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改革、发展、稳定的理论探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建构（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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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发展、稳定的理论探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建构

许庆朴


[提要]
本文意在总结改革、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的历史经验，探寻其理论形态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改革、发展、稳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各自完备的理论形态。通过经济改革的制度探寻，扬弃传统社会主义，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通过社会生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机制的调整变革，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改革、发展、稳定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题内容，构筑了这个理论新的体系框架。改革、发展、稳定已成为当今中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全面准确地理解、把握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及相互关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作者尊重事实，不走极端，以责任、严肃的研究和信心、乐观的心态论述问题，但不回避问题，并想从理论上弄清楚；有些问题阐释颇多，但许多是自己的独立认识。
[关键词]
改革 发展 稳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作者]
许庆朴，1942年生，山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主流热点。人们一般按照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框架体系顺序进行研究。本文没有顺着这个思路走，而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实际做了哪些事情出发，试图探索出一条新的与主流体系互为补充、相辅相成的理论发展线路和框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在党中央领导下，经历了从经济改革到社会改革、从传统发展到科学发展、从安定团结到稳定和谐的变化过程，正是在这三大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三大理论，即改革理论、发展理论和保持社会稳定理论及由其所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发展、稳定成为当今中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本文以中国三十余年改革开放实践为依据，力求完整准确地理解、把握和论证这三个理论及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以总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和价值，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
全文分四部分，前三部分通过总结经验，探寻和论证改革、发展、稳定的理论形态，在此基础上，第四部分论证和揭示改革、发展、稳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关系，试图构建一个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框架体系。

关于改革的理论

改革理论将包括改革的对象、依据和今后任务；经济改革的制度探寻；改革的政治路线；改革的基本取向；改革的方式和进程；改革的根本成果等。这是从为什么改革和怎样改革方面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其中，着重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改革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问题，说明改革就是探索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一、关于改革的对象、依据和今后任务
中国的改革改什么？就是改革上世纪五十年代从苏联学来的经济上单一公有制和计划化、政治上“一党专政”及其对思想文化的严密控制从而使经济缺失竞争，政治缺失民主，人民缺失自由——这样一个高度集权的制度。它在中国历经三大改造、社会反右派、党内反右倾、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讲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等，逐渐被强化、僵化形成了一种对财富、权力、真理垄断控制的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危及人的生存，漠视人的尊严，阻碍人的进步，滞怠了我国社会的前进和发展。它在中国根深蒂固，并已经形成维护它的庞大既得利益势力，因而不是一次两次改革所能解决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决心对它进行改革，是时事大势所逼、对世情和国情有了新的认知和判断的结果。
人类是向上的，世界是一体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世界所关注的重心不再是东西方对抗、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及其相联系的战争和革命，而是和平和发展问题。各国都在积极探寻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五十年代不论在中国和亚非拉还是在欧洲及北美都程度不同地建立了公有化或计划化体制，但到八十年代却发生了世界性的私有化市场化浪潮。英国工党政府和北欧各国率先进行改革，这股浪潮甚至冲垮了苏东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早改革，早成功；不改革，死路一条。之后，随着跨国公司和互联网的出现，各国之间开放和世界一体化进程也明显加快。在这种世界大势下，1966年开始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痛失机遇，陷入共同贫穷封闭愚昧的境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封闭导致落后，中国必须跟上世界，必须顺应和平、发展、改革和一体化的世界大潮，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
但中国要改革和发展，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认识自己，即如何认识中国基本国情，也可以说如何认识中国社会主义所处发展阶段或当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当时中国是一个意识形态化的国家，社会主义是衡量一切的价值和标准，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落后的俄国实行了，更落后的中国也按图索骥，实行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进而又搞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等，这就在制度上和指导思想上超越了阶段，脱离了中国国情，拔高了中国社会性质，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接受这些严重教训，就必须进行制度改革，不改革没有出路；只有通过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得到新生，才能在改革进程中对社会主义及其发展阶段做出新的判断，纠正超阶段错误。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使我们明确认识到：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当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再是那种超阶段的传统社会主义。这就在理论上创新了社会主义，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纠正了超阶段错误，也为改革政策的制定找到了根据。多年来我们就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依据“初级阶段”这个判断，深化改革和谋略发展的。
中国改革的任务，分2009年之前和之后两个时段来说明。2009年即今天之前，1979-2009年这三十年，主要任务是解决共和国前三十年（1949-1979）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积重难返阻碍社会发展的公有化、计划化和权力过分集中三个老问题，其中的难处是解决和处理与其相联系的庞大既得利益势力的利益问题。这种既得利益势力既是利益获得者切身利益的客观存在，又是一种长久形成难于控制和抵御的思想倾向思维习惯的话语权表达；这种既得利益势力，不分阶层、民族、有权者还是老百姓，因而不是什么集团，而是一种由共同既得利益维系着的被动改革势力。他们顽强地维护着自己既得的利益，不时地向改革发难，但最后也能跟着时代和改革的潮流往前走。前三十年改革的主要思考向度之一，就是在如何应对这个势力的纠缠和阻挠及由其所压逼激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寻上。
历经三十年改革，这个传统既得利益势力大大削弱；但在一些改革未及的部门或领域仍然根深蒂固；另外，在改革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生的既得利益势力，他们既不愿回到旧体制又不想通过深化改革创建新体制；并在今天呈现出来新老既得利益势力利益渗透结合形成新的权力障碍阻挠改革的情形，致使改革呈现了如下复杂状况：单一公有制的传统所有制格局已经改变，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份制度已经形成，但公有与私有的名份及关系并没有得到正名和理顺；计划经济体制已经被打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和体制远没有达到相对平衡和完善的程度；由于多种经济成份和市场经济的存在，还由于执政党对人民高度负责和自觉改革的态度，那个过分集中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力体制已经从基础上和主体上开始松动或动摇，但在党权与民权的关系以及“第一把手”专权制衡问题上还没有找到既合民主法理又合中国国情的具体制度操作道路。由如此种种的制度缺失、观念落后、利益薰心等所带来或加剧的产权制度难以明晰、发展方式难以转变、“三农”问题严重滞后、环境污染严重、贫富差距过大、党政官员和国企私企管理层腐败等问题日渐突现，其势头也难以在短时期扼制。
因此，2009年之后也可能是十年或更长时间，今后中国改革的对象和任务就是解决共和国后三十年（1979-2009）改革未能解决的老问题和改革发展中产生的新问题，例如：经济制度改革中对国企以至私企的股份制改造工作仍然举步维艰；经济运行机制改革中主要是国企垄断这个老问题还有教育、卫生、住房等公益事业过度市场化问题都亟待解决；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所要求的管理体制变革任务艰巨；社会改革中事关人的生存保障的医疗、养老和低保等社会保障制度开始起步也主要是因为制度建设的缺失而远未全面铺开；政治改革中维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权力机构分立制衡制度及领导人选举制度的改革尚在酝酿探讨阶段，等等。新一轮改革的难处仍然在于能否超越新老既得利益势力的利益屏障，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古今中外的改革都是难在公平地解决个人的或集团的既得利益尤其当权者的既得利益上。中国改革实际上是执政党的自我革命，深化改革阻力仍然主要来自上面，改革任重而道远。中国改革仍处在攻坚阶段，所以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全党继续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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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主义理论 特色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 理论体系 社会主义 理论 改革 社会主义 建构 探寻

