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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经济理性不但是经济学解释外部世界的工具,而且也是经济学自身发展并取得成功的秘诀。由于理论体系的基本内核如此简明,以至于任何一个受过经济学基本训练的人都不会产生理解上的偏差,这种共识使经济学家在使用由此推衍出来的基本范畴、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时无须做任何多余的解释。这样就节约了每一个人的“交流成本”,提高了每一个人的“研究效率”,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最经济的科学。半个世纪以来,现代经济学秉承新古典学术传统,取得了许多丰硕成果,创立了一大批新兴学科,不断扩大自己的解释半径。而它所取得的每一个进展,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来自对经济理性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第一, 对经济理性行为目标认识的深化。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消费者的经济理性表现为效用最大化,生产者的经济理性表现为利润最大化。这里的“效用”和“利润”就是理性行为指向的目标。但是新古典经济学没有进一步区分“效用”和“利润”的具体表现形态,也没有考察不同境况、不同条件下经济理性行为目标可能出现的变异,从而为现代经济学的发展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例如,新古典经济学对消费者理性行为的描述基本属于短期的和静态的最大化决策。而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会根据自己一生的预期收支来安排消费,这是一种长期的和动态的最大化决策。很显然,在两种不同境况和条件下,消费者理性行为所指向的效用目标是有区别的。弗兰科?莫迪利安尼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和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永久性收入假说,则对此作了有益的补充。现代经济学关于消费者跨时期选择模型就是建立在这两个假说的基础上,他们也因此分别获得1985年和197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又如,新古典经济学对生产者理性行为的描述主要基于古典企业制度,在古典企业制度下作为生产者的厂商既是产权所有者、也是产权经营者,厂商理性行为的目标是统一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特征却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有者和经营者具有不同的目标函数。而经营者在生产过程中巨大的信息优势,又使他们可以籍此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损害所有者的利益,这就是所谓的“道德风险”。现代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契约理论和“委托 ? 代理”理论则对这种产权分裂状态下理性行为的矛盾及其协调机制做出了较为全面阐述,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新古典经济学对生产者理性行为的描述。许多经济学家都对这一理论发展做出过贡献,其中最著名的是罗纳德?科斯,他因此获得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再如,新古典经济学对理性行为的描述主要局限于个人和个别厂商,它与社会整体的最大化追求在目标和行为方式上有着明显区别。20世纪以后,现代经济学关于社会福利函数的研究和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对新古典经济学这方面的缺失无疑是一个重要补充。对此作出重要贡献的有肯尼斯?约瑟夫?阿罗和阿马蒂亚?森,他们因此分别获得1972年和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第二, 对经济理性约束条件认识的深化。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消费者对效用最大化的追求受其收入水平的制约,生产者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受其资本规模的制约。因此,以“货币”表示的资源约束(“收入水平”和“资本规模”)就成了新古典范式中理性行为唯一的约束条件。但现代经济学却从一个更深的层次上揭示出,约束人类经济行为的绝非只有“收入”和“资本”,其中“交易成本”和“信息”就是除此之外两个最重要的因素。
“交易成本”是现代经济学最重要的范式之一,它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在其开创性的论文《厂商的性质》中首先提出的。科斯提了一个长期被人忽视的问题:既然市场是经济理性最完备的表现形态,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企业?科斯的思考表明,市场交易作为一种制度安排也是有成本的,当交易的成本超过交易的效用时,人们就会选择非交易性质的企业组织。事实上,交易过程的每一个阶段,如信息的搜寻、契约的签定、合同的执行都需要支付成本。交易成本作为一种内生制约,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
广义地看,信息成本也是一种交易成本,而且是交易成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新古典理性范式不存在交易成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完全性假设。如果信息是完全和对称的,人们就不必为获取信息支付成本,就不存在有效获取信息的激励,从而经济活动也就不存在任何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新古典范式中经济人的经济理性是完美无缺的。(管毅平,1999,3-6)1961 年,乔治?斯蒂格勒《信息经济学》的发表,标志着现代经济学信息范式的确立。其后,詹姆斯?莫里斯和威廉?维克瑞都在这一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斯蒂格勒因此获得198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莫里斯和维克瑞则共同获得199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第三, 对经济理性实现方式认识的深化。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理性过于狭窄和苛刻的假设,使新古典理性范式有可能陷入循环论证。例如,没有区别的经济人、交易成本为零、信息完全性等假设使经济活动的差异性、多样性和风险性完全被理性的同一性和确定性替代了。这样,市场交易的一般均衡必然达成,帕累托最优也必然实现,其假设已经决定了其结论的必然性。面对复杂的经济世界,新古典理性范式显得过于天真和乌托邦化。
