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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个性化经济的价值决定[1-5] 汪丁丁
  
作者：汪丁丁  时间：2007-5-13  【经济学茶坊】

       个性化经济的价值决定[1]  

　　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为物品在新古典经济里面的价值决定提供了分析框架，即在给定的资源禀赋结构、偏好结构、技术结构和制度结构下，使得一个经济达到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的一切物品的价格与产量。新的、以个人知识的极大丰富为基础的经济，它的物品的价值是怎样被决定的呢？价值决定在新经济里面与它在新古典经济里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如果说，“价值决定”理论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就是经济学领域的“皇冠”的话，我们不妨认为新经济的价值决定理论也是新经济的经济学领域里的“皇冠”了。眼下的国人和学者，尽管多有感叹，却对纯粹理论性的学问偿以冷眼，就连我向来只在其上发表文章的《经济研究》，如今也不愿刊载那些“缺少实用价值”的经济学论文了。读者应当把我的这一“抱怨”看作是对《经济研究》的高度评价，因为其它的经济学刊物（例如《中国社会科学》）老早以前就以更加不情愿的态度对待纯粹理论文章了。值得我们庆幸的是，乘着新经济之风流而起的诸如《IT经理世界》这样的刊物，以初生儿般的新奇目光对待一切实用的和不实用的东西——只要那是美的。于是我就有机会并且十分情愿把一些不成熟但十分“纯粹理论”的管见拿来放在这里，为我心目中将来的学术作一系列“备忘录”。新经济的经济学，哪怕它已经包含在老的经济学里面，也断非抱残守缺的传统经济学眼光所能理解的。我们需要的，是新刊物们的初生儿般的目光，是从向前的尝试中学会走路的勇气。
　　所谓“个性化经济”，就其最根本的含义而言，如我在此处发表的上一篇短文所论，是根据我们每个个人的世界观（观念体系）而开发出来的经济行为的总体。社会越是发达，生活越是丰裕，社会里面的个人的价值观念就越是凸现为个性的、特殊的、与众不同的。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整体的价值和文化体系，就好比我们这些年来在北京大街上看到的服装，越来越丰富多彩，从而整个社会的生命力和创造性便越来越强大。另一方面，我们每个个人的世界观又依赖于我们所处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传统，个体的视界受到社会力量的影响，这是存在着的个体的所谓”双重历史性”（参见我写的“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研究”（之三），《公共论丛》1995年）。但是仅仅指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是不够的，为了给个性化价值决定理论提供一个出发点，我们还必须直接进入这一关系，把它用数学那样的语言刻划出来，这当然也是我写作“注意力的经济学描述”（《经济研究》2000年第10期）和“符号交往的经济学”的目的（《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1期）。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新古典分析框架所设定的四个结构——资源、偏好、技术、制度，在人们的观念体系日新月异的交互作用之下将不再是不变的结构，从而一般均衡的存在性也将成为问题。这当然就是我们提出和研究“新经济的经济学”的动机所在。
　　其次，新经济的经济学，至少在我个人目前的理解中，与老的经济学原理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分，二者都可以从经济学一般均衡分析和演进理论的方法论当中推导出来。而在实践方面，与任何原理的应用一样，实践本身总要提出高于理论的命题，这些命题使具体实践中的经济学超越了原理中的经济学，就好象“中国的”（或者印度的、美国的、德国的、等等）经济学超越了经济学原理一样。