二、经济改革的制度探寻：重塑多种经济成份制度；依托股份制重建“个人所有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这是一个极其重要、复杂和难以回避的问题。
中国三十余年的改革，实际就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带头解放思想和带头组织领导下，自上而下，依据真理标准和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不断突破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束缚，不断冲破传统权力机制对改革的各种限制，不断吸取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建构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邓小平支持和倡导的真理标准贯穿改革的全过程。自改革开放以来直至今日或甚至今后，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家对改革不断提出批评，既得权益者也不时出来阻拦改革，这都是难以避免、可以理解和正常发生的。他们扮演着老道家长的习惯角色，最后在实践面前总是无可奈何；由于党中央的坚定不移和主流民意的信心百倍，他们也总是能够跟着改革的潮流往前走。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本意也是出于应对传统理论传统既得利益者的责难和挑战。在真理标准指导下形成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显然，这是一个价值标准，不是制度模式。在这个标准下，传统的社会主义标准受到质疑和重新评判，传统理论权威显得苍白无力，并由此引发了我国党和人民思想的大解放。邓小平之所以没有提出适应这个价值标准的制度模式，是他认为社会主义新制度的创造只能靠实践，靠“摸着石头过河”。经过三十余年摸索，我国找到了替代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份制度和以国家宏观调控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1]
这个新制度取得了巨大成功，并且需要相对稳定，但同时更为需要的是前进、是深化、完善和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这是因为：其一，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份制度已经确立并在中国创造了奇迹，但在企业内部，因股份制缺失或不健全，个人财产得不到增值，入股不分红现象比较普遍，工资收入也难能再增加，加上国企及私企管理层的特权、高薪和腐败等而导致的国有企业以至私人企业中员工个人的生产积极性问题并没有解决，企业效率难以持久和再提高，深化企业改革举步维艰。其二，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并带来中国巨变，但在企业外部，由于市场的主体——企业缺乏完整的独立地位和国有企业对资源要素和资本金融市场等的传统垄断，国内市场难以形成平等竞争和共处双赢的新局面，这又直接影响了企业的积极性。其三，由承包制为动力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和城市公有企业各种承包生产经营制度早已形成并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承包制的产权局限性和利益局限性日渐凸现，致使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急剧丛生，中国贫富差距加大，因而它只能是一个过渡性制度，适合当时我国处于经济停滞半停滞时期的大干快上和解决我国公有化所带来的人的生存和温饱问题，不适合今天我国经济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更难以满足大多数人尤其是穷人及弱者的发展需求，从而实现共同富裕达到最终使每一个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目的。所有这些现实问题，都集中到如何发挥承包土地的农民个人、企业主体——员工个人、市场主体——企业（国企和私企）的积极性上。这是中国的老大难问题，不能靠停滞或走回头路来应对，只能往前走，靠继续改革、深化改革去解决。那么，如何继续深化经济制度改革呢？
首先，在完善新建立的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份制度方面，继续总结借鉴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我国自己创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即：实行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城乡个体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共存共荣的经济制度。这是一个非常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从根据地到建国初期几十年摸索出来的成功经验。其后被极左的公有化制度所替代了，在改革开放之后又被重新肯定、起用和重塑。它摈弃了单一公有制，继承了多种经济成份，肯定了公有制的领导或主导地位，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从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和地主土地建立起来的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公私混合的多种经济成份制度（第一环），到公有化的单一公有制制度（第二环），再到公有制为主导的公私混合的多种经济成份制度（第三环）——建国后所有制历史发展的这个链条看：（1）地主官僚少数人享乐而人民大众受苦受难的旧社会制度被新民主主义社会理所当然地替代了；（2）公有制成份被这三种经济形态一脉相承地保留继承下来，并始终占有主导或领导地位；（3）个人私有权也应当被这三种经济形态继承保留，但在第二环节中却被人为割断了，所以第三环节要修复它，重新恢复了保存个人私有权的多种经济成份制度。开国以来的历史表明：共和国经济正是在保留个人私有权和实行多种经济成份制度的两个时期充分发展欣欣向荣，而消灭个人私有权实行单一公有制时期出现了长达二十余年的停滞和共同贫穷。可见，今天要完善新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应当继续尊重这种历史继承性，保持公有制成份和它的主导地位，保持个人私有权，保持多种经济成份平等竞争制度，而拒绝极端的公有化传统制度，拒绝由少数人占有垄断财富导致多数人贫富落后的私有化旧社会。
其次，在完善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大约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市场社会主义”从理论上基本解决了公有制与市场、计划与市场的结合问题，在实践上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实行国有和由政府宏观控制的计划调节，形成了世界性的计划化公有化浪潮；从八十年代开始，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市场调节和公私混合经济制度，又形成世界性的市场化私有化浪潮。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在这个浪潮中逐步形成和初步确立的。既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刚刚确立，那么，现在的工作就不能拆台，只能补台（有些议论老是拆台），只能巩固它，发展它，完善它。由于中国市场经济起步晚，当今最重要的仍然是继续借鉴外国经验：借鉴亚洲“四小龙”大力发展民营中小企业的经验，以增强国力，致富于民，壮大市场主体，并解决国家压力最大的就业问题；借鉴发达国家企业百年股份制经营尤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政府大力推行股份合作的经验，以加快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使生产资料所有权以价值形态再度回归个人，使无产者变有产者，工人做股东当家作主人；借鉴欧亚各国处理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经验，一方面借鉴欧美市场运作经验，继续削弱国有企业垄断地位，以形成平等竞争的真正市场氛围，另一方面借鉴东亚强政府效能，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努力创建自己的保障机制以应对不时到来的经济衰退和制止某些领域的过渡市场化，规范政府职能使自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与有效管理这只“看得见的手”互相结合，相互制衡，以确保我国经济的安全、增长和效能。
最后，全面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理论或许是更根本的，这不妨再回到马克思那里去思考，用马克思“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思想去说明改革，厘清什么才真正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毕竟是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在马克思所有制理论这个问题正本清源，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理论就糊涂着不能自圆其说，公有制的主导地位也不知道如何去说明和加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有一段关于“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话，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成为热点，在当时“不争论”语境下，实行了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这实际上是在重建个人所有制，但多年来人们所认知掌控的理论落后了实践，理论界认为是完善公有制，与个人所有制不搭界，害怕马克思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会引来私有化。这是一个需要正本清源的学术理论问题，应该提出来重新学习和认识。
《资本论》是49岁的马克思成熟之作、全世界公认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之作、权威之作。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之七“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中这样写道：“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2]这是有关“个人所有制”最为经典的表述。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不能忽视或小视这段表述，重读马克思最重要的就是不能漏掉了这段文字。
解读马克思这段话，它拟有四层含义：
第一层，马克思所要重建的“个人所有制”是什么？马克思“这种否定（第二次否定，作者注）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这句话，明确告诉我们：他所要建立的个人所有制是从所有制内部公有与私有两个要素构成上讲的，它不是重建纯私有的私有制，也不是恢复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人私有制，更不是重建资本家的私有制，还不是今天公有制与私有制同时存在的混合经济制度，而是依托股份制（马克思说股份合作制把私人资本社会化了）重新建立社会公有与个人私有相统一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有时称之为“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这就是说，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观点本身不能给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提供理论依据，也没有给空想的传统社会主义为公有化辩护留下余地。

