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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冯兴元：
在中国，很多人都选择把余钱存到银行，而且因为外汇管制，一般的民众也很难投资于外国资产，只能由****购买低回报率的美国国债。而且****持有的外汇储备，实质上是老百姓的钱，因为****是通过发行对等数量的人民币强制收购的外汇储备。可见，中国的问题不是缺乏资金，而是需要把死资本变成活资本，也就是要开放资本市场，开放各种投资机会。
提到比较优势、我们需要考虑多个概念，包括比较优势、绝对优势、竞争优势、产业内贸易等概念。林毅夫讲的中国要依赖廉价劳动力，这是一种狭义的比较优势观。各种优势和贸易机会都需要利用。所有这些概念，即然被利用起来，是因为各国企业之间存在更广义的比较优势，这些优势我们都要利用。我的同事胡必亮教授与林毅夫正好反过来，主要强调中国要发展和利用竞争优势。产业内贸易的重要性不可低估，目前，大约60%的欧盟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额都发生在成员国之间，中国也需要同周边国家和环太平洋国家加强贸易，这些国家搞自由贸易的话，各自大约60%的进出口贸易可发生在这些国家组成的大自由贸易区内。WTO的规则框架要求比较低，我们可以和周边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更高层次上推动自由贸易。
哈耶克、米塞斯和布坎南都讲到“交换秩序”。“交换秩序”一词源于古希腊。那时人们就开始讨论“交换秩序”，意指交换增加双方的物质利益，而且化敌为友，增进和平；两千年前的中国，孟子也提到了“通功易事”，就指分工合作，互通有无，拿多余的换没有的。可见中西方对自由贸易能增进福利是有共识的。
同时，贸易还会带来商务成员组织（Business Membership Organization）的内生发展。中国古代曾有很多行会、帮会，而建国后，行会或者商会组织多带有较强的官方色彩，自发产生的虽然有，但不多。我的问题是，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下，如何促进商务成员组织的发展？这类组织在促进全球自由贸易方面又能起到什么作用？
汤姆·帕尔默：
首先，我很赞同你资本不平衡的观点。中国的储户把钱投在美国国债上，不是因为美国国债的收益率高，而是因为它相对安全，且中国国内资本市场的投资机会很少。所以，如果能开放资本市场，中国将会受益良多。另外，投资于美国国债的人认为国债很安全，而一旦美国违约，会让这些人措手不及。有人认为这不可能发生，但我不这样认为。美国的债务正一路飙升，我不排除****违约的可能。采取了当年阿根廷****的政策，就会导致当年阿根廷的危机。我希望我把我对美国政策的不满表达清楚了。过去二十年来，美国出台了许多和阿根廷当年相似的政策，花起钱来就像一个周五晚上刚上岸，喝得烂醉的水手一样。
其次，我认为林毅夫的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廉价劳动力并不是比较优势，而是人们希望消除的状况。就像说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是贫困一样，贫困绝不是比较优势。德国的劳动力非常昂贵，但其生产力一直很高。建立于自由市场和良好基本面上的好的经济政策，会提高中国工人的工资。我们需要做的是，让市场来发现比较优势。
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贸易协议的提议，我百分之七十五地赞成。区域自由贸易比不自由贸易要好，但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带来一定的危险。以爱沙尼亚为例，该国曾经把关税降到了最优水平，即零关税。但爱沙尼亚出于两个理由，想加入欧盟，一是向欧洲其他国家出口时享受零关税，二是安全上的考虑。俄罗斯****对爱沙尼亚充满敌意，一直想把爱沙尼亚收回。最后，爱沙尼亚以高昂的代价加入了欧盟，他们必须提高对俄罗斯等国的关税。尽管领导人们认为贸易失衡这个代价是值得的，因为他们的安全受到了保障，并享受到了欧盟的自由市场，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好处的成本是很高的。所以，我担心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导致贸易区的产生，而亚洲贸易区、欧洲贸易区和美洲贸易区的出现对全球贸易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现象。
希腊的“交易秩序”是个很美的词，因为它的本意是指把敌人变成朋友，这也正是贸易的结果。按照通常的看法，拿走我们东西的人是敌人，但当他们以我们更想要的东西为回报时，他们就变成了朋友。所以，我们需要提醒人们，贸易可以创造朋友。