　　第三，我用以导出“原理性”经济学的方法，无非也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惯用的方法。这方法早被著名的经济学家们，例如曾做过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长的尼古拉斯.卡尔多概括为“特征事实”法了。而所谓“特征事实”，又与社会学理论家，尤其是韦伯的“理想型”研究方法有思想史上的近亲关系。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说，经济学一般方法在1940年代的提出和定型，受到了当时西方思想传统的几个主流学派的基本方法的影响。这几个主流学派给经济学方法论带来的影响是：（1）经验主义的命题陈述与检验，（2）逻辑实证主义的命题分解与概念检验，（3）历史学派的“理想型”抽象方法，（4）数理逻辑和新康德主义的公理体系与演绎方法。
　　第四，受到上述影响而形成的经济学方法，如我在另一篇论文中指出的，不可避免地带着内在的矛盾，尤其是演进主义的思路与一般均衡的思路之间的冲突。而正是这样的内在紧张驱使一个学科向前发展（参见汪丁丁“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1期）。因此，我们不必指望自己的理论能够消除这样的内在矛盾，相反，我们应当充分意识到这些内在矛盾并且因此而能够指出自己的理论的各种局限性，从而可以避免理论本身的“帝国主义倾向”。
　　最后，新的，个性化的经济，其基本的分析单元，在一般的经济学方法论看来，仍然必须是“个体的”、“微观的”、“局部的”，而不能是“整体的”、“宏观的”、“一般的”。只不过，如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贝克尔所做的那样，在个体行为的理性分析框架中，必须融入群体对个体的影响，在经济学微观视角中，必须旁通以社会学的演进视角。
　　说过了这许多繁琐的哲学的前提，我们可以进入这篇短文的正题了。这个所谓的“正题”，就是要把个性化经济，在我个人的理解里面，用上面说过的那种“特征事实”刻划出来，以求塑造一种“问题意识”，在这一问题意识的视界之内，我们便能够进一步提出有意义的问题，以及探讨问题的解答。
　　如果我们观察诸如“网络技术经济”或“生物技术经济”这类的新的经济形态，我们不难同意新经济之不同于老经济的给人印象最深的方面，似乎就是新经济的生产过程的各种投入品的”知识”密集性。传统的工业或农业的生产过程以“劳动”、“资本”、和“土地”为基本的投入要素，而新的生产过程的扩张与增长似乎不再取决于这些传统生产要素的投入量的变动了。这让我们马上想到1950年代末期诺贝尔经济学家罗伯特.索罗提出的“剩余”现象——在国民经济统计基础上回归而得的宏观生产函数的物质要素投入量的变动只能解释国民收入增长率的75%，剩余的四分之一必须寻找新的“要素投入”来解释。而且，索罗统计的劳动与资本的投入总量已7经是按照不同类型劳动力与资本品的不同价格“加权平均”之后的总量，其实质已经是承认不同单位投入品的个性差异的统计，如果不做如此处理的话，索罗“剩余”将高达40%，因为对1960年代以后的美国经济来说，大部分的国民收入增长是由现代服务业的扩张提供的，而现代服务的特征就是服务的个性化以及相应的“个性化定价”。尽管今天还经常可以看到诸如“制造业工人每周劳动时间”这样的统计数字，但人们对这些数字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劳动投入的变化持了普遍的怀疑。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自1990年以来始终保持着的高增长率和低通胀率并存的趋势，正说明了企业所雇佣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并没有增加，但单位劳动时间内投入的知识含量却不断增加，从而导致平均国民收入的大幅增长，这增长了的收入只有一部分作为增长了的劳动报酬支付给劳动者，其余的部分则转变为不断下降的单位产品的价格，转移支付给了消费者。
　　上面的回顾让我们有充分理由接受这样一个特征事实：现代经济的“常态”是在要素投入“量”不变的条件下通过改变要素投入的“质”，即每单位投入所包含的知识结构，来提高经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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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价值决定 汪丁丁 个性化 新古典经济学 经济学方法论 经济学 新经济 价值 技术 领域

