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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时发表演讲提出：控制房价最简单的办法是扩大容积率。认为提高土地的供给量对抑制房价作用极小，因为土地供应的弹性小，最简单的办法是扩大容积率。一线城市的房子多数在10层左右，极其浪费，把所有的住房加倍，平均20层，供给上去，就可以抑制房价。
姚洋教授的动机无可非议，从抑制房价着眼可敬。但我认为，土地供应的弹性小是伪命题。人们的住房总是要解决的，没有几个人是睡在大街上的。不在城市住，就在乡村住。不在中心区，就在郊区。不是住自己的，就是租房东的。是农民的则可能会在农村盖房。总体而言，城市居住更密集，更节约土地。
比如北漂者，在北京买不起房，会考虑在老家买，而且估计会买面积更大一些的房。农村人无法到城市定居就会在农村盖房，占地要比在城里大很多。所以在住房需求高的地方控制土地供给，总体上并不会节约土地。
其实姚洋教授也提到土地指标的流转问题，实际就是促进总量控制下的土地供给。但姚洋教授是从体现农民的权利进而市场化来解决。这里面就存在两个问题。
一个是总量多少才科学？以往的总量控制的科学性依据是什么？有没有拍脑袋想当然的成分？实际效果又如何？有的人N套房或大片地，有的人一套也买不起，以及长期空置房问题和农村建房浪费现象等，能不能靠总量控制解决？
一个是土地收益的合理性问题。因规划不同，土地增值天壤之别，这些收益农民该不该得？那些过去自愿转成市民，甚至是花钱买了市民户口的人，放弃的集体所有土地，由留存农民分享是否合理？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给农民的地，为什么只给这些人？如果说土地所有权是集体的，为什么没有转为非农用地的权利？这种所有权是不是完全的？既然不包含转为非农用地的权利，为什么国家允许转为非农地时，增值部分由这些人分享？文中还提到应该是温铁军的观点，即认为土地从农地转为非农地，属于对农民的剥夺。从以上情理看，国家给予农民的是不能转为非农地的所有权，而现在不少农民根本就不想经营农地。这究竟是不是剥夺？剥夺的程度又是什么？
我是一直主张土地完全国有的。前两天我从周其仁的一篇文章中得知，香港的土地也是政府所有的，使用权也是有租期的。令我不明白的是我们国家为何一次又一次痛失土地完全国有的机会。
如果在已往，宣布土地国有，户籍不分非农不非农，是亿万农民欢呼的事。现在由于土地制度搞成这样一种局面，估计宣布土地国有会有一定阻力。但只要中央一声令下，同时保持经营权基本稳定，把以上道理讲明，也不是难事。
研究三农问题、研究土地问题的专家，往往与农民与农村有深厚感情，往往感情用事狭隘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可能觉得不这样就对不起农民兄弟。品德是可贵的。但事实上，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加大了城市化的阻力，束缚了农民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浪费。
我的观点很明确，就是主张土地完全国有，废除户籍制度。这样的好处太多了。限于这里的主题不再论述。这里重点要说的是，总量控制是不科学的。过度补偿农民的成本需要降下来。
如果要控制，就应该全国统一限制每个人，每个家庭的住房面积。原则上每个人只能有一套住房。在北京买，你就的卖掉其他地方的房。国家要有这样专门统一的登记、收储、经营的机构解决相应问题。现存问题可以通过超面积的70年到期收回和续费加收房地产税的办法解决。如果一些农村甚至城镇的住房预计要长期空闲了，可以考虑复垦。姚洋教授认为一旦把农地为非农地是不可逆转的。这不符合事实。姚洋教授也认为有一些村庄会消失掉，消失后有更好用途的，当然用作它用。有条件复垦的，则完全可以考虑复垦。
讲了这么多，其实是要说没有必要因土地问题过度扩大容积率。因为过度的容积率，是城市病的根源，是不经济的。
很显然，建造成本提高、城市过度拥堵、电梯无谓能耗等与容积率直接相关。特别是拥堵造成的时间成本，不容忽视。导致一些人对城市化的怀疑更是可悲的。
真正论述过度扩大容积率的不经济是很简单的，关键是澄清土地方面的糊涂认识。当然，这里头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大的方面应该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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