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经济学家提出的“幸福悖论”是指――人平收入增长与幸福不相关,推而广之,人在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后再增加物质财富以及权利、名誉等外在的因素不能带来幸福或者说“主观幸福感”的增长。幸福经济学家对其原因的解释主要是两个效应:第一,适应效应,即:当人们改善了了物质财富以及权利、名誉等外在的幸福条件以后,开始的兴奋与快乐会随着习以为常而回到原来“平常心”状态(正性的适应点(positive set point )),因此,主张脉冲式激励;第二,社会比较效应(其他的诸于位置消费理论、相对收入说,也是一个意思),即:人们总是向更高水平的人看齐,所谓强中更有强中手、一山望见一山高。
我同意幸福悖论的结论事实。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解释是不充分的。第一,适应效用没有考虑生活质量的提高,富人丰富的物质基础已经为其改善生活内涵提供了条件,刀耕火种与机器耕种给人带来的闲暇是不一样的,有位哲人说过:闲暇是智慧的基础;第二,社会比较也忽视了人向下比较的人性特点,所谓“他人骑大马,我独骑驴子;回看挑柴汉,心下乐些子”。因此,他们忽视的第一点可以解释横向比较的结论――富裕国比穷国人均主观幸福指数高,他们忽视的第二点可以解释“幸福跑步机”的复杂性和统计差异。按照这种适应说和比较说的解释,要使人们幸福就得或者不进步(因为迟早会适应)或者向下比(不求上进)或者实施平均主义(庇古早就提出了),这些做法显而易见都不能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使人类真正的幸福。因此,基于幸福经济学关于“幸福悖论”的解释很难让我们找到解决悖论的办法,这种解释是不可取的。
我认为,更有力的解释应该从佛教的经典里寻求答案,并能让我们找到走上幸福的康庄大道的法门。
佛组出家是因为体悟到了人生八大苦。《阿含经》说八苦即: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所求不得苦、五取蕴苦(五蕴即: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此为一切苦之根源)。我用之来解释“幸福悖论”也许更有说服力。我认为,物质财富以及权利、名誉等外在幸福条件的改善,是否能增长幸福取决于财富等的获取是否符合利人利己的原则,取决于人心的觉悟。如果殚精竭虑以牺牲健康(包括自身和环境的健康)为代价,则生、老、病、死之苦会加剧,很多人年轻时以命换钱、年老以钱换命,一些国家走先增长后治理的发展路子,财富之增长怎么会带来幸福呢?如果财富的获取是通过损人利己的零和博弈手段,则会与“别人”(别人、别的组织、别的国家、别的自然生物)发生冲突,产生怨憎会苦,“别人”如果报复就会更加的痛苦;此外,人的本能(也许是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超我”)知道个体是必须依赖群体的,零和博弈与人的本能违背于是会产生想蕴、行蕴、识蕴之苦(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因果之律,内心就会滋长莫名其妙的烦恼之苦,因为本能与“超我” 或二者合起来在不自觉的做自我批评,做了亏心事最帕鬼敲门)。此外,获得了财富等又往往担心失去,车子会坏、房子会旧、钞票会贬值、名誉会被人超越、权力会被取代等,于是,产生爱别离苦。幸福经济学家的所谓“社会比较”效应实际就是所求不得苦――因为还没有得到更高水准的财富等。
由此可见,佛教经典的解释更充分,同时也揭示了离苦得乐的途径:第一,财富等的增长必须利人利己,不得以损害“别人” (别人、别的组织、别的国家、别的自然生物)幸福为代价,应该以所有众生福利增进为圭臬,实现科学发展和德福同一;第二,把财富等当作人类实现幸福的手段,而不是执著而将外物当成了目的。例如:一个人中奖发了财并觉悟了,于是用之解决生存基础和改进学习条件,从此更好的去求真、求善、求美,这个人就会免除上述“八苦”,人人如此,幸福悖论就不存在了。
2009年11月18日23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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