个性化经济的价值决定[2]

    如我们在上一篇文章里讨论过的，“新经济”的第一个特征事实是生产过程的投入品在质的方面发生了变化，使得总产出在投入品的量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仍然增长。投入品在质的方面的变化，我们用“知识含量”来概括。
　　现在需要澄清的，是这个所谓“特征事实”究竟意味着什么样的现实经济过程？为什么在极端情况下，没有“物质”的变化，人们可以靠了纯粹“精神”的运动来创造价值？这里面包含的基本的和古典的经济学原理，是读者在进一步探讨“个性化经济”的价值创造之前必须有所认识的。
　　从热力学原理我们知道，所谓“生产”，至少在“系统封闭”（能量守恒）假设下，只能是物质在形态上的改变而非物质的创造或消灭。行为主体对物质的任何形态的评价或“价值”判断，都只能基于，至少首先是基于它对主体的“有用性”，这被古典经济学家概括为物品的“使用价值”，或者被奥地利学派的主观效用论者概括为物品的“效用”。当然，我们也熟悉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同情“劳动价值论”的看法，即物品的价值应当基于生产成本，尽管这里的“成本”概念完全不是现代经济学家所理解的“机会成本”概念。劳动价值论坚持认为物品的价值由它包含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价值量决定，于是有了斯拉法（《以商品生产商品》）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细致化努力－－以一般均衡条件下全部商品的价值来度量每一单位商品所包含的“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价值，从而反过来决定全部商品的一般均衡价值。可是斯拉法的这一伟大努力从另一条道路上把问题引导到了经济学的“罗马”－－一般均衡价值论。
　　按照熊比特（《经济发展理论》）的出色阐释，“一般均衡”的价值决定过程是这样的：参与这一过程的每个主体都独立地对一切物品作出价值判断（基于物品对该特定主体的”使用价值”），然后通过某种信息传递机制，经典如“市场”，把这一套价值判断传递给其他主体，通过充分的信息交流之后，如果所有参与这一过程的主体在特定的时段内都不愿意再改变自己对任何物品的价值判断，那么我们说，价值判断的社会过程达到了一般均衡。余下的任务是把这一“主体间世界”里的的一般均衡状态揭示给公众从而人们能够据此改变物质的形态，完成这一“生产”过程。曾经有过一个时期，人们相信可以构造一个强有力的“中央计划机制”来收集一般均衡信息，实现有效率的生产。当然，1930年代的辩论最终结束了这一幻想，至少把它的现实可能性无限期地向后推迟了。不仅如此，人们意识到即便“自由市场机制”也存在着失灵－－一般均衡信息被扭曲或丢失。所谓“自由”市场机制，其实是允许人们自由地、不停顿地创造新的信息传递机制来追求效率改善的机制。这里理解的关键是“制度演化”而不是“一劳永逸”。好的制度是允许我们犯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制度，而在“不好”的制度下我们所犯的错误会把它们的后果积累起来直到整个社会崩溃。
　　上面的讨论说明：主体对物品的价值判断首先是“主观”的，其次受到社会交往的影响，最后相对稳定在“一般均衡”状态下。通过市场机制揭示出来的一般均衡价值体系叫做“一般均衡价格”。虽然物品价格未必反映特定主体对该物品的主观价值判断，它却是这样一种价格，在这一价格上，没有任何行为主体愿意继续通过社会交往的努力来改变这一价格（因为努力本身对行为主体的成本超过了价格变动给行为主体带来的收益）。注意，当社会交往的环境发生变化时（它每日每时都在发生变化），以前不愿意继续社会交往的行为主体可以继续社会交往以便影响“一般均衡”价格，因为在变化了的环境中信息结构也发生变化，从而影响了主体参与社会交往的“成本－收益”结构。纯粹的“精神”方面的变化就足以导致这样的变化，例如“语言”的规范化可以大大降低信息交流的成本（当然也可以大大增加这一成本），语言规范化的典型是法律用语的规范化，从而争议双方在法庭上的抗辩和对法律条款各种可能后果的把握与运用就会省力得多。
　　最后，即便没有发生社会交往环境的变化，主体的纯粹精神方面的变化仍然可以造成一般均衡价值的变化。因为至少对知识积累过程而言，当主体的生活知识与理性知识随时间推移而变化时，他对物质的任一特定形态的“效用”评价也会发生变化，这一变化可以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他的社会交往行为的“成本－效益”分析，从而影响他去改变现存的一般均衡价格。这里，新观念的出现具有了重大意义，正如1970年代后期中国先锋派艺术家们所相信的那样：“换一个角度看世界，你将发现一个新大陆。”
　　在经济领域，所谓“新观念”包括甚至首先要包括我们日常消费习惯的突破。不难想象，当第一个敢于吃螃蟹的人开始向市场推销螃蟹时，当地的国民生产总值将在多大程度上获得增长。19世纪初年欧洲人终于说服了夏威夷土著：“鸡蛋是可吃的并且美味异常”，从那一时刻开始，本地人饲养的一切母鸡的价格都跳了10%，因为鸡蛋是可吃的了，而且美味异常。而另一方面，夏威夷红薯的价格不断跌落，因为传教士努力让基督教在这里占了统治地位，传统的祭神红薯的“效用”大幅减少，从酋长的专利产品变为农民可以普遍种植的作物。
　　于是，新观念的价值创造首先要求消费习惯的突破。这结论让我们为之一振，因为我们可以宣称：培养挑剔的消费者吧，他们可以增加国民生产总值。新的房屋和车辆设计、新的食品组合、新的吃法和穿法、……杜绝平庸，方可鼓励创新。

