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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人们普遍认为，如果说金融危机中存在赢家，那么其中许多都在亚洲。由于华尔街已经挫伤了美国经济，因此中国被广泛视为未来的全球第一。根据这一观点，不仅地缘政治平衡的重心已经东移，投资组合资金流也将随之转移。这就是新的投资现实。
就像大多数传统智慧一样，上述观点有一定道理。相对西方，中国的财政状况非常稳健，复苏速度也很快。在经历了1997-98年的金融风暴之后，亚洲地区总体上躲过了本轮银行业危机的肆虐。
问题出在把经济增长转化为投资回报上。对投资者来说，上海算不上是座金矿。朗伯德街研究(Lombard Street Research)的查尔斯·杜马斯(Charles Dumas)指出，经历了过去两三年的暴涨暴跌之后，今年9月中旬的上证综指是15年前水平的3.5到4倍，复合年收益率为8.5%到9%。
他恰如其分地补充道，在一个趋势实际增长率达10%、年均名义增长率达15%的国家，上述收益颇为惨淡。而且，鉴于中国股价的巨大波动性，这样的回报率还伴随着很高的风险。其它大多数亚洲国家的情况大同小异，只有印度和香港是明显的例外。
若要判断投资者未来能否获得更高回报，则有必要把中国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做个比较。当时，日本由出口带动经济迅猛增长的模式陷入了困境。随着日本成为全球经济大国，这一对小型经济体很管用的模式，忽然成了制造与美国及欧洲之间贸易摩擦的祸手。如出一辙的股市泡沫和地产泡沫的破裂，以及随之而来的银行业危机，都揭示了这一模式的破产。
在繁荣期，日本的公司资本主义对股东不甚友好。公司的运作主要是为了管理层和员工的利益。以股息形式支付的利润少之又少，管理层也不对股东负责。
尽管如此，日本国内外的投资者还是踊跃购买股票，并获得了资本增值的回报。他们的踊跃成为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就像伯纳德·马多夫(Bernard Madoff)的庞氏骗局一样，只要他们继续把钱投入市场，一切就都进展顺利。然后，泡沫破裂了。自那以来，股价就从未接近繁荣期的价位。
作为发达国家经济体的伙伴国，今天的中国也处于类似的尴尬境地。中国由低估汇率支撑的出口带动型增长模式，引发了大量贸易摩擦，而过剩的储蓄则使其手中的美元“白条”堆积如山——甚至超过了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或今天的持有规模。
其对待资本主义的方式也相对不利于股东利益。家族模式占据主导地位，这意味着，在上市公司中，长期存在与外部股东的潜在利益冲突——不透明的关联交易往往令这些股东吃亏。共产党官员可以从董事会之下的层面上发号施令，令问责制更加模糊不清。
中国距上世纪90年代日本所面临的那种结局还很远，它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还有迎头赶上的潜力。它为应对全球衰退而实施的扩张政策，把凯恩斯主义发挥到了极致，也令经济恢复了高速增长。
中期前景较为复杂。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美国和其它赤字国将提高储蓄，并容许本币走弱。日本和德国不愿成为净进口国，而几个世界大国又不可能全是净出口国。
就中国本身而言，严重倾向次优投资的财政扩张将难以为继。中国若不重新平衡经济，使其侧重于提高消费，它将很难适应更为不利的全球环境，届时国内经济增长率和就业率势必双双下降。在转型这个尴尬问题得到解决之前，股市似乎很可能会继续震荡，同时还可能出现与之相关的泡沫、泡沫破裂和治理丑闻。
此外，完全无视美国将是愚蠢的。美国拥有巨大的优势——前提是它能制定出一份可信的中期财政政策——包括优异的生产率记录，相对良性的人口状况，发达国家中最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以及民主程序所赋予的合法性。
中国干得也不差。对一个在全球经济衰退期处在追赶阶段的国家来说，中国独特的“协商式列宁主义”(consultative Leninism)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随着经济进入成熟期、独生子女政策造成的人口结构问题开始显现，中国将如何做到屹立不倒，则另当别论。经济实力的东移是个复杂现象，不可能从中得出一条简单的投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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