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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经济生活中，经济学家正在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责任，也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公众目光。经济话题之外，经济学家有着怎样的人生享受和减压手段？这是本栏目将在今后为读者解答的问题。
在当代经济学家中，樊纲自然身列前位，担任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顶级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等要职。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樊纲确有足够精彩的人生经历。“文革”开始的时候，1968年，在那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中，中学刚毕业的樊纲来到了北大荒[13.64 2.10%]。少年樊纲以一种磨难式的开场开始了他的“经济人生之旅”。
40年后的今天，樊纲已然登上事业高峰，回望山下的风景，格外感叹。
“苦读”20年
《中国经营报》：能否回顾一下你在北大荒的生活，那段岁月对你的人生和经济学研究有什么影响？
樊纲：在北大荒确实艰苦。从16岁开始，到25岁，8年半时间，在那儿度过了最宝贵的青春时期。那个地方冬天零下四十几度，受了不少苦，但最厉害的苦，是两眼一摸黑，不知道将来会是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城市，也不知道将来干什么。不光是皮肉之苦，更是精神上迷茫之苦，读书都不知道读什么。
后来不断有人问我，是不是通过这种生活了解了社会，了解了中国，受益匪浅？这其实是一种浪漫化的想法，在那场上山下乡运动中，涉及100万人，10届学生，也就出了这么几个名人。绝大多数人回来后，在街道工厂呆呆，就完了。有人说这对研究提供了经验，但这些经历对社会科学有用，对自然科学没有太大用。在那么一种环境下，实际上是一种性格的磨练。那一批人现在生存能力很强，能过日子，找生路，想办法，这算是一种锻炼，但仅此而已。
《中国经营报》：什么是你人生的转折？
樊纲：上大学是我人生的转折。1975年转到河北省围场县插队，1978年考入河北大学经济系。回过头来看，如果当时大学考不上，后来一辈子就是另一条路了。
1982年从河北大学毕业后，我考到社科院上研究生，这也是我人生的重要事件。这意味着我可以到国家一流的学府从事研究了，接触一流的学者，视野更宽阔了，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更好的基础。
研究生是6年啊，硕士、博士，学西方经济学，逼着你读书。我当时的导师是朱绍文，日本东京大学毕业回国的，对我读书的要求比较高，所以在那个时候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读了一大半这辈子该读的书吧，包括各类古典和经典著作、基础理论。
《中国经营报》：1985年，你到美国做访问学者，这对你有什么影响？
樊纲：当时我比较幸运，1985年读博士的时候，社科院把出国的一个名额给了我。我真正对现代经济理论有悟性，是那个时候达到的境界。这脱离不了在社科院和大学的基础，但最后一跳是在哈佛大学。在美国收获很大，当时完全用英文听课、做作业，时间很短，就20个月，但想到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系统的学习，确实花了功夫。
《中国经营报》：有没有什么遗憾？
樊纲：遗憾？最后没有拿一个美国一流大学的学位吧？当时回来了，拿了社科院的博士。反过来想，如果拿了美国的学位，也许就不想回国了。而且当时，我想回国做点事情。
我们这代人，中国情结很重，通过系统的学习有点悟性，希望用理论的方法加以阐述，分析中国的问题，当时正是做事情的时候，所以下决心要回来。回过头来，我并不后悔，用管理学的话说，我觉得人生并不需要走同样的路，要走差异化的道路。回国后，我个人在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方面，作了点事情，不后悔。
就业是中国最大的问题
《中国经营报》：回国后，你在学术著作和政策研究建议上作了大量的工作，谈一谈你比较有心得的研究？
樊纲：理论和现实意义都很大的是几年前在社科院经济研究理论论文，关于改革的路径问题，是循序渐进还是平行推进？
我们通常所说的是循序渐进，就是说改完这个，再改那个。但是我们提出了现实各种制度之间互为条件，互为约束，你就不可能改完这个，再去改那个。各种制度要素是相互依存的，A没有改，B也不可能改好；反过来，B没有改好，A也不能完成。所以要同时推进ABC各方面的改革。但是不可能一步到位，都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过去我们有个争论，改革先改价格？还是市场？还是企业？实际上都必须要搞，要同时推进，有的需要时间更长，有的要准备得更充分。同时要关注时间的变量，新制度需要时间，各种制度改革需要协调，否则会出现紊乱，就是经济学上的不协调成本，然后经济会出现乱象。
最近刚刚做了两项研究。一是中国储蓄和消费平衡的关系，是一个实证和对策的研究，基本的结论是财税体制要进行改革，而不是简单的刺激消费的问题，通过改革来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第二个是全球变暖、低碳经济的研究，各国怎么定义责任和义务问题。我们提出一个“人均历史消费排放”的概念，以前大家都认为生产排放，但是生产是为了消费，生产重心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消费重心却在发达国家。从长期来讲，这个责任要归结于消费者，基于此我们提出了世界各国的合作框架。
《中国经营报》：你现在最关注的中国经济问题是什么？
樊纲：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是就业，这是根本性的问题。金融危机来了，农民工失业、返乡，这实际上是工业化进程倒退了。创造大量的就业才能发展中国，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咬着牙往前走，走完发展的进程，所有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现在流行的词是“以人为本”，经济增长后，人们能有一个体面而且有收入的工作，这样社会才能稳定，而不是看能不能得到政府补贴。
经济人生的背后
《中国经营报》：工作日程这么紧，你平常有什么业余爱好？
樊纲：我当年是最早的音乐发烧友之一，古典音乐、乡村音乐、爵士乐，都很喜欢，现代的中国流行音乐也会听一听。当年从美国就带回了500多张大黑唱片，现在都成古董了，那个时候刚刚有CD。
然后是运动，有时间就去打网球和羽毛球。出差的时候，就在酒店做锻炼；出差开会，有时间就自己走两个小时，又是旅游，又是锻炼，保持精力。
《中国经营报》：我注意到你的座驾是宝马，自己驾驶吗，有什么感受？
樊纲：是宝马5系，好车！从动力性能来讲，当然是好车，而且是华晨宝马，相比几年前完全进口的宝马5系，现在宝马在国内建立了合资公司华晨宝马，实现了本地化生产，加上国家在税收方面给予的支持，性价比大幅度的提高了。
这款车开起来操控性和舒适性都非常出色，特别是油耗控制方面做得很好，油耗低排放少就是为环保做贡献，这一点我很欣赏。
谈到驾驶感受，整体感觉就是稳健、安全。我发现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奢侈的车，它很有个性。我十分喜欢宝马的设计和性能，无论是商用还是家用都很到位，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宝马车的售后服务，每次我打电话咨询一些技术问题，他们都很耐心的回答，做过保养、维修之后，会有技术人员持续的跟踪，询问效果、感受，这些服务对于我这种对车不是很在行的人来说，很重要也很周到。
《中国经营报》：能否用一个词评价一下宝马品牌？
樊纲：一个词的话就是“好车”，一个有生命力的车，能在驾驶中保护你，既有速度，又很安全。
宝马唯一的问题就是，在中国一提宝马，就是商人开的。其实欧洲的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大学教授很多人都开宝马。
在美国的那段日子我就熟悉宝马这个品牌了，好的品质总是能赢得消费者的认可，朋友圈子里面也有不少宝马的忠实用户。现在技术是日新月异，宝马始终是领导者，并且能够把消费者满意作为战略要点，这很难得。近年来华晨宝马在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好，我注意到这个企业非常注重推行多样的具有社会贡献的公益活动，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企业，再加上过硬的好的产品和服务，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和认可这个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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