个性化经济的价值决定[3]
   
    在初步讨论了个性化经济的知识性质和观念创新的价值之后，在能够进入经济学所谓的'价值决定'问题之前，我们需要进一步询问：所谓‘新观念’或‘观念创新’，究竟是怎样一个过程？这一过程需要哪些条件？这些条件与我们所处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方面有什么样的关系？在这些条件之下的观念创新过程的‘投入品’是什么？如何确定这些投入品的经济价值？这些问题都是我希望能够在这一篇以及未来的几篇文章里加以讨论的。  
　　为了澄清观念创新的过程，我们应当先了解在熊比特（《经济发展理论》第一章）所论的‘循环往复的经济’中人们都具有什么样性质的‘观念’。其次，了解熊比特所论的创新或技术进步过程中‘企业家’所把握的‘新观念’的性质。最后，探讨一般观念创新过程中人们的‘观念’是怎样从‘旧’演变到‘新’的。  
　　在一个‘循环往复的经济中’，阳光下面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陈旧的、日复一日的、一成不变的。小镇里唯一的面包师不用起床就可以准确地预测每天早上谁会来他这里买什么样的面包、以及每样买多少，他甚至知道这面包买回去以后都由什么人来分享和如何消费，他甚至看得见那家里的哪个人会从哪个窗口伸出头来一边吃他烘烤的面包一边和窗下几乎固定不变的哪个人聊天，他甚至进而肯定他们聊天的主题会是什么，以及他们聊天完后会到哪里去，到那里去找什么人，所找的那个人吃的是什么样的面包，家里有什么摆设，财产状况，每月收入和支出是否平衡，还欠他多少面包钱，……。总之，没有一件事情是新的，熊比特干脆在理论上假设：这里不可能发生'新'的事件。由于没有新事件发生，日复一日的生活经验使这里的每个人都准确知道另外的任何一个人的一切事情以及将要发生的行为，从而知道一切行为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一切行为对他自己的价值和边际价值。  
　　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的‘观念’是永恒不变的一套对世界的分类体系，这体系里面每个概念下面存在的是永恒不变的那么几件事情，绝不会多，绝不会少，绝不会改变性质。那么，根据熊比特所熟悉的奥地利学派的价值理论，每个人都能够把这里的每件事情按照它与最终消费品的距离排列在一张‘价值表’里，并且从最终消费品的主观效用‘映射’出那件事情的间接效用（价值）。例如，那位面包师可以准确地判断早上从他那儿买了一条法国长面包的再过12天就满50岁的妇女的丈夫明天会把他打的马口铁送到收购商那里得到1个先令的收入，而这个先令里面的50便士将被送到他面包师这里抵销那家欠下的2先令月款，余下的欠款要等到下星期五那个妇女生日之前会从她的姐姐那里定期收到的3个先令遗产利息当中偿还，并且她当天会再花3个先令订购生日宴会50人食用的午餐面包。这里的人能够以这种方式把每天发生的每件事情的经济价值计算出来，然后知道他们自己的行动计划完全没有必要调整，因为这些计算和判断会与往日一样被事实证明一丝不差。久而久之，人们的计划或理性计算完全沉潜到了‘习惯’和‘下意识’里，他们不再思考任何事情，因为没有那个必要，沿袭他们的习惯就足够了。换句话说，像许多低等动物那样，他们把生活知识（观念对世界的分类）保存在‘习惯’里，再把习惯固化在‘器官’的习惯动作里，相应地，他们的‘脑’将会把原来要求‘大脑皮层’去思考和处理的动作移交给‘中脑’和‘脑干’、移交给植物神经系统。一句话，生活在这样彻底的‘习俗经济’里面的人，不再具有人类的不断演化的、活的‘观念’，他们只有‘条件反射’神经元，他们的生活是生理的，不是精神的。  
