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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写一些对郎咸平观点的感受。
有人在“最后一场分赃”的活动中感到了耻辱，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
首先是作为知识份子的良知。如果对一项活动定性为“分赃”，只要
具备基本的职业道德，都会指出其中无法被良心所容忍的罪恶。在这
种情况下，经济学中的“寻租”恰恰可以适用于不少”经济学家”身
上，他们关心的不是职业判断，而是价值判断，为了某种价值最大化，
摒弃了学术上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考”，从经济学家沦为“经
济解释学家”。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能否定义为“一场分赃活动”。
从远处说，很多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的最大矛盾在于个人理性和集
体理性的矛盾冲突。
首先要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必然的个体差异，然后遵照一定透明的相
对公平的规则，让最善于把握宏观的人处于战略决策层，让容易在
微观获得自我价值体现的人处于执行层，人尽其才，和谐稳定，这
是一个理想国的框架。
当然，我们今天讨论的并不是理想国。但是，企业和社会（国家）
在某些侧面是一样的，有钱的人应该出钱，有力的人应该尽力，有
智慧的人应该贡献出智慧。谁也不想成为“囚徒”，这样，人们在
具有理性共识的前提下，通过合作获得了博弈中的均衡，实现了各
自利益的最大化。
完美的计划经济永远超过任何完美的市场经济，但是遗憾的是，人
们发现，不但一个人的认知是有限的，并且一大群人的认知依然是
有限的，现实社会，不可能存在着完美的计划，不可能通过计划经
济解决现实问题，更甭提实现任何人或任何集体的宏远目标。当然，
目标没有错，错的是现实路径。不可能存在完美的市场经济，但是
它具有自恰性，能在价值判断中反复摇摆，政府的工作仅仅是不要
让这个震荡过于离谱而已，这一点是可以也是必须要做到的。
后来，囚徒们开始尝试用市场经济规则来建立共识，丢掉包袱，一
切向前看。什么叫做一切向前看——这就叫做理性共识。具备共识，
是囚徒们走出困境的首要条件，我们获得了“有关历史问题的若干
决议”。当谁都急于摆脱“两个凡是”和“凭票供应的现状”的时
候，产生了理性共识，也就为当时的最佳均衡的取得提供了必要的
基础，当两个囚徒都认为有必要合作的时候就会合作，即便12亿个
囚徒也是一样。
毛主席有一句话说的不错，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
和次要方面是可以互相转化的。10年之前，我们的政治书上写的确
凿无疑，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存
在着巨大的矛盾。我们不谈政治，看看现实。市场供需矛盾已经转
变的位置，“凭票供应”早已为“减仓跳楼大甩卖”所替代。
同样，改革之初的“理性共识”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现在的问题
是为什么他们少数人处于社会资源再分配过程中的优势地位？当大
家多多少少都被“启蒙”了后，先前的理性共识就危如垒卵了。如
今，很多所谓的“仇富状”群体都反复呼喊着“谁动了我的奶酪”，
这个比“私营企业家能否入党”更容易受到关注。
搭便车的人和不得不搭便车的人都突然下车，开始质问司机起来。
强调“白猫黑猫”是突出了资源分配的效率，走一步看一步体现了
实用主义的精髓，但是，这种效率优先的原则是需要一定规范去驾
驭的，如果利用先赋性的优势，在表面的市场运作背后明取豪夺，
则不再是一种经济效率的体现，而是一种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两
极分化社会失衡问题。
能够从“分赃”中获益的必然支持，受到隐含损失的，虽然无法明
目张胆地反对，自然也是愤愤不平，甚至积累起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走极端都是不好的，究竟现在应该如何看待当时和现在的经济发展
轨迹，是否承认那些“摸着石头过河的人”付出了额外的效率，究
竟谁应该为那些额外的效率埋单，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否算是
“分赃”暂且放下，重要的是能否寻找一种既让大多数人满意，又能
让社会全部资源得到高效率使用的机制。如果没有相对完善的机制，
或者说，刻意中为了逃避“合法性”而保持“法”的缺失，任何的
“委托—代理”都是骗人的把戏而已。郎的观点总体感觉上是矫枉过
正，他仅仅是“很难对一致性感到满意”中的一员而已，但是没有
如此的矫枉，恐怕更多的人会肆无忌弹了起来。
一个具有共识的民族，即便可能犯错误，也是一个存在希望的民族。
不要再挤压社会其他阶层的生存空间和思考空间了。在获得路径前，
应该尝试建立广泛的共识，所谓广泛，首先不能替代别人或者是哪
个阶层做出价值判断。能否协调好“需要后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
已经是不仅关系到能否建立和谐社会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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