第二层，马克思这段话揭示了人类社会所有制发展的历史规律。他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这个“否定之否定”三段式揭示了人类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发展的规律，即：由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人私有制、到资本家的私有制、再到或重新建立社会的或联合起来的“个人所有制”。起点是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人私有制而不是传统认识的原始社会公有制，终点好像是回复农民手工业者的个人私有制，实际是重建社会公有和个人私有相结合的“个人所有制”，而绝不是建立传统认识的共产主义社会全民所有制。并且，在这两次否定过程中，“个人私有权”始终没有被否定，并被三种递进的所有制一脉相承地肯定、保留和继承下来。《共产党宣言》等著述中讲的“消灭私有制”是指消灭资本家的私有制，不是消灭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人私有权（它的大部分让资本家给消灭了，不需要无产者再去消灭它）。这同传统所有制理论由原始社会公有制、经过阶级社会私有制、再进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全民所有制其间都是一刀两断，没有继承性的认识是不同的。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发展，如果没有“个人私有权”这个继承性，那就不符合历史，也已被苏东剧变和中国成功改革的实践证明是永远也不会实现的空想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上，这个“个人私有权”之所以始终传承下来，就是因为它能够从根本上确保个人的生活来源，确保个人的生产兴趣，从而确保个人的自由；反之，如果一切财产归公，那么他就什么也没有，任何再先进的国家也难以做到保证已经失去财产一无所有的人的生产兴趣和生活自由这一点。这是马克思“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真正理由。
第三层，怎样“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内在意图是把无产者变为有产者，使人人有产，像历史上的个体农民那样有产才有兴趣、才有自由才能成为自由人，社会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为实现这个理想，他设想分两步走：第一步，通过“剥夺剥夺者”建立“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即没收资本家财产归国家所有，建立社会公有制。1956年中国已超度完成这个阶段。第二步即在公有制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让生产资料通过股份制的形式再回归个人，使人人都占有生产资料，无产者变有产者。中国正处在这个阶段的初期，正在以股份制的形式开始这样做着。在城市，目前正在对旧有的经济实体进行各种形式的股份制改造；在乡村，新上的集体合作经济组织如专业合作组织和社区合作组织等都是在保障农民和农户的财产权益基础上进行的股份合作，对农民家庭承包的土地使用权也作为实际的产权进入市场。既使纯粹的私营企业最终也得走股份合作这条路方能长久不衰。现在我国是运用股份制改造公有制，而以前发达国家是运用股份制改造私有制，各有各的背景和道理。只要走上股份制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实现着“个人所有制”，就是走向共产主义。目前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实行着股份制，也就是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走向共产主义——马克思最愿看到全世界共产主义那种“同时胜利”的社会场景。这种走向场景不合乎主张“你死我活、永远对立”的传统意识形态，但确是马克思的设想，并合乎现实世界的状况。因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设想既是未来理想社会又是正在实现着的现实社会。在马克思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不能再把共产主义束之高阁遥望无期，它事实上正在全世界缓缓渐次地实现着。
第四层，重建个人所有制将使人们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把马克思设想的第一步实行国有化和第二步建立“个人所有制”这样的两个阶段统合起来，就是在社会公有（以股份公司形式存在）基础上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以股权股票形式存在）。就是说，股份公司通过拥有生产资料的经营权、使用权和管理权实现社会公有，而个人即股东通过股权股票拥有生产资料的终端所有权实现个人私有。由此可见，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是未来社会的社会公有与个人私有相统一的一种新型的高级所有制，是一种又公又私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它既高于纯粹的公有制又高于纯粹的私有制。其具体优越性是：它的社会公有性，克服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人私有制的分散性孤立性，又避免了资本家少数人独占生产资料的各种社会弊端；它的个人私有性，则维护了每个人的基本利益，调动了个人积极性创造性，使人人占有生产资料，无产者变有产者，为共同富裕和成为“自由人”创造条件，又以一种崭新的形态与空想社会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纯而又纯的公有制观念划清了界限。可见，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既讲社会公有制又讲个人私有权，是一种公有与私有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再明白地说，单纯的公有制“公有化”和单纯的私有制“私有化”都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公有与私有相结合的制度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只要建立起这种全新的认识，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理论、我们的实践就会变得更加真实和踏实。中外社会主义者只讲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或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公有制，完全忽视甚至消灭一切私有财产，并不一定那么准确、全面和科学。我国理论界把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使劲地往公有制靠也不够学术和应当。他们离开了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固守着传统的公有制社会主义观念，都没有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理念和他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所以，我国改革的理论基础应当回归马克思，用“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思想说明改革，说明实践，进而说明历史。从理论源头上论起，使我们的理论真正能够回应实践，尊重和敬畏实践，走出空想社会主义影子，重新认识什么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

三、改革的政治路线，就是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也就是要“三个坚持”：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一百年不动摇”。中国的落后使这一条成为长久不变的信条，只要有这一条，中国的改革就有了基本遵循，不会再陷入阶级斗争为纲和人整人人人自危的政治漩涡。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为改革开放立规矩。这就是说，没有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人民民主专政政权这几条规矩，就难成社会主义改革大业之方圆；也就是说，改革开放要在这个意识形态的实体框架下慢慢来，保守一点或激进一点都属于自然，但进取、创新、突破必然不可缺少，这或许能使人民政权更加久远。三“坚持对外开放”。“开放”是一种政策，一种工作，但更重要的是一种宽阔的心胸、远大的眼光和开放的世界观。它主要着眼于人们长期形成的封闭狭隘思想方式的转换，对于国家是打开国门，对于个人则是打开眼界，“睁眼看世界”。开放与改革互为前提，相辅相成，如果没有开放，既不能产生改革的要求，更不知道如何改革。因此，只有那些坚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1]这样的开放眼光和宽阔胸襟的领导人和这样的党，才能改变僵化落后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四、改革的基本取向：是市场，不是计划。
我国的传统社会主义是从苏联模式来的，它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权力高度集中，统得过多和过死。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使国家迅速集中力量办了许多大事，取得了显著成就，表现出通常引以自豪的优越性；但也不能不看到它的另一面，这种权力体制使经济缺少竞争，政治缺少民主，思想缺少自由，文化缺少创造，国家缺乏人本精神，人民缺乏主动精神，从而使社会整体上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处于一种僵化或半僵化、停滞或半停滞的落后状态。所以中国改革的基本取向，就是一定要打破这种高度集权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建立既保留集中和大一统的优势和优越性又不过分集中统得过多过死以至权力至上“把人不当人看”这样一种集中和分散相结合、集权和分权相平衡的权力新体制，坚持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坚持以民主为取向的政治改革，坚持以人本为取向的整个体制制度改革。
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总是相辅相成紧密相连，单独的经济改革是没有的，单独的政治改革是危险的，只有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结合起来，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才能逐步建立。但市场经济毕竟是基础，是一种经济民主，一种以市场主体自主选择为基础的平等契约关系。商品就是一个天然的平等派。只有经过商品交换和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才能造成平等的交往方式和民主的治理制度，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带给公民以独立的人格、平等的地位和民主自由的表达方式，才能在最终目的上使人类社会由“人的依赖性”阶段进到以“物的依赖”为特征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从而为实现未来社会的“自由个性”——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成为自由人准备条件[2]；所以在这里，也可以说，市场经济民主带动了中国政治民主，没有市场经济不可能造就民主政治，中国改革取向的着重点是市场。
但不论是市场经济的完善，还是民主政治的建立，其最后落脚点都是人而不是物，是人的生活的改善和人的自由度的提高。否则改革成果再辉煌，国家再强大（如前苏联）都很难被人民所认同。三十年改革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民生民主的个人独立自由的理念实际主导着我国改革的进程和方方面面。从突破苏联模式来看，权力高度集中的最大弊病就是束缚人，压抑人，使人不独立不自由。因此，我们的改革只要坚持人本取向，符合人民的意愿，就有底气有勇气制定和实行像邓小平的先富后富、经济特区、用股份制改造企业那样大气的政策，对高度集中的传统体制真正有所突破，建立起为中国人内心接受的社会主义。当前鉴于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加强国家计划宏观调控的导向作用是必要的，但根本的出路还是改革，在市场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过分的宏观调控会重走计划经济的老路，频繁的宏观控调信号不利于增长方式的转变。我国改革的基本取向仍然是市场，而不是计划，这个方向不能变。变了就是改革的半途而废，因为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只有靠市场才能最后冲破它；调动每一个人和每一个企业积极性这个老大难问题，也只有靠市场才能最后解决它。
五、改革的方式和进程。中国三十年改革，是一个先南方试验后北方推开，先东部发展后西部开发和东北振兴，先乡村“大包干”后城市大承包和股份制改造，先经济大步变革后政治和文化小步内变，在全国逐步推进的过程。有人称“渐进改革”，不无道理，渐进、改良是共产党执政后社会变革的常态，大轰大嗡、大起大落的变革方式已经过去。从整体上看，中国人口众多、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改革史无前例、左倾习俗根深蒂固、传统计划体制及其既得利益势力强大、国外敌对势力干扰和不断变化的国际关系等，决定中国的改革只能慢慢来，以渐进、过渡、实验、大改革小步走的方式进行。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中国实行了大改革，那时农村“大包干”，城市股份制，国退民进，公降私升，先在沿海设立特区，开放港口，后在整个中国搞了市场经济和全面开放。但这些大的改革都是一小步一小步走过来的，大约走了二十年。自新世纪开始，主要是发展和建设，大的经济制度改革已经过去，小的体制改革、制度调整正在进行，如医疗体制改革、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行业垄断体制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城乡二元结构调整以及一系列小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调整等，小改革接连不断并有深化推进之势。今天中国就处在这种小改革大发展阶段，这还要持续几年或许到2020年前后，中国发展的速度可能走向和缓，但改革的步子有可能加快，拟将会出现新一轮大改革热潮，那时经济改革更加系统配套和完善，政治改革将有新的突破和建树，文化、教育、卫生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改革新局面将会整体出现。总之，改革有起有伏，是不停顿的，但在整体上是渐进有序的。
六、改革的根本成果。改革成果的突出表现就是社会生产力长足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普遍改善，但更为根本的改变是文化，是人们思想理论观念、思维行为方式在市场经济和世界一体化趋势推动下开始的大转换，即：社会经济上的纳税人观念、双赢观念，社会政治上的民主、法治和人权公民观念，思想文化上的个体独立、平等和自由、博爱观念等，以及政治理论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等，正在为中国人所接纳和认同，过去形成的人身依赖、政治依附、以及极端阶级偏向、你死我活的单向度思维、斗争哲学和传统社会主义认知等正在改变，几千年形成的“把人不当人看”的官本意识也开始松动和改观。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中国人正在融入世界，并从容平和地面对世界，“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中国人也开始乐在其中。这些应当是改革开放带给中国的最实质性进步——中国人的进步。社会主义价值的可贵和制度的优越开始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第一次得到比较全面的体现。这种改革成果不是由人们自己对是非的喜好所能漠视低估得了的。