　　突然有一天早上，人们在大街上发现了从树上掉下来的一只苹果，这苹果是被突然而起的风刮掉的，一个纯粹的偶然事件，因为往日的苹果总是在下午才被风刮掉。这一事件是'新'的，因为它给当地国民生产总值（按照不变的权重把一切人的效用加总所得的数值）多创造了一只苹果。于是发生了如何分配这一价值增值的问题，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一苹果所值的大约一便士如果分配给面包师将带来怎样的消费支出方面的连锁反应，然后这连锁反应按照凯恩斯的‘乘数原理’将使总需求增加多少，引起多少供给方面的变化并引起其它一切物品的价格变化等等。这是一个典型的‘一般均衡’问题。镇上的人民处理这一问题的办法是：（1）完全无视这一新的苹果的存在，继续维持老的循环往复的经济过程。这一办法的困难在于，苹果的效用是‘公共知识’，只要有一个人不愿意无视这只苹果的价值，整个一般均衡就不再能维持了；（2）允许旧的一般均衡价格及资源配置格局被这一新的苹果打乱，试图通过新的一个漫长的学习期建立新的、与这一苹果相适应的一般均衡的生活习惯。这一办法的困难在于，那只苹果那天早上被风刮下来纯粹是个偶然事件，它可能不再发生，也可能不断地偶然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让人们永远面临'新'的情况从而无所适从。  
　　显然，苹果从树上掉下来的情况比循环往复的经济更加接近任何社会现实。因此在现实中，人们必须不断应付新的情况。熊比特把任何正在应付新的情况的人叫做'企业家'，这当然也意味着任何没有或不再处理新情况的企业家都不是在履行企业家的职能，从而不应当被继续叫做‘企业家’。必须指出，英文的那个来自法文的语词－－‘企业家’在原意里面完全没有‘资本家’的含义，它只意味着‘能干’、‘勤奋’、‘独立性’、‘创造性’等等含义。也就是说，‘企业家精神’是人性的一种，它与‘资本’这类外在于人性的东西没有必然联系。  
　　小镇上凡是愿意并且实际上去参与处理那只新掉下来的苹果的人，不论是面包师还是快到50岁生日的那位妇女，都叫做‘企业家’。这些企业家竞争着要为这只苹果派用场，有人提出把它增加到苹果酱里面去，有人说干脆切碎烘干后撒在意大利圆面包上，有人说让住在下街第25号那家的老三在18岁生日（就是事件发生的当天）作为午餐甜品吃。每一种处理方案都包括一个新的‘一般均衡’价格和资源配置格局，以及人们在新格局里的利益关系。最后，大家终于意识到面包师的方案不同程度上增进了每个人的福利，而且在考虑到嫉妒等因素后，没有谁反对这种福利增进的程度和差异，而且，除此方案外的另一方案虽然可以增进一切人的福利却因为福利增进的程度有较大差异而被一个嫉妒心较重的人否定了。这样，全镇表决实施面包师的‘一般均衡’方案－－新苹果潜在的价值被新的国民生产总值实现了。

个性化经济的价值决定[4]

