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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贝：《政治经济学史》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三卷本 59-78（1）版
P67
商人关心的是利润，并且，在一个纯粹的商人眼里，其利润只来自贱买贵卖。从而这种完全决定于流通领域中的价格和价值完全没有关系。
但是，恰恰是商人本身的行为完成着价值规律中价格必须围绕价值进行变动的演化。不同国家，乃至不同生产地方的生产价格当然会不同。但这些个别的生产，当其生产只是为自己的消费而生产时，其产品只有使用价值。而商人，要的绝对不是使用价值。在商人眼里，哪怕对象没有丝毫使用价值，只要其具有价差，那么商人就会钻入其中，就象蚯蚓钻入成分不均的泥土丝毫不会关心植物对土壤中空气和水分的均匀度一样。
当大封建领主门为其林地的大片树木只能白白给佃农砍来当柴烧而发愁时，商人出现了。当地主为仓库里堆积如山的奶酪饼而发愁时，商人出现。这些原本只有使用价值的东西，经由商人，具有交换价值，换回了尽管少量但却从未见过的香料和钻石。
商人，不是通过自己的生产而是通过农奴或者佃农的生产，取得了交换价值。但这依旧不是价值，只有当商人把这些交换价值进一步变成自己的利润，从而在不同的生产者，不同的国度之间实现这些剩余产品的剩余价值之后，价值才在这些不同的交换价值的外在表现——价格中显露出来。
因此，价值绝对不是具体的商品，绝对不是各种不同的价格，而是从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剩余价值在不同部门中的推动和流转中抽象出来的概念。当商人只能站在自身个别的视角认识利润时，他认为社会财富来自流通当然是正确的，这是因为他看不到这个利润的前提，也不需要看到这个前提的来源。
然而，商人，必须服从价值规律，他不得不从各自的竞争中保持自己的价差利润。而为了这个利润，他又不得不从来源上把持时，他只能去牢牢抓住生产源头。这也是重商主义所经历的时代在高度成熟后——即出现商业资本转向控制作为产品来源的生产时——必然出现劳动价值论的原因。
P73
威廉·配第 William Petty
如果他只是局限于统计不同的价格后得到平均价格，那么他至多只是一个统计学家，甚至连经济经济计量学都差很远，但正是他研究的问题是决定不同价格涨落的平均价格又是由什么来决定的确立了他政治经济学鼻祖的地位。
配第没有落入庸俗的供求决定价格，不是因为他不愿意，而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使得他看到地主们根本不要额外的供给就能生活得很富足，而在商人没有把香料和绸缎或者别的地主那里出产的而自己不出产的东西分别运到不同的地主那里之前，他们也没有什么不能通过农奴来满足的需求。
显然，他看到了今天一切庸俗的人们都看到的东西：如果自己能生产货币，那么才是最值得的劳动。但是作为重商主义成熟晚期的他，能够认识到，只有生产货币的劳动违背了重商主义那财富来自流通领域的信条，因此，配第爵士显然只能从交换价值中来抽象价值，所以他那里没有彻底的劳动价值论，而不得不说“土地乃财富之母，劳动乃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多么性感而形象的比喻。要想财富增殖，就必须有两种条件。他还达不到李嘉图那样把财富单一地归源于劳动的高度。
而如果不是既认为单纯地出产金银不是财富，单纯的使用价值也不是财富，单纯的交换如果没有价格差又不是财富，除非通过前面的一系列推进后实现剩余才满足财富增殖，那么配第永远不可能有真正完整的价值概念。然而，利差本身就是财富增殖却是和单纯生产作为货币的金银不是财富增殖的手段相矛盾的，于是，配第那里只能是先把交换价值当作价值，而直到二百年后，卡尔·马克思才从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中抽象出了完整的价值概念。
价格决定地租和地租构成价格之间的辩证关系：从略。
配第作为大地主，当然只能把地租作为利润的一般形式而不能看到地租实际上是利润的特殊形式。难能可贵的是，这样一个地主，从经营的过程中能够清醒地看到本质上地租是一切费用扣除后剩余恐怕与其从颠沛流离到经营性大地主的复杂经历分不开。所以经济学是有阶级性的，一个人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和身份经历决定了其能否看到经济学的本质意义。这一点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终身只经历过证券经纪人的李嘉图没有能从劳动相互交换的等价法则和利润作为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之间的矛盾中摆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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