关于发展的理论

发展理论将包括发展的目的和战略步骤；发展的理念遵循和大政方针；发展的方式、道路和今后工作；中国发展的主要特色等。这是从发展的目的和具体怎样发展方面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其中，着重阐释了发展的方式、道路和属于最终目的的“人本共产主义”问题，说明必须用科学、人本、和谐的理念和精神进行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一、发展的目的和战略步骤
发展是指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生产包括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现实中国的发展，是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全部社会生产的发展，这种发展将贯穿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国发展的目的有直接目的和最终目的两个层次。直接目的就是富民，致富于民，藏富于民。只有富民，才能有真正意义的富国强国，才能对自己的人民和对世界具有真正的说服力，从而才能应对或避免各种形式的诸如已经过去的亚洲金融风暴和今天正在面对的世界金融危机这样的经济衰退，应对或避免正如已经过去的六是事件和藏独叛乱以及刚刚停息的新疆“5·7”暴力冲突这样的政治危机；也只有富民，才能出现文化的现代化高潮，使大多数人摆脱愚昧状态，成为高素质的人。因此，当今中国发展最直接面对的现实目标不能再是过去的富国和强兵，而只能是今天的富民和惠农，实现对人的现实关怀。
对于最终目的，需要摈弃传统的仅仅从“物”即公有制方面理解共产主义的物本“公产主义”理念，回到马克思的“人本共产主义”学说去重新思考，实现对人的终极关系。《共产党宣言》里有一段不起眼的话“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层是未来社会的每一个人人都是自由的人，另一层未来的社会就是由这些自由人组成的联合体，恩格斯称这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叫做共产主义。这就是说，马克思是讲自由的，但他是主张人人成为自由人，无产者是为了争得自由成为“自由人”而革命奋斗的；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不是财产大归公的“公产主义大公社”。这段话有这样一个故事，1894年即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意大利社会党人朱·卡内帕请求恩格斯为在日内瓦出版的周刊《新纪元》找一段最能体现马克思的信念和精神主张的题词，以区别于但丁曾说过的“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难”的旧纪元，恩格斯在答复中说：除了《共产党宣言》这段话以外，“我再也找不到合适的了”。[2]可见，这段话的份量之重！“自由人”和“自由人的联合体”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对此，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进一步解释说：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3]这就是说，每一个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从而成为自由人，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或叫做基本原理，但人和社会不可分，“自由人”和“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也不可分，它们应该同生共存。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存在形式，共产党人的最高社会理想；自由人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主体，共产党人的终端价值目标。
总之，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这样的，在那里：（1）人是独立自由的，既不是“人的依赖性”，也不是“物（资本，本文作者注）的依赖性”，而是“自由个性”（出处见前面“改革的基本取向”一节），实现人的自由是马克思的根本价值理念；（2）每一个个人即一切人是自由的，“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不是如同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障碍，实现每一个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从而成为自由人是马克思的终端价值目标；（3）共产主义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而不是离开人的自由离开每一个个人自由发展而财产大归公的“公有制共产主义”（本文称为“物本共产主义”），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的最高社会理想。对于马克思的这种以人的自由为根本价值理念、以一切人的自由为终端价值目标、以“自由人的联合体”为最高社会理想的共产主义，本文称之为“人本共产主义”。
这种人本共产主义，它如同中国的“大同”理想和邓小平所讲的“共同富裕”目标一样，应该都是价值目标不是制度设计，但它需要并依赖制度设计，前面讲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就是马克思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在经济制度方面的预断和设计。这个人本共产主义目标是一种永恒的永远的美好理想，世界上的人们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它的实现，但又不可能达到或者说永远达不到却又不断地达到并真实地实现着，因为社会总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人的自由程度总是不断提高。所以，世界及中国的共产党人始终不渝地坚守马克思预示的这个既不能最终实现，但又可以通过革命、改革和发展的途径不断地得到实现的伟大理想。这个理想贯穿并主导着马克思整个学说，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原理。传统社会主义只从“物”即公有制上理解共产主义，缺失了“自由人”这个主体，是对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一种不完整认识；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如果离开人本共产主义，讲革命、谈改革、论发展，那么这种革命、改革和发展就会离开马克思主义越走越远，有可能被引领到马克思批评的封建的或小生产的社会主义那里去，或者仍然维系在传统国家传统社会的水平上。
总体战略目标是实现现代化，为了现代化，党中央先后设计了具体战略步骤：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大三步”，1997年十五大提出“小三步”，2002年十六大在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是可行的并正在实现着。不论“大三步”还是“小三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一致表明现实中国发展的核心理念是民生和富民，是以人为本，是在为“每一个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不断准备条件。当今中国对人本共产主义的开始回归真正坚持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
二、发展的理念遵循和大政方针
关于发展的理念遵循：应当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因为它合乎国情，党的十七大报告概括说，它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4]概括得简明、准确、完整、可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依据马克思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而提出来的，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贯彻科学发展观要实现两个实质性的转变：一个是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见下节中国发展的方式、道路和今后工作）；另一个是执政理念的转变，即由以国为本向以人为本的转变。毛泽东那代人一生救国救民、为国为民，新中国开国以来，又一心一意不惜牺牲一切为了建设一个强大工业国。大约从邓小平开始关注“现实的人，”“人民满意不满意”，到江泽民、胡锦涛正式提出了“以人为本”，并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从“以国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转变。这个转变既是对马克思“人本共产主义”的回归，更是对中国传统执政理念的扭转，具有根本的方向意义。——这是从理论观念上开始转变传统执政理念。2008年，汶川救灾对每一个个体生命的珍惜和尊重，北京奥运会残奥会从每一个细节上对人关怀，正在普设的对全国每一个伤残者和低保人的救助制度，正在推行的覆盖城乡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破天荒地开启了对弱者的关怀，对个体人的尊重和关爱。——这又从实践大局上标志着我国传统执政理念的开始转变。
发展的大政方针：“对内坚持和谐发展，对外坚持和平发展”。[5]历史总是内斗必求外争，内和必致外和。不论和谐发展还是和平发展，当今中国的对内对外方针都是“和”而不再是“斗”，都是双赢共赢而不再是谁战胜谁和谁代替谁。人世间和为贵，斗争不可避免，但过度的斗争既伤人又伤己。斗争哲学，物极必反。当今中国奉行和谐和平之大政，是人心党心善与良开悟的自然选择，是认清世界大势顺应和平与发展时代潮流的理性选择，是回应国外“中国威胁论”和国内贫富差距加大、环境污染严重和群体事件频仍的现实选择。它所倡导的互利合作、平等双赢、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大政理念，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兴无灭资、你死我活、赶超冒进、好走极端的发展理念，也不同于中国近现代史上那种由政治全盘设计的公有化、计划化、公社化等一刀切、一刀两断、绝对化的制度理念。因此，有了它，世界将会更加尊重中国，中国也会更加尊重自己。一个人心平气和、社会安宁、自然而然的中国，民族复兴是定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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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的方式、道路和今后工作