    新的苹果的故事有许多方面的寓意，这里无法全面论述，但至少有下列若干点：其一，企业家在获得了新观念（即处理新的事件的方案）之后，还必须说服其他人同意这一方案所意味着的新的“一般均衡”利益格局，不如此，旧资源的占用者就不会把资源转移到新的资源利用方案中去。其二，在货币化的经济中，资源的控制权可以用货币（一般等价物）来代表，从而企业家只须从银行家那里筹得贷款就算是说服了大众（广大的旧资源占用者），在这一意义上，熊比特说“银行家是资本主义的守门人”。注意，我在上篇文章里指出过，“企业家”语词原意里没有“资本家”的含义，只不过，熊比特所观察和意指的西方资本主义中期的社会里，资本家与企业家这两个不同职能经常被同一类人所把持。其三，当创新方案无法靠货币化和银行来控制经济资源时，企业家便需要以利益、口才、感召、信誉、和其它各种方式（不排除“暴力”手段）说服旧的资源控制者们“出借”创新所需的资源控制权。其四，一个企业家以往创新成功的次数多，意味着他可以凭“信誉”从资源占用者那里借到资源控制权的可能性越大，也就是说，对创新而言，信誉可以折算成未来的经济利益（即“资本”），这还意味着，对创新所涉及的资源配置（一般均衡利益格局）而言，“历史”不再是无关紧要的。其五，也是企业家各种能力中最核心的能力，新的、可能说服大众的创新方案充分顾及到人群的既得利益关系的改变以及由此发生的人群所承受的心理变化。具有企业家能力的人可以比较容易地“摆平”这类利益关系，让大众心服口服。当然，在某一方面就某一创新过程所表现出来的企业家才能，到了另一方面就另一创新过程而言，未必依旧出色。所以，研究企业家能力的新奥地利经济学领袖克兹涅尔（I. Kerzner）说：企业家能力是没有“机会成本”的，从而不能被视为与“劳动”、“土地”、“资本”那样的另一种“要素”。当一个出色的企业家放弃他所从事的活动转去从事另一类创新活动时，他或许永远失去在那里进行创新的能力。也就是说，那些他根本没有创新能力的“机会”对他的企业家能力而言不应当叫做“机会”，从而那些被放弃的机会也根本没有“收益”可言，从而对他的企业家能力而言没有什么“机会成本”可言。这就是为什么企业家更经常地表现出的，是把他的创新能力“孤注一掷”而引发的“决断”、“执着”、“勇气”等等品格，因为他其实无路可走。  
　　最后，也是我打算从苹果的故事里面引申出来的最关键的寓意是，既然企业家能力潜在于一切人身上，既然企业家能力没有机会成本可言，那么，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最可能激发一切人的企业家能力呢？哈耶克早有论述：一个伟大的充满创新的生命力的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鼓励一切人在一切可能方向上进行创新"（参见汪丁丁“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研究”，《公共论丛》1995－1996连载）。  
　　可是最后的那一寓意马上引出了新的、更重要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够了解和实施那个“鼓励一切人在一切可能方向上进行创新”的社会制度呢？文化传统和社会历史的差异使得那些在西方社会发展得比较成熟的鼓励创新的制度未必就可以直接搬到中国社会里来运用，因为“制度”，如卡尔.波普曾经比喻过的，只是“城堡”，没有合适的卫兵来把守，不论它设计得多么结实也形同虚设。事实上，“制度”与“人”构成人类社会的一对永恒的、相互适应、相互作用的矛盾，这矛盾正是制度演化的基础和动力。也因此，“制度”才不可能是静止的，也不可能是“最优”的。  
　　那么，怎样找寻更好的、更能鼓励“一切人在一切可能方向上进行创新”的制度呢？这就把我们的话题带回到了“知识”领域里，因为，所谓“制度”当然也是一种知识，一种特殊的、被一切参与者认同的知识，并且在这一点上不同于主观知识或私人知识。交通规则是制度的一种，我们无法想象交通规则可以在没有获得大众认同的情况下行之有效。我把一个群体共享的旨在协调人际关系的知识统统叫做“制度知识”。作为对应，我把一个群体所积累的旨在协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知识统统叫做“技术知识”（参见汪丁丁“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经济研究》1995年）。在这一新的视角下，企业家的职能究竟是从事技术知识的创新呢？还是从事制度知识的创新呢？还是两者都有？我认为，纯粹意义上的企业家其实应当进一步被界定为是进行“制度知识”的创新活动的人，因为制度知识是用来协调处于分工中的人群的知识，而协调分工，这正是现代社会的“企业家能力”的功用所在。至于技术知识的创新，在现代公司里面更是人力资本的所有者群体（工程师和经理人员）的职能，当然，与熊比特所见到的资本主义时代的情况类似，在当前社会里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从事技术创新的人同时还必须协调分工着的人群，从而企业家职能与人力资本职能由同一类人履行。注意，人力资本是“资本”概念，而资本是有机会成本的，是一种“要素”，它完全不同于上述克兹涅尔所论的企业家能力。  
　　作为这段论述的结语，我把一个能够“鼓励一切人在一切可能方向上进行创新”的制度的制度经济学特征用一句话加以概括：一切利润归企业家。