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是赫伯特?西蒙,他认为新古典理性范式建立在三个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条件上:1.给定所有备选方案的集合; 2.具有每一备选方案实施结果概率分布的知识;3.在1和2的基础上给定效用函数最大化的期望值。这些条件事实上已经假定经济人是一个具有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的“超人”。而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任何一个决策者所具有的信息、知识和计算能力都是有限的。因此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以所谓的“满意策略”代替最大化,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套有关公司和企业实际决策程序的理论,从而获得197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新古典经济学对理性行为的描述主要基于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现实生活中许多经济决策往往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于决策对手也是具有经济理性的人,当双方都按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行事时,产生的结局却可能对双方都不利。这就是所谓的“囚徒困境”。博弈论是专门研究决策主体相互影响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均衡问题的理论,“在博弈论里,个人效用函数不仅依赖于他自己的选择,而且依赖于他人的选择;个人的最优选择是其他人选择的函数。”(张维迎,1996,4)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了三位博弈论专家:约翰?纳什、约翰?海萨尼和莱因哈德?泽尔腾,以表彰他们对经济理论作出的贡献。
罗伯特?卢卡斯通常被认为是一位杰出的宏观经济学家,其实他所创立的理性预期学说在更大程度上是对新古典理性范式的深化。一个具有理性的经济人在进行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时,会尽可能考虑事物未来发展变化的趋势。这就是所谓的“预期”。而新古典经济学把预期作为一种外生变量,事实上排斥了预期对经济理性的重要影响。罗伯特?卢卡斯及其创立的理性预期学说获得了1995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第四, 对经济理性适用范围认识的深化。
现代经济学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辉煌、最激动人心的发展是詹姆斯?布坎南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加里?贝克尔创立的家庭经济学和道格拉斯?诺斯创立的新制度经济学。正是他们的理论创新,使经济理性的分析方法向政治学、社会学、人口学、法学和史学等领域渗透,从而被人们称作“经济学帝国主义”。
公共选择理论“是在把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扩大应用于集体的或非市场的决策过程中产生的”。(布坎南,1963)新古典范式中的理性只是一种纯粹私人的选择,而现实社会中个人理性还包括了对公共产品和公共事务的选择。比如选民通过投票挑选政治家,政治家通过考察挑选官员,官员通过比较挑选方案,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对当事者来说仍然是“成本”和“收益”的比较问题,政治与公共事务也是一个“市场”,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特殊的“交易”。因此,经济理性完全可以用来分析政府、政党、官员、选民以及特殊利益集团的行为。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詹姆斯?布坎南因此获得1986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贝克尔在《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一书中写到:“今天,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经济学的特点在于,它研究问题的本质,而不论该问题是否具有商业性或物质性。因此,凡是以多种用途为特征的资源稀缺情况下市场的资源分配与选择问题,均可纳入经济学的范围,均可以用经济分析加以研究。”(贝克尔,1976年,)贝克尔把经济学的方法用于分析种族歧视、法律、犯罪、教育、家庭、婚姻与生育,甚至包括利他主义与道德在内的人类行为,并因此获得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授奖词中说,贝克尔“把微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延伸到人类行为及其相互关系”,“不仅对经济学,而且也给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带来了较大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则把人类制度的起源和演进纳入了经济理性的分析框架。由于人类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天性与其认知能力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导致欺诈、偷懒、寻租、搭便车等机会主义行为,使人与人之间发生利害冲突,最终损害了人类自身利益。制度就是人们为防止这种悲剧产生而缔结的“契约”。 缔结“契约”是有成本的,因此多数情况下,人们会对不适应的“旧契约”进行某些边际意义上的改进,但改进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当改进的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或缔结“新契约”的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时,人们就会重新“签约”,从而导致制度的变迁与演进。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道格拉斯?诺斯因此获得1993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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