发展方式或曰“增长方式”，主要是如何处理社会发展重点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数量与质量、速度与效益（通常表现在结构、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关系问题，实现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由依靠消费资源和牺牲环境向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转变。这是中国发展的老大难问题。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直至今天，我们仍未从重数量和速度，轻效益及结构、资源、环境的粗放旧模式及其惯性中摆脱出来。这主要受我国人口多和农业国、公有化和计划化、以及各级强政府弱社会状况所规定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但这种发展方式只是一时成效，不可持续发展，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危害愈来愈大，现在正在扭转。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其实质性指向就是要转变这种发展方式。目前我国在政策实践上，增长方式已开始由主要依赖投资、出口推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推动转变；由主要依赖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赖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制度创新转变。这种发展方式的转变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转变相辅相成，并始终受后者规定制约，因而是一个艰难渐进的过程，但随着科学发展观的导向和践行，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一个突破性实质性的转变，那时，我国社会生产发展将真正走上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的轨道。
中国发展道路已经呈现出一定特色，主要有：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建设道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军队和国防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文化现代化道路。它们占据了中国社会生产包括科技、工业、农业、城市化，政治、军事、文化、社会建设和人口控制等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自身生产发展的主要领域，具体内容非常广阔，这里不作陈述。当今中国发展相对于中外传统发展来说，必须要有自己的特色，这个方向和路子对头；但要真正具有特色，并不容易，它是一个长期积累不断发现的过程；令人兴慰的是，这些已经有了一定特色积累的发展道路，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践行，正在克服传统发展道路的弊端，开始彰显着和谐的理念和科学、人本的精神。
今后发展的任务和工作。这里不作一般陈述，只作点滴解说。
在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上，核心技术的创新是主要的，也是我国一贯追逐的；但从整体上看，中国科技仍然相对落后难以达到核心部位的整体创新，所以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段里，发展的主要方式仍然学习和借鉴；世界历史上所有后进国家的近代化和现代化都是靠拿来主义和购买技术，因此中国应该老老实实地向外国学习，真正弄懂人家的先进科学和技术，拿来为我所用，用来创造财富，用来消化改进，进而创新和超越，踏踏实实地提高我国的科技水平。
在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上，主要是实现国企的真正转型——继续完善股份制度和现代企业制度，使本企业全体员工真正当家作主，使国有企业真正独立面对市场；同时，下大气力进行结构调整及开征资源税等制度改革，迫使现有企业技术革新、改善管理、节能减排或破产、转产、拍卖。不然，那些习惯于依赖垄断、依赖国库补窟窿、依赖地方政府保护的一般性国有企业没有出路。
在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上，中国的根基在农村不在城市，因而解决中国问题的起点和办法也还在农村。不论过去的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责任制，还是现在的“三农”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贯穿着一个共通的东西就是农民的自觉自愿和变革的自然而然，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为实现某种政治设计或政绩需要再强迫他们，再指挥他们，再代替他们下决心，中国农民总有自己的想法和办法，无为而不无为，只要这样做才算真正接受了农村工作的历史教训。
中国特色城镇现代化道路就是起点在乡村，办法在乡村。中国这么多的农民不可能转移和安排到现有的城市，加速这种城市化必然造成比墨西哥更大的城市贫民窟群和难就业群。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农民就地变市民，村庄就地城市化，而现实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愈来愈多的村庄已经或正在城市化，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只有少数人留在城市而大多数人往返城乡或回到家乡做起了市民和城市工作，因为他们不会再放弃实际上已经属于自己财产的土地和在自己家乡就业的更大发展机会。由农民到半农民半市民、由乡村到半乡村半城市、城乡差异渐次模糊消失，这恐怕是一个趋势，自发的“农民工潮”加速了乡村就地城市化过程。这应当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特点。
在中国特色社会建设道路上，社会建设主要是个社会保障问题，就是相对减少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增加社会福利和居民收入。中国人多、农民多、穷人多，懒汉也不少，所以要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道生存底线一定要设立；中国人不论穷人还是富人还是一般人都有“后顾之忧”，所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可缺位；中国人“忘子成龙”心理很重，所以教育制度要公平，中国人“家”的观念很强，所以住房政策要合情理，以保障孩子有学上，人人有房子住。满足中国人的这些基本需求，主要靠政府和企业掏钱是不能持久的，除最低生活保障费用应由政府包下来外，其他福利均应当与个人挂钩，实行低水平的政府、企业、个人分担缴费的办法；但更为根本的办法还是增加农民的收入，让农民充分就业。农民就业不充分，有效工作时间短，收入水平必然低，只有通过充分就业增加他们的劳动时间，提高他们的劳动收入，才能长久维持和不断提高他们的社会保障水平。在中国，这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中国社会建设的特点也许就在这里。
在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上，参见后文“保持社会稳定的政治制度”一节。
在中国特色军队和国防现代化道路上，参见后文“保持社会稳定的安全屏障”一节。
在中国特色文化现代化道路上，今天中国的文化建设是经济建设带着往前走，真正的文化建设高潮并没有到来，全国高校试图上规模扩地盘至今仍处在难受的境地，国家的钱主要用于经济社会建设，人民也不太关心用心于文化，所以文化热要到本世纪中期经济现代化基本完成时才会出现。在世界一体化大势下，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向，既不是完全的中化中国化也不是完整的西化发达国家化，而是在中国现存本土文化基础上构建中西合璧中西融合的现代新文化，其核心是中西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渗透与融合，包括与属于西方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融合。经济和文化总是相反相成，经济越一体化文化越个性化。中国文化的个性化趋势是任何党派、任何主义所左右不了的。这个趋势在毛泽东时代以那样大权威“灭资兴无”强制推行苏俄社会主义都没能改变，今后更不会再有什么主义所能改变它。
四、中国发展的主要特色：
一是，中国发展实行了主动而全面的对外开放，并开始融入国际社会。这个开放既包括对各国的世界开放，对国内省与省、县与县、村与村、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地方开放，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各行业的社会开放，更应包括人与人、人的内心世界的开放。封闭的中国成为开放的中国，封闭的中国社会成为开放的社会，封闭的中国人成为开放的人。这不论对古老旧中国还是对新生共和国来说，都是破天荒的进步。正是这个开放给改革和发展带来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并重新赢得世界的尊重、信任和向往。
二是，中国社会中开始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以人为本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发展和共产党执政的新理念。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官本位、权力至上的国家，人只是作为统治者改朝换代富国强兵的工具，人不被官当人看，官民矛盾根深蒂固，知识和人才只有在被官利用的条件下才得以发挥作用，知识和技艺没有地位，知识分子的人格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人民共和国成立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推动下，这种权力依附状况开始改观。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响亮地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并初步形成知识丰富人才辈出的局面；新世纪之初，“以人为本”作为执政的新理念也被明白无误地写进执政党指导思想的科学发展观中。这既是对马克思人本共产主义学说的回归，又是执政党执政理念开始发生重大转变的体现。
三是，如前所述，现实中国的发展，目的是明确的，理念是科学的，道路是宽广的，但同时仍必须说：任务是艰巨的，付出是巨大的，探索仍然是比较艰辛的。中国国情定然。这是当今中国发展的又一重大特色。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清醒认识到现代化并不是理想的那么美好，它既是福地又是陷阱，发展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历经三十年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现代化呈现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人民生活普遍提高、人的精神风貌从根本上开始改观的局面。但与其同时，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时期所产生的贫富差距、通货膨胀、环境污染、金钱万能、重利轻义、腐败盛行等社会弊端，以及当前正在由美国向世界漫延的金融危机、经济下滑、企业倒闭、工人失业等社会现象；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世界性危机和由制度本身所加剧的“三农”滞后、经济制度和结构不合理、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等制度性缺失；还有大旱、大涝、大震、大疫、大的安全事故和大的突发性事件等自然或人为的灾害，都程度不同相继交错地呈现在执政党的眼前。上世纪初为避免资本主义弊端，新中国选择了公有制计划化的传统社会主义，毛泽东时代试图通过“三大改造”开辟社会主义道路，但最后走向了公社乌托邦。之后，为走出传统社会主义困境，邓小平时代务实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提出了建设有别于和优于传统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江泽民全面推进了改革开放和发展，并提出执政党建设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讲发展的科学和科学的发展，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转变了传统的发展和执政理念。总之，他们各有各的成功和贡献，也各有各的背景、难处和缺处，为了中国的发展他们都是在全力以赴地探索着。