个性化经济的价值决定[5]

    可是，前面那段论述的结语“一切利润归企业家”立即又引发进一步的、或许更加严重的问题：难道一切利润可以被企业家群体独占吗？这里，我们的讨论不得不涉及制度经济分析所说的'效率与公平'的权衡了。从效率甚至公平的角度看，那个提出了大家共同接受的一般均衡方案的面包师，既然他已经说服了一切旧的资源占用者出借他们的资源，既然新的一般均衡格局在不同程度上增进了一切人的福利，那么余下的好处，在支付了事前许诺给一切旧的资源占用者的资源费用和福利改善之后余下的那部分价值，我们叫做‘剩余价值’，熊比特和芝加哥学派的领袖之一弗兰克.奈特（F. Knight）也把这部分价值称为‘创新利润’或者干脆就叫‘利润’，因为反正在循环往复的经济里面根本就没有价值的剩余，从而任何利润都来源于创新活动。难道那个面包师没有理由独占这样界定的‘利润’吗？如果不让他占有的话，那么谁应当占有呢？应当由那些没有提出和组织实施创新方案的人分享吗？难道那样就公平吗？让我们姑且不谈‘公平’的意义和有关‘公平’的哲学，让我们单纯从效率角度看这个问题。显然，社会从面包师那里多分享一便士‘利润’，面包师创新的积极性就会相应下降相当于一个便士的程度，因为对他来说别人的分享无异于‘不劳而获’。当然，这里的故事大大简化了现实情况，在现实中，参与创新的人往往是一群而不是一个，那么创新利润就应当在参与创新的整个群体当中分配，而分配的公平与否将影响到创新者未来创新的积极性。  
　　换句话说，“一切利润归企业家”这个口号仍然包含着创新利润如何在创新参与者当中公平分配这样的严重的制度问题。而我所理解的纯粹意义的企业家－－分工协调处于分工状态中的人群的人，他们的职能恰恰就在于公平分配创新利润，‘摆平’人们之间的利害冲突，包括参与创新的人们之间的利害冲突（用利益、口号、感召、信誉、以致暴力手段）。尽管这口号没有解决企业家如何分配利润的问题（这也不是理论可以解决的问题），但它毕竟指出了一个方向，即“不参与创新者不得利润”的方向。  
　　但是，关于利润的这一分配原则马上引出了另一问题，或许是创新实践者遇到的最头疼的问题：怎样区分一个人的全部活动中参与了创新的部分和没有参与创新的部分呢？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把我们再度带回到“什么是创新”这一更根本的问题上去了。  
　　在熊比特的著作中，创新被划分为五种：（1）产品创新，（2）生产组织创新，（3）新市场开发，（4）新材料开发，（5）新供应渠道开发。不难同意，在这些创新活动中，后面所列的四种都是制度创新活动，只有第（1）种部分地算做技术创新活动。我说'部分地'，因为即便在产品的创新过程中，也依然涉及到或者更主要地涉及到创新利润的分配等激励机制问题，即制度创新问题。  
　　如果一个生产线工人当日工作的8个小时内，有4小时被用来生产‘新产品’，那么我们可以认为他在50%的程度上参与了创新过程吗？经济学的回答是否定的，至少，经济学认为仅从劳动时间的度量无法判断创新的程度。因为判断一项活动是否‘创新’，唯一的标志是这活动的各种投入当中有没有被叫做‘企业家能力’的东西，也就是说，这活动包含不包含‘不确定性’并且活动的参与者是否偏离了传统的习惯的方法来处理这一不确定性。  
