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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2009年重点课题《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揭示，中国的贫富分化在急剧加速。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在城镇居民内部差距、农村居民内部差距、城乡居民之间差距中，城乡差距最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在2007年达到64.45%。
另据不久前公布的胡润百富榜，2008年中国身价超过10亿美元的富翁人数从101名增至130名，仅次于美国。而前1000名最富裕人士的财富总和从4390亿美元增至5710亿美元。中国的贫困人口估计接近3亿。按世行推荐的人均每日1.25美元的贫困线推算，这3亿人一年全部的财富不足1370亿，还不到前1000名最富裕的中国人一年5710美元财富总额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一个顶尖巨富，占有的财富相当于120万个穷人的家当。更令人忧虑的是，这样惊人的贫富分化还在愈演愈烈。目前我们还看不到有什么强有力的社会政策遏制这一趋势。
我的新著《仇富》批判的，就是那些口口声声要“保护富人”、不给老百姓的拆迁房以市场价格补偿的“主流”知识分子们。这些人的观点是，市场经济必然带来贫富分化，而贫富分化刺激人们积极创造财富，最后全社会共同富裕。或者说，先把饼作大了，分起来即使不均匀，小小一块也有不少了，穷人会受益。而如今的现实是，饼确实作大了，但出现了一个人占有了120万人财富的奇观。
马克思最早提出了“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的理论。他曾非常形象地说：“房子不管是大是小，只要邻居的房子都很小，这房子就满足了作为住宅的基本社会需要。但是，一旦边上立起一座宫殿，这房子就马上缩小到一个小茅舍的程度了。”我相信，中国弱势阶层在这些年所经历的主要还是“相对贫困化”，问题是，饼作大是否就可以把如此惊人的“相对贫困化”正当化呢？
流行病学家Michael Marmot曾在1960-1970年代研究英国公务员的健康。他发现，底层公务员的压力荷尔蒙水平明显比自己的上司要高，虽然这些人的工作、生活、和医疗有相当的保障。另有对孪生子的研究表明，他们虽然基因相近，但“跌入”劳动阶层中的明显比在专业阶层的孪生兄弟或姐妹的健康状况要差。美国的研究则表明：收入水平最高的5%比收入最低的10%人口的寿命要长九年。新西兰的人均GDP比美国低两万美元，完全属于不同发达程度的国家。但是，基尼系数比美国低一截，人口平均寿命比美国几乎高了一岁。更有意思的是，即使集中比较富裕阶层，均富的发达国家的人均寿命也比美国要长。同时，在同等发达程度的国家中，均富社会的犯罪率也要比贫富分化社会要低得多。
这些现象如何解释？学者们还没有一致的结论。但是，贫富分化对社会的摧残，已经显而易见地渗透到了人的生理层面。以加大“相对贫困化”的方式来降低“绝对贫困化”，未必就是社会的进步。一个健康的社会，要让所有成员都感受到自己的价值，而不是觉得自己越来越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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