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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摩根士丹利亚洲区主席史蒂芬·罗奇在接受专访时，就中国消费与储蓄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罗奇认为，中国应通过提高私人消费来推动经济增长，如果在社会保障、退休金等方面积极采取行动，这一目标可以达到。
罗奇同时指出，中国针对全球金融危机采取的应对措施在恢复短期经济增长方面已经取得了成功，但也增大了导致长期经济问题的风险。以下为罗奇部分观点原文：
我认为，中国的消费如此之低主要有两个原因。当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提出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时，中国经济当时已濒临崩溃的边缘。因此，他们需要一种能快速见效的应对方案，他们需要这种方案能在很短的时期内稳定经济。所以，投资/出口型的经济模式应运而生，而且得到了大力推行。这种经济模式也确实开始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第二个原因是，当中国以出口/投资导向的经济模式开始生效时，全球化的理念正日益被世界所接受，贸易壁垒被打破，全球贸易在世界GDP中所占的份额开始大幅飙升。因此，中国不仅为自己的目的实现增长，她也受到贸易全球化以及增加全球贸易份额以便提升自我开放的能力的诱惑。
因此，中国一直保持了对出口和投资的高度重视，而忽视了通过提高私人消费来实现经济增长所需要进行的持久努力。中国始终没有真正有过一个“补救计划”。由于没有真正重视国内私人消费和建立社会保障网，中国今后的发展将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和麻烦。
在我过去12～15年对中国研究中，我体会到，当中国当局终于认识到遇到了一个严重问题时，千万不要低估其解决这个问题的承诺和决心。我认为，在5年之内，将消费在GDP中所占比例提高到50%是一个比较现实的目标，我今年早些时候在北京已经谈到了这一点。
我认为，中国人能够实现这一目标。这是一个大举措，在5年内，要把消费占GDP的比例提高14～15个百分点。我认为，如果在社会保障、退休金，以及全民医疗保健方面积极采取行动，这一目标是可以达到的。
我认为，主要的障碍是说服人数众多的一代中国工人和中国家庭——他们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失去了“铁饭碗”，也失去了过去在国有企业体制下享有的社会保障网——要使他们相信，开始降低过高的预防性储蓄是可行的。有人说，“高储蓄是亚洲的一种文化现象。”我完全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过度储蓄主要是一种需要，而并非文化基因使然。只要中国政府当局真正为百姓提供社会保障，劝导中国家庭降低储蓄，就可以改变储蓄动机。
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情况相当糟糕——远比官方公布的年度GDP同比数据可能表明的情况更糟。如果你按照西方惯用的方式，根据逐个季度的数据重新计算中国的GDP，就能看出，去年下半年的经济增长率大幅下跌，几乎接近于零。
在主要依赖出口的广东省，出现了大规模解雇的情况；政府承认，至少有2,000万外来工失去了工作。因此，中国再一次迫切需要经济增长，而且是立竿见影的增长。中国对此采取的应对措施是：首先，启动了4万亿人民币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其中72%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然后，放松了对银行贷款的约束。他们创造了最高的6个月放贷纪录：在2009年1月到6月期间，贷款金额高达约7万亿元人民币。
我在为《金融时报》所写的文章中指出，在我看来，由于对增长的需求是如此迫切，中国政府只能选择在很短的时间内，尽可能获得最大的增长。他们结果刺激的或许是中国经济中最失衡的部门：固定资产投资。该部门在去年年底占到了GDP的40%，现在或许已经占到GDP的45%以上。在二战后的现代化时期，在任何主要的经济体中，我们都从未看到固定资产投资在GDP中占有如此高的比例。
我认为，中国有潜力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发动机。不过，我认为，期望中国能在这次后危机时代就马上担当起这一角色并不现实。我想，中国还需要花3年更可能是5年～10年的时间，才能使其经济达到所需的那种平衡和规模，能够去填补由于世界上规模最大、最有活力、最强大的消费者群体美国消费者的衰落而将要留下的——或者正在留下的——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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