国。然而，对语言文字的工具论理解使得作为书写语言的白话文仅仅被视为外在的表达工具，而未能介入到现代个人主体性创造之中，进而创造民族的内在性，这是清末语言文字改革运动没有达成目标的深刻原因。


言文一致旨在实现口头语言和书写语言的统一，实际上则是要求书写语言统一于口头语言。从理论上说，口头语言和书写语言不可能做到完全统一，因为口语表达的思维与通过书写文字来表达的思维两者有着很大的区别。若说口语是自然的，是从无意识中涌现出来的，那么书写语言则决非是自然而然的，将口头语言转换为书写文字的过程要受到一系列人为制定的、清晰的规则的制约。[3]口语与书写语言的区别不仅体现在外部形态上，如口语是冗余的、集合的、鲜活的，而书面语是精确的、分析的、抽象的，等等，更在于言说主体和书写主体的内在精神心理动力有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只限于个体心理层面，同时也有着文化形态上的区别和对立。口头语言与书写语言的统一虽然不可能完全实现，但从16世纪的欧洲到19世纪后期及20世纪初的东方，这一诉求却始终未曾消歇，在中国更是引发了一波又一波激进的文化运动，其影响远远超出了语言文字的范围。言文一致与其说是一个语言学命题，不如说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域，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启蒙、民族国家建设、个人主体性等现代性核心问题皆盘结于此。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和分析清末语言文字改革运动中的各种观点、言论，揭示隐含在言文一致这一诉求背后的复杂的历史-文化意涵，以及这一运动本身存在的局限性。

zgs3721 发表于 2016-12-14 21:05
加油！发扬光大！

谢谢您支持！！


是什么遮蔽了史家的眼睛


对于明清史中中国与海外的接触，论者常囿于西方标准和现代性叙事，批评中国当时的“顽固”、“保守”和“封闭”，对这一历史时期的评价，尤以“闭关锁国”叙事为甚。而在本文看来，此种批评眼光只不过是站在今人立场上的后见之明，是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因果回溯和是非判断，缺乏对具体历史环境的深刻考察。文章选取18世纪末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史作为切入点，分析清廷拒绝英国一系列贸易要求背后的政治、经济考量。从而把这个传统上被用来证明“清帝国”停滞没落的标志性事件，置入17、18世纪英国向东亚进行殖民扩张和清廷对此的警觉和抵制这一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其历史视野，值得人们深思。


1793年，英国借口给乾隆皇帝祝寿，派遣以马戛尔尼为首的使团来华，向清朝政府提出一系列通商要求，遭到清廷的拒绝。有关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史的通行结论是：2进入18世纪末期，英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先进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不是一次寻常的官方交住，而是现代文明与传统社会的交手，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相遇。英国使团的主要使命是要同中国发展友好正常的经济外交住来，实现自由贸易。3因此，对中国而言，这次中英接触是一次难得的搭乘近代化文明列车的历史机遇。但是，乾隆皇帝坚守传统的闭关政策，坚拒马戛尔尼提出的诸多合理建议，因而使中国失去了从传统社会向近代化社会转变的重大历史机遇，并为后来的西方侵略种下了祸根。

把西方标准和现代性叙事如此明确而彻底地贯穿于一个历史个案的分析之中，这即使在20世纪的明清史研究的其他领域中也是不多见的。当然，无论西方视角还是现代眼光，都未尝不可用于评判历史的是非得失。但是，历史学的目标和责任，并不仅是根据历史尘埃落定后的结果，对于古人的所作所为根据某一特定视角，去做“事后诸葛亮式”的因果回搠和是非评判，而首先应对前代或古人“不得不如此”之举措，有一“真了解”。用陈寅恪先生的话，就是“与所论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4

陈寅恪先生所强调的“真了解”不仅指尽可能地还原古人所处的历史语境，从其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展现的方法论追求来看，还包含一种明确而自觉的世界性视野和眼光。陈寅恪先生在书中，不仅把唐代政治变迁置诸帝国内部“种族文化”、“政治革命”、“党争分野”的多重复杂背景下加以考察，而且从7到9世纪东亚大陆诸民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的关系”的宏阔视域，解释唐帝国兴衰的由来。易言之，他从还原当日唐人所处的国际格局来解释李唐帝国的兴亡。5

与千余年前的唐朝相比，18世纪马戛尔尼来华时的中国已经与外部世界发生了更为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对于马戛尔尼来华史，更应从当日清人所处的世界环境入手，探寻研究清政府有关对策起因。其首要的问题不是批评清朝如何丧失两个世纪以后人们心目中的“机遇”，而是要弄清并揭示当日世界格局是否向中国提供了这种机遇？

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很少为时下大多数有关论著所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