关于保持社会稳定的理论

保持社会稳定理论将包括稳定的态势要求；稳定的政治制度；稳定的法治理念；稳定的利益杠杆；稳定的安全屏障等。这是从保障社会稳定为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理念和环境方面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其中，从保持社会稳定角度，着重阐释了我国现行政治制度改革及建立权力分立制衡体制问题，说明只有创立这种民主竞争、权力制衡的政治体制机制，才能够从基本制度上真正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保持社会稳定的态势要求。这个稳定是以政治稳定为核心的社会稳定。它对自己的态势发展有三个层次的要求：
其一，保持社会稳定的最低要求，就是保障社会不出现大规模的影响全局的政治动乱，即保障不出现类似苏东事件那样的党内分裂、民族分裂、国家内乱。对于这种动乱和分裂是不允许的，必须加以疏导、制止和妥善处理。这是因为如邓小平所说，“中国不允许乱”[1]“压倒一切的是稳定”[2]，如果引发中国大乱，或许将是一场大内战和大分裂，大流血和大破坏，一百余年革命、建设、改革的成果将毁于一旦，这是任何一个负责任有良知的中国人不愿看到的。但是，小规模的和平集会应当被允许，一般的群体抗争也难以避免，这是实行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现代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常事，一种社会常态。在客观上，它的利也大于弊，它能够不断激励执政者往前走，锻炼这个政权的坚韧性，释放公民心里的淤气，增强民众的民主法治意识，所以没有必要政治过敏引发恐慌效应从而一切求稳怕乱，像六事件之后那几年许多改革工作停摆，传统社会主义回潮。
其二，保持社会稳定的常态要求，应该是保持效率与公平、集中与民主、纪律与自由的大体一致或基本统一；但要拒绝毛泽东时代的与论一律、步调绝对一致和思想完全统一，否则就会重新出现不民主不公平不自由的专制统治。当今中国人口众多，是后发展后现代化国家，虽然公平、民主、自由中国人是渴望的，但要真想得到它们，就必须有一个强政府，从效率、集中、纪律做起，在效率的基础上论公平，在集中的条件下讲民主，在纪律的管束下求自由。这就是说，一定要继续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还要继续坚持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和做一个守纪律的公民，在这个前提下，逐步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和争得个人自由，从而保障社会机体在大体有序而不是失序状态下运行。
其三，保持社会稳定的最高要求是和谐，就是在政治稳定、经济和文化呈现繁荣的基础上，建设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从而达到人的内心和谐、心灵和谐这样一个美好文明的社会。这个社会今天已开始有所显现，并一定会不断地提升和到来。

[1] 邓小平：《中国不允许乱》（1989年3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6页。

[2] 邓小平：《压倒一切的是稳定》（1989年2月26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4页。