　　不能否认，任何产品的生产过程都或多或少包含着不确定因素，例如‘突然停电’这样的事情。因此，任何生产工人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创新活动，例如把停电所造成的生产的延迟加班补救回来。因此，为了确定每个工人参与创新的程度，企业家必须首先去除日常活动中那些"平凡的不确定性"，例如临时加班这类事情。但是，哪些事情是'不平凡'的呢？事实上，企业的日常活动从平凡到不平凡是连续地排列着的，企业家的职能和能力就表现为运用他的判断力，在这连续的过渡中找到那个敏感的点、切开来，把凡是在这一点之前的活动都叫做'平凡的'，而此后的一切活动叫做‘不平凡的’。然后，企业家职能里的另一项工作是把创新所得的或潜在可能获得的利润在一切不平凡的活动当中加以公平分配。这里的公平是真实含义上的公平，它要求摆平主要的利害冲突，既充分激励了创新参与者的积极性，又不会引发过多的嫉妒心理所导致的人事矛盾。  
　　一个与所从事的特定的创新过程相适应的企业文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化解利润分配所引发的人事矛盾。在我们的理解框架里，人的行为绝非盲目的、动物般的条件反射行为。行为着的人，从他所在的文化中寻找行为的意义，不如此，他便难以获得行为的动力。例如，我们可以设想一群人出于纯粹的好奇而成立了一个‘学会’，定期举行学术会议和交流看法，渐渐地，学会变得很有名望，会员的身份也开始带上了不那么纯粹的、非学术性的功利性。于是，会员们在联名发表研究成果时就多了一层考虑－－排名次，因为排在前面的人可能得到较大份额的创新利润。这些因素使得会员之间的关系复杂化了，比草创时期更容易引发利害冲突和人事矛盾，并且人事矛盾具有积累性，积累的结果是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总爆发从而彻底瓦解学会。那些预先看到这样的可能结果的成员可能及时提出修正的方案（重申宗旨和更新会员），把功利方面的竞争尽量排除在学会以外。这就是企业文化的演变过程，文化传统不断排除与组织的宗旨和生命不相适应的‘意义’（对行为的阐释），不断重新阐释新的行为，而一切企业家行为在某种程度上都同时是文化创新的行为－－为自己的创新行为提供不同于传统的阐释和意义。  
　　在上面讨论的所有这些条件以及它们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下，人们的观念开始发生演变。观念的演变导致事物评价标准的演变，导致既有的价值均衡被打破，于是新价值诞生了。传统的阐释和意义。  
　　在上面讨论的所有这些条件以及它们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下，人们的观念开始发生演变。观念的演变导致事物评价标准的演变，导致既有的价值均衡被打破，于是新价值诞生了。

王志成2010 发表于 2009-8-25 09:17
　　作为这段论述的结语，我把一个能够“鼓励一切人在一切可能方向上进行创新”的制度的制度经济学特征用一句话加以概括：一切利润归企业家。

是已经转贴完毕了吧。那么，兄弟议论几句。

上述所谓的企业家，是指企业老板吗？还是指企业的经理人？还是老板之一且经理人之一的兼备？这是应该明确的。一旦明确了，马上就遇到困难了，烟消云散了。


按现代人的观念，包括一些全球著名顶尖成功大老板的观念，企业劳动者是非常重要的。日本，美国，全世界，谁敢说“企业家”如何如何？
至少，企业一般职工、企业高级经理人、企业老板，都重要。不能仅仅是“企业家”重要。


另外，假若企业里面有2种资本：物力资本，人力资本，那么，按逻辑来说，两者都应该享有企业利润的啊。


那么，至少得合乎逻辑的这样来说话：就合理性来说，企业利润应当归企业内外的相关贡献者、一切贡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