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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去MIT听Holmstrom的课,今天讲的是拍卖。一刻不停地赶回哈佛法学院,参加中午的“法、经济学和组织”午餐研讨会。主讲人本来是哈特(Hart)在MIT的学生、芝加哥大学教授Zingales,结果他有事没来,所以改成合作者哈特自己讲。哈特讲的论文是“A New Capital Regulation for Large Financial Institutions”,大意是认为应该对投资银行也实行像传统银行一样的资本充足率管制,缓解其破产后果。在研讨会上,提问最多的是Shleifer和法学院的Bebchuk两位教授。Shleifer的问题非常尖锐,引起了好几个人的争论,一个小青年帮哈特解了围,哈特当场记下了他的名字。
按照上周的约定,下午我要和哈特讨论我的论文。我以为他做完报告比较辛苦,可能需要改期,但是没收到他的邮件,于是在3点45分准时来到他办公室。他正在打电话,看上去是在说他今天中午报告的论文。一会儿,Aghion教授过来,说自己有事错过了中午的讨论。哈特似乎是把我的文章发给了Nicola(Shleifer的高徒,博士论文发表在QJE和JPE上!),然后过来和我讨论论文。他先是说了一下他对文章大意的理解,然后开始问信息结构的假设。我解释了一下。他问了几个问题,我思考后回答了他。他似乎对投资成本的假设不是很理解,因为我的假设跟他的不同,于是我想在小黑板上写一下,他不让我写模型,要我讲故事。我开始讲一个抽象的故事,他要我讲具体的故事。我想讲大学招聘的故事,他要我讲大学以外的故事。最后,他帮我从他1990年的故事开始讲起,我们才算就模型的环境初步达成了共识。接着他又开始问问题,开始的几个问题不是很难,至少我在国内时就想过。他指出一些符号不合适,我说可以改。但是接着他问了一个问题:假如将资产从你的模型中拿掉,会怎么样?我说,为什么要拿掉呢?他说我想让你从最简单的情况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我昨天刚好想了一点点,于是沉思了一会告诉他,结果可能没有太大变化,但是就不有趣了。我承认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他说,这正是他关心的问题。他让我回去按他的建议重新分析一下结果。然后告诉我,除了下周他出去之外,以后每周都有机会再谈文章的问题。他还一再强调,他不是说我的文章不对,而是希望帮我改好一点。我说没关系,你能提供意见我就很感谢了。临出门时,我跟他说伯克利加州大学的Tadelis教授昨天给我发邮件了,说得知我在这里跟他过去的导师很高兴。哈特说Tadelis下个学期要去MIT访问。
讨论进行了一个小时。出门时,天已经黑了。由于刚才注意力高度集中,而且心情有点紧张,我感到有点头晕脑胀。回家还要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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