二、保持社会稳定的政治制度：一定要走出一条适合中国自己的权力分立制衡道路。只有这样才能走出政息人亡的历史周期率。在这里，从保持社会稳定角度探讨政治改革，这或许更直接更合改革实际。它同经济制度改革一样，是一个极其重要、复杂和难以回避的问题。
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后发展大国，要保持政治稳定，不能再走西方两党制的政治竞争和权力制衡之路，而应当走我国自己的竞争制衡道路，这就是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执政党内民主竞争和党外人民（包括参政党）权力制衡的道路。即不采用西方两党制的形式，而吸取其合理内核——政治要竞争和权力要制衡——但这个“竞争”是在执政党内通过有序民主的方式进行，这个“制衡”是在执政党外依靠人民对执政党的权力进行监督、制约并达到制衡，直到人民满意和答应为止。保持政治稳定要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党内的同志关系，二是党外的官民关系。这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两个基本关系。政治腐败和过去发生的重大政策失误及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党外的群体事件等不正常现象，都与这两个关系没有处理好有关。要真正处理好这两个关系，就必须坚持在党内实行同志之间在制度面前的平等竞争，在党外实行民权对党权的监督制衡；并在党内外实行对党政“第一把手”权力的监督制衡；但这都要靠民主和法治来实现，实行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并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民主是政治生活的实质性问题。它的实现一方面靠呼声和舆论，另方面更为重要的是靠宪政主导的法治化的民主制度。国会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外一切民主政治的标志性形式，对它的重大作用这里不作复述，只想论证有中国特点的人民政治协商制度，使人们建立起对它的信心，建立对它的必然性和重要作用的基本认识。
“真正适合自己的最好制度都是内生的”（林毅夫语）。近代以来外部移植到中国的自由或垄断的资本主义制度和传统社会主义制度最终都没有成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人民政治协商制度，就是革命时期为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而内生的一个好制度。它历经沧桑，至今适应着中国国情和政治态势的变化，逐渐发挥着它应有的作用。中国是一个大国，十几亿人口，民族多，阶层多，农民多，过去山头多现在单位多，利益集团多，本位主义、地方主义、民族主义和宗派主义经常涉政；随着世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将成为一切的最终替代，知识精英及其团体、团队、党派的地位作用日渐突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守纪律的产业工人队伍仍然不断壮大，但主张自由的知识分子、商人和市民更加迅速增长，一个与国家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正在形成，公民社会组织和个人的作用也日渐突出；中国十几亿人口里共产党员有几千万，但非党人们几亿多，在中国官与民、党与非党是主观和谐而客观对立，他们总是领导和被领导、支配和被支配着的双方，官靠民监督，党靠非党制约。如上所述，两党制不可取，但其合理内核——权力制衡——却不能少，如果少了，就失缺制约和监督容易形成不民主的制度。而且制约监督之力度要达到制衡即平衡和统一的程度，但在中国这种制衡不是像外国那样靠某个或某几个反对党，而是靠包括制度合力、机构职责和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方式在内的权力分立制衡制度。十七大报告提出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并着手在深圳等地进行试点，就是试图探寻出一条适合中国的新的分权制衡政治制度。现有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和人大政协机构虽然一度似如政治装饰，但它与一党专政的专制制度相对立，赋有权力制衡的职责，代表着民主的趋向，随着民主氛围的增大和精英成员的增多，它将更加具有前途和生命力。只要真正落实它的职责，补充它的缺位，强化它的作用，就能够逐渐发挥政治制衡作用。这是一个历史过程，英国议会的“橡皮图章”有名无实也是有名的，但王权专制毕竟已成为历史。总之，在当今中国情势下，一党领导仍然不可缺少，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仍然不可避免。
中国现代经济和现代文化的大潮奔腾向前，但农业经济和农耕文化（成文文化和不成文文化）的基础地位没有根本改变，它本能地向往天上的阳光雨露和地上的好皇帝或大一统的好政府和好政党。英美资本主义和苏俄共产主义虽然在中国传播百年，都没有替代仍在日益生长着的中国本土文化，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邓小平创造的中国自己的政治文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新民主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经百年积淀却在中国人心中扎了根。虽然共产党、毛泽东、邓小平他们各有各的功过得失，但他们都是带领中国往前走，人民对他们并没有失缺信任，拥护中国共产党仍是中国大多数人的政治选择。所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项基本原则不能改变。
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只有改善了党的领导才能真正坚持党的领导。如何改善党的领导？对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最重要的仍然是，切切实实地接受苏共失败的教训：首先，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看，它要切实代表人民，而不能像苏共那样“只代表它自己”（前苏联民意测验，苏联75%的人这样认识），党中央提出“三个代表”，[1]决心突破传统产业技术框架代表先进生产力，摆脱封建专制意识束缚代表先进文化，超越既得利益势力利益屏障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保持共产党的先进性；正在努力探索和推行的党内民主制度，如“两推一选”[2]、差额选举、淘汰制、竞选制、普选制等领导人选举制度，都是要真正代表人民这个缘由。其次，从执政内容看，中国共产党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科学执政的道路和原则已经确定，正在从改变过分集中的权力体制入手，进行以市场、民主和人本为取向的改革，选举制度、基层民主、行政体制等政治改革正在稳步推行，意识形态也在弘扬主旋律的同时日益多样化，并开始放松控制给人民以表达自由，给人民议论改革、议论大政方针、议论国家大事的话语权自由。以股份制打破对财产的垄断，以经济民主冲击对政治的垄断，以多样化淡化对真理的垄断，尽力避免继续走苏共的老路——“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苏共垮台的最基本原因）。最后，从被领导者看，中国共产党正在从完善现存的民主制度和落实现有的民主权利做起，落实并强化“两会”（人大和政协）原有的和本来的职能，扩大民主党派和非党人士政治参与和他们在政府中的地位，帮助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让中国各党各派和新生利益集团都有参与、表达、出气的权利和地方，而不能再像苏共那样长期行使实际上的“一党专政”。一党专政，缺失制衡，政局不稳。国民党在大陆失败是这个主因，苏共政权垮台是这个主因，共和国成立以来像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失误和折腾也是这个主因。
三、保持社会稳定的法治理念：“限制公权，保护私权”。它是世界民主宪政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实行民主政治和保持社会稳定的基本理念。“我们的社会是我们自己建立的。我们可以改变各种制度。物质和人的特性限制了我们选择的余地。但是，只要我们愿意，这些都阻止不了我们去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它主要依靠自愿的合作来组织经济活动和其它活动，它维护并扩大人类的自由，把政府活动限制在应有的范围内，使政府成为我们的仆人，而不让它变为我们的主人。” [3]古今中外任何社会，公权都是强者，私权都是弱者，公权总是侵犯私权，社会由此失去公正，因此“限制公权，保护私权”成为法治与民主的基本定则。我国改革开放之前，在单一公有制条件下和“越公越是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导下，这个定则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范畴的东西，替代它的是一种完全相反的不成文观念——“保护公权，限制私权”，整个社会要与私有财产彻底决裂，人人都要与私有观念彻底决裂，于是，国家公权无限扩大，公民基本权利受到严重侵害，国家似乎成为人民的主人，致使社会长期动荡不安。建国后历经的“三大改造”运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反右倾斗争，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等，从根本上说都是国家公权无限和强行扩大、个人私权几乎消失的结果。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份的逐渐形成，“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执政”口号的相继提出，尤其2007年《物权法》的公布和实施，公产和私产开始受到同等保护，“保护公权，限制私权”的旧观念在人们心理上渐渐退去，“限制公权，保护私权”的新观念开始被人们认可、推崇和彰显。所以，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整个中国政局除1989年政治风波稍显动荡之外，基本处于安定并逐渐走向和谐的状态。

[1] “三个代表”即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泽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是如何做到“三个代表”》（2000年2月25日），《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77页。

[2] 村级党支部选举中，先由党内推荐，然后由村民推荐，这两方面共同推荐党支部候选人，再由所有的党员来直接选举，最后由上级党委根据选举结果进行任命。

[3] [美] 米尔顿·弗里德曼、罗斯·弗里德曼著，胡骑等译：《自由选择》，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1页。

今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完善，博客的出现和互联网体系的形成，人们独立自主意识、平等自由要求、民主人权观念的增强，尤其由于股份制推行对马克思“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观念的逐渐认同和确立，“限制公权，保护私权”一定会成为维护社会秩序、民主法治和社会和谐文明的关键词。那时以政府为本位的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就会重构，一个有限政府、公民为本位的现代公民社会就会催生，一个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加民主、更加自由、更加和谐的社会也就会到来。
四、保持社会稳定的利益杠杆：要使人人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这是保持社会稳定的民生准则和利益杠杆，一个实质性问题。可以这样说：“中国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建成之时就是天下太平、真正实现长治久安之日”。中外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工人罢工及少数人闹事基本上都是因社会不公平造成的，今天我国社会稳定也不例外。如果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为少数人占有，那就是改革的失败，多数人就会起来对抗，天下大乱；如果成果为大多数人分享但仍有少数人被排除在利益圈子之外，这个社会仍有失公正，少数人就会闹事，整个社会人心不安；只有使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在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条件下，经过平等竞争，使社会成员的收入普遍增加，包括有的增加多一点，有的增加少一点，但成果人人有份，人人共享，这样才能人心安宁，社会公平，天下太平。毛泽东时代倡导“大锅饭”平均主义，遏制了大多数人的积极性，社会陷入了共同贫穷；邓小平时代倡导“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提倡让一部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起来；现在先富、后富出现了，收入差距拉开了，激发了大多数人的生产热情，当今中国经济发展快，社会大进步，但同时也加大了贫富差距并呈现了愈益严重的趋势——但目前尚未达到严重威胁社会稳定的程度。缩小差距，调整分配，扼住财富愈来愈向少数人集中的时机已经成熟。2007胡锦涛主席倡导建立中国社会公平保障体系；2008年十七大报告指出“初步分配和再分配都要注重公平”，党和政府从政策掌握上更加注重公平，为解决分配不公和扩大内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大了民生社会福利投入；2009年着力解决普通老百姓对房子、汽车、家电、农机等耐用品消费问题，并在全国城乡加速建立涉及到每一个人的医疗、养老和最低生活保障等基本社会保险保障制度，成为共享改革和发展成果的良好开端。从改善低收入的民生状况、完善社会保障、调整收入分配诸多举措缩小贫富差别，是重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从所有制结构、财产制度上解决问题。所有制关系从根本上决定分配关系。因此，一定要使已经公有化的生产资料通过股份制度而不再是承包制度再度回归每一个个人，使每个人都成为有产者，防止当权者继续化公为私巧取豪夺，使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达到共同富裕，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稳定和谐。
五、保持社会稳定的安全屏障：中国军警的护宪意识、爱民信念和国防的现代化
中国军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对外守土保国防御、对内卫宪护民防暴。它从来不像苏军和美军那样对外扩张，争夺世界和地区霸权。从上世纪七十年“不称霸”，到九十年代“不当头”，再到今天的“对外坚持和平发展”；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珍宝岛之战”，到九十年代时而紧张的台湾海峡备战，再到今天成功挫败境外敌对势力在西藏和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动，都一脉相承地沿袭着守土和防御的战略，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确保国家安全、领土完整和国内和平建设。它也不像旧中国军警那样把人民当作统治和掠夺的对象，经常欺压民众鱼肉百姓。它从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建军宗旨到革命时期的军民鱼水情、再到今天抗震救灾抢险和便民110，都始终如一地奉守着为民的宗旨和爱民的传统，目标也只有一个就是保护人民，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人民的和平劳动和保护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守土和护民，这是中国军警最本份的责任，但要真正尽到这种守土和护民之责并不容易。
在守土保国防御方面，当世界仍处于军备竞赛和大国国力竞争条件下，实现国防现代化，成为摆在历届中央政府面前的心事和艰巨的任务。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兵种大建设，到八十年代开始走精兵之路，再到新世纪之初信息化军队建设，中国军警自身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有能力有军威维护了祖国统一、领土完整、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但要实现军警和国防的现代化，仍然任重而道远。
在卫宪护民防暴方面，当中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和进入宪法主导的民主法治社会之后，人民有时以和平集会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愿，甚至以群体示威的方式来抗争和出气，这是他们的合法民主权利，甚至会像发达国家那样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社会常态；同时由社会转型所激化的安全事故、大的突发事件也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军警的护宪任务和护民防暴救助职能便凸现出来。在法治社会里党的意志化为法的意志，宪法是根本大法，军队的最高职责就是保卫宪法，宪法神圣不可侵犯。即当宪法原则遭到诲辱、民选政府受到攻击、人民生命财产受到打砸抢烧威胁时，军警要站出来维护宪法尊严和合法政府权威，制止一切违宪的暴力行为，妥善处理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暴力冲突；与其同时，还要依据宪法，尊重每一个个人的人格和尊严，尽一切可能保护人民，保护宪法所赋予他们的劳动和财产、民主和自由的各种权利；并在处理各种群体事件时，尽最大努力求得政府、人民、军警的协调一致。中国军警在行使这些卫宪护民职责过程中，内心深处的护宪意识和爱民信念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意念才是人民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真正屏障，也正是推动事件妥善解决使社会走向和谐的内在动力。

