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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中国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正因为中国社会主义面临巨大的历史挑战,同时又是在巨大的历史悖论中寻求前进之道,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事业的伟大,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作为前无古人的事业的伟大。一方面,共产党人决心带领中国人民跨越“卡夫丁峡谷”,避免中国重新步入“以人头当酒杯”的资本统治逻辑;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又试图通过在不突破“社会主义”基本价值取向的框架下,通过改革开放使中国生产力得以发展,使中国历史进入“世界历史”之中。因为她已认识到,人类进入共产主义的途径必须以“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化为前提。一句话,中国共产党人所探索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之路是一条既富裕又公平之路。所以,中国的发展远远超出了马克思的认识视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如果成功,就不仅仅是“世界历史”的特例与个案,更将是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作出的极其伟大的贡献。
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东方社会”以及“中国前途”的大的框架下,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必须关照到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不平衡性,以“既能发展生产力,又能避免用人头当酒杯”来超越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一开始就面临的巨大历史悖论。或者更简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意义在于“既能发展生产力,又能避免用人头当酒杯”。
这里有一个未必恰当的对比。新儒学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曾认为,中国哲学是一种早熟的哲学,在“道”或“内圣”的层面上,它比西方哲学更为伟大,也更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大方向。但在眼下世界现代化潮流的背景下,中国哲学必须放下身段,从内圣开出“新外王”,“坎陷”出“科学与民主”。[12]经典马克思主义框架下的社会主义,一方面的确可以实现超越“人头当酒杯”的阶段,但对于中国具体国情,不经过资本主义又不能发展生产力。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坎陷”: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与现实资本主义中间走出另外一条道路;或者说,是在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微妙的平衡”。即戴志康先生讲的所谓“中间状态”。
也因此,仅从理论层面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有其经济学含义,而这种含义也的确与官方一贯宣称的“含义”是相同的。
第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理论。马克思设想未来社会是消灭了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社会。但中国未经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还必须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生产关系的前提下通过商品与市场经济来促进生产力发展。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中间状态”就表现为:既利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发展生产力,又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方向。【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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