至于最后一个问题，我曾有幸同温州一个商业俱乐部的成员们进行过交流，他们都非常有趣。大部分人没有上过大学，其中一些还不精于世故，但他们都非常聪明，敏锐，我觉得他们比大部分北京人都懂经济。他们为成员提供一定的福利，并与律师合作，为企业提供法律支持。对一点他们认识得非常清楚，那就是商业运营可以创造法律。美国法学院和中国法学院教授的都是立法机构制定法律，但这些人知道，是他们在制定法律。每次签合同时，他们都在制定法律。我们还谈到了建立私人仲裁制度，以便商人们自行解决商业纠纷。有趣的是，这些人并不了解商人法的历史。实际上，欧洲商人法和英美普通法是由商人们创立的，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因为商人制定的法律是为商业服务的。《商人法》就强调简单、公平、快速的裁决。而其中的很多专家，并不是哲学教授，而是商人。如果我对中国经济有一点点了解的话，我认为问题就出在中国缺乏法律环境上。所以，我们看到了很多丑闻，像去年的三聚氰胺事件。恕我直言，中国****似乎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枪毙一些人解决，其实不然。我们需要建立良好的法律环境，这样人们才会守法，枪毙食品安全部部长则不能达到这种效果，能建立法律环境的人是商人。我希望中国****部门能认识到，商人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应该让他们加入到商法的制定过程中去。再提一句，美国的商法并不是立法机构和政治家起草的。《统一商法典》就是由审阅过无数商业合同的商务律师草拟的，每过几年，他们还会根据商业惯例的变化对《统一商法典》进行修订，然后提交给立法者，由他们投票决定是否通过。所以，政治家们并不制定法律，制定法律的是那些进行商务活动的商人们。
赵农：
汤姆·帕尔默先生的演讲非常深入浅出，对问题的回答更加精彩，我对此表示由衷的欣赏。
自由贸易虽然好，但也非常脆弱。我这里举两个事例。第一，去年国际粮价上涨的时候，中国、乌克兰、越南等纷纷表示要限制出口，以防国内粮食供给不足。这显然与自由贸易的原则相悖，价格上涨时应该把库存的粮食卖掉以挣得更多的收入才对。第二，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也出台政策要求****购买本国产品，这是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自由贸易下，应该什么便宜采购什么，而不是由****指定。我的问题是，如果中国把物美价廉的产品出口到美国，而该产品在美国已经有工厂在生产了，众所周知，资金和人员的流动不可能在瞬间完成，那么，美国有什么机制能既确保自由贸易，又避免国内行业受到的进口品的冲击呢？另一个问题是，作为中国，是否还需要采取额外的措施，以帮助美国解决这些问题？
汤姆·帕尔默：
我完全赞同自由贸易很脆弱的观点，并认为对其需要不断强调。“买美国货”的政策明显违反了自由贸易的原则，WTO对此有相关的制裁机制。但从更深的层次来看，“买美国货”对美国本身也是有害的。它使美国的一部分人受益，而全民都要为此付出代价。新闻中曾报道过这样一件事，这项愚蠢的法案通过后，威斯康星州安装了一个水泵以控制污水处理系统。有人说：“天哪！这泵是加拿大生产的”。由于那是个****项目，人们就把水泵拆除了，买了美国生产的水泵装上。这一举措花费了一大笔纳税人的钱，但美国造的泵并不比加拿大的质量好。这对美国人来说，是纯粹的福利损失。“买美国货”的政策给加拿大水泵制造商造成了损失，但更重要的是，它也损害了美国人。那么，加拿大****应该怎么做呢？他们也要出台“买加拿大货”的政策，像美国伤害美国人一样伤害加拿大人吗？“买加拿大货”的政策真的能使加拿大人受益吗？我不这样认为。小时候，每当我抱怨，“其他小孩都这样做了，为什么我不能”时，妈妈就会说：“如果其他小孩都从悬崖上跳下去，你也跟着跳吗？”所以，美国****做了蠢事，其他国家不应该效仿。不能因为别人伤害了他们自己，我们也要跟着伤害我们自己。著名经济学家亨利·乔治也指出，每当我们限制贸易的时候，我们就在像对待敌人一样对待自己。当和敌人交战的时候，我们会封锁他们的港口，而支持贸易限制就是在封锁我们自己的港口。如果封锁敌人的港口有损敌人，那么封锁自己的港口也有损我们自己。所以，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应该如何应对呢？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效仿。此外，通过外交手段让美国****认识到他们的政策有多么愚蠢。总之，应对他人错误政策的方法是自己采取正确的政策。而中国也确实能从单边贸易举动中获得可观的利益。
对于后一个问题，我们需要认识到，“买美国货”政策的最大输家是美国。其实，对中国轮胎35%的惩罚性关税在美国国内也受到了媒体的批评和嘲弄。所以，约束****的类似行动是美国人的责任。这里我再加一句，中国****最糟的对策就是限制鸡肉进口，这将导致中国鸡肉价格上升，无异于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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