关于改革、发展、稳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关系

本部分的主要观点有：（1）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也是改革发展稳定的理论主题；（2）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就是如何理解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及其相互关系；（3）改革发展稳定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基本途径；（4）改革发展稳定理论构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位一体的框架新体系。本部分为总述，阐述全文的主题思想。其中：第一要点理论主题是纲，其他几点是论证改革、发展、稳定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
一、改革发展稳定的理论主题：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也是改革发展稳定的主题。（1）中国三十年改革，就是破除了不属于社会主义的旧观念和旧制度，建立了属于社会主义的新观念和新制度。例如：破除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时期的笼统超阶段认识，建立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合乎实际的新判断；破除了把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传统认识，建立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观念；破除了单一公有制的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份制度，并开始回归马克思所预断的以股份制为依托和实现形式的“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1]；破除了计划经济旧体制，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破除了见物不见人的传统共产主义旧理念，重新找回了马克思“人本共产主义”新理念，等。这些新的观念和制度扬弃了传统社会主义，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2）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本身就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当今中国发展正在摆脱传统社会主义理念束缚，进行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是为了发展，发展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逐步实现自由人及平等、效率、和谐这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由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对内和谐发展对外和平发展的内外政策所主导的中国发展方式和道路，正在保证这些价值目标的实现。（3）改革和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社会环境。正在实践“三个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日益完善的人民监督和权力制衡制度、不断加强的民主宪政法治建设、中国军警卫宪护民意识的增强、正在现代化的国防和着手建立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等，拟将能够保障我国社会的有序运行和稳定和谐，为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创造着良好的社会环境。总之，改革、发展、稳定贯穿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覆盖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全局，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题和价值，涵纳了这个理论的基本内容。完整准确地理解、把握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及其相互关系，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当今中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就是如何理解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及其相互关系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改革的社会，改革、发展、稳定将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年限，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和十六大都估计“需要上百年时间”，也就是说，整个21世纪都将处在改革时期，处在改革、发展、稳定相伴而行的时期。时间之长，任务之重，道路之远，都是空前的。为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通过改革发展稳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复杂艰巨性，从每一件实事做起，脚踏实地，循序渐进地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中各种新问题，卓有成效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对如何理解和处理改革问题、发展问题、和保持社会稳定问题，前面已作了详细分述，在这里，将专门论述它们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发展是最高层次，改革是中间层次，稳定是基础层次。发展的动力源于改革，改革和稳定都是为了发展。只有通过改革和发展才能保持真正久远的社会稳定，而只有社会稳定也才能为改革和发展提供良好有序的环境。所以必须努力做到：在改革中发展，在发展中改革，以改革推动发展，以改革和发展促进社会稳定，以保证在稳定的环境中进行改革和发展。在现实中国条件下，增长和就业具有根本性。中国落后又多年折腾，发展或增长成为硬道理；中国人多又搞了市场经济，就业变得首当其冲和压倒一切。当前以至今后或许就业比增长更紧迫，按就业需要转变增长方式或许是一种新的发展思路，也是确保社会稳定可靠的路径选择。但就业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真正解决，才能从更深层次上解决就业和发展的思路和动力，解决人心失衡和社会失序的问题。这就是说，改革更具有根本性，苏东垮台是源于改革没有改好，中国发展也是因为改革比较成功。所以从全局看，在通常情况下，不能把稳定放在压倒一切、压倒改革、压倒发展的位置上，这样人们就不敢改革和发展了。回观三十年改革历史进程，改革、发展、稳定也从来不是齐头并重的，新世纪开元之前二十年里重在改革，是改革带动了发展；此后重在发展，是发展促进了改革；2008年以来，虽然有世界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但可以预计今后几年仍将会出现较大的发展，其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注重稳定是必要的，但在1989年六·事件之后的几年里过于重视稳定，那时是稳定压住了改革和发展，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改变了这种沉默局面，迎来了九十年代后期的大改革和直到今天的大发展。总之，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条最成功的经验，就是从全局上紧紧把握住改革、发展、稳定的关联度，全面地有重点地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相辅相成关系。
那么，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具体运用了什么科学方法把握和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及其相互关系呢？概括地说，有三大方法：一是，在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的“实事求是”（含与时俱进，它也是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方法，即：一切从实际出发，敬畏事实，尊重事实，“只有尊重事实，才能尊重真理”（周恩来语）；一切依据和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具体处理每一个改革、发展、稳定的新问题及相互关系；而当理论同实践发生冲突的时候，采取尊重实践、尊重国情，并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检验、评价和发展创新理论。例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处理社会主义公有制同农民包产到户的矛盾时，就是尊重了群众，尊重了实践，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更新了社会主义观念，产生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命题本身就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的关系扬弃传统社会主义的范例。二是，在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的自身的关系问题上的“中论中和”方法，即以时间上的适度原则、空间上的平衡原则和人世间的和合原则去处理一切改革发展稳定问题。统筹兼顾的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对内对外交往中采取的双赢共赢原则，以及马克思主张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还有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多种经济成份制度和党与非党的合作政权等，都是中论中和方法的科学运用和体现。三是，在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问题上的“渐进有序”方法。我国的改革是渐进性的改革，发展是台阶式的发展，而所有改革和发展工作都要在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环境里循序渐进地去做。尽管世界现代化百舸争流，但只有那些以国内最少失序和动乱进行改革和发展实现社会转型的国家，才能获得成功，赢得全球性的竞争，到达现代化的彼岸。
由其可见，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就是运用这些科学方法，紧紧把握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比较正确地处理了改革、发展、稳定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这是我们的成功经验，也是我们的基本实践。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主要做了三件大事，第一件是改革，第二件是发展，第三件是稳定。改革、发展、稳定贯穿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全过程并将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成为当今中国的基本实践。